[经济分析]2017年中国经济九大变化

【变化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2016年三季度GDP增幅达到6.9%，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即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诸多原因：

一是从供给方面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正在放缓。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要想GDP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增长。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预计，在2006年至2025年的20年时间里，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略微下降，增加的资本投资产生的效率将大不如前。即要保持GDP增速在9%左右，未来10到20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必须在3.6%至4.9%之间。如果将总体劳动力开始下降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加上投资占比不再上升，GDP增速要维持6%左右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达到2.1%的水平。然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全要素增长率要比这一水平低得多，目前在1%左右。

二是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过，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变化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改革。

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变化三】：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观中，企业垄断着地域优势，就垄断着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和用户。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域优势将越来越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倍增，移动端购物将成为主流。手机就像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用户不用花费高额的外出成本和时间，就可以完成购物需求。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消费人群逐渐老龄化，而80后、90后、00后正处于消费的增长期。而传统企业的消费观念、管理体制及产品观念都比较陈旧，如过去的时代对产品的追求是“有”就可能满足了市场，“卖出”就代表着产品已经销售，“听话”就是管理等观念等。但这已无法满足当今80后、90后、00后的消费观和求职观，产品也无法契合他们的审美。因此，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变化四】：城镇主导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只进城务工，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171%；但如果农民进城务工并且成为市民，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214%。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变化五】：“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外界形势，促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同时，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主要表现在：

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2008年至2015年，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指出，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中国则需要0.96美元。

二是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

三是原材料成本提高。中国是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许多指标都在世界各国100位以后。如，辽宁是产煤大省，有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等，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缺口已经高于70%。

四是土地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主要原因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且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

【变化六】：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是什么经济？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服务经济的定义有两种：一是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二是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

前一种定义可以用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来衡量。虽然从总量来看，2016年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占当季GDP比例为44%，仍然不到一半；但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在同期已经达到58.9%，6.9%的GDP增速中4.1%是由服务业拉动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10年四季度的不足4成，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成。从宏观角度不难看出，服务经济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大方向。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互联网+”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实际上，不少领先的工业企业正在服务化转型，比如年销售额近3000亿元的华为，一般会被归为制造业，实际上华为自身定位是“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端到端ICT解决方案和服务”，它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仅局限于通信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硬件设备只是服务的载体。

【变化七】：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

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化八】：“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30年过去，随着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数十年来首次下降。近一年来，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说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在理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训技术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未来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

根据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变化九】：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因此，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

环境保护也将在各种压力形成的夹缝中前行，艰巨性前所未有。因此，为了让环境保护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建立科学、稳妥的发展战略。根据2015年国务院发布《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监测全覆盖。环保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超过1400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338个地级城市可实时发布空气污染物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