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破解之道(上)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应以更高境界、更大格局和更宽视野把握“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向经济发展主战场，由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驱动的新经济正承担着中国发展新引擎的战略考量。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上半年数据显示，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新的动力在增长，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3.1%，战略性新兴产业二季度增长了11.8%，上半年网上零售额增长28.2%。①马建堂（2016）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顶住下行压力，实现6.7%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经济的异军突起。②由此看来，新经济正在引领着经济增长新周期。在当前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下，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冲破“三期叠加”制约和迈向经济发展“双中高”目标的必然选择。如何认清和破解发展新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届关注的焦点。

一、新经济的内涵特征及重要性

（一）新经济的内涵阐释。

美国《商业周刊》在1996，年首次提出来新经济概念，新经济一般被认为是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引起生产力发展出现重大突破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层面的知识经济。准确说来，新经济就是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由现代信息技术和制度创新催生的以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等六新综合的经济形态。但是，在中国经济体不断转型升级情境中，新经济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一些深刻变化，新经济已从纯粹的信息技术层面拓展到重大的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制度演化等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复杂综合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复合概念。

（二）新经济的基本特征。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是它能进一步软化产业结构，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使经济持续增长。③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产业和经济形态，主要依靠知识和创新驱动发展，而不是依靠要素驱动发展，新经济的发展是集约式发展，是传统经济的升级版，是市场经济的高级版。新经济的核心元素包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技术等，是以IT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为一体的一种经济新形态的展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和技术创新为支撑，知识资产的积累作为企业产业成长的关键要素，具备知识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新经济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来推广新技术的应用领域，进而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创造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来满足人类的新需求。从美国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发展历程看，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呈现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率和高增长的特点。④从覆盖领域看，新经济涉及面较广，不仅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形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⑤

（三）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

1.发展新经济可以创造新动能、传递新动力。新经济是由技术变革和知识创新驱动的经济。一方面发展新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和催生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快速成长，创造新的供给和新的消费，助推消费结构升级，提升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实现新旧发展动能快速有序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有效突破“三期叠加”的制约，进而有效遏制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发展新经济能牢牢把握以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发展契机，激励产业企业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和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创造新产业的同时，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和机遇。

2.发展新经济可以填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经济缺口。发展新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的。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是针对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也包括培育创新型主体、形成新动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要素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二者目标是协同一致的。⑥另一方面，发展新经济可以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经济是基于“双创”、互联网平台和分享经济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切实减轻了去产能中职工再就业安置的压力。同时，新经济是技术、知识和创新驱动的经济，而不是政策驱动的经济，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顺利进行，使改革具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和时间。

3.发展新经济可以有效平衡经济结构。发展新经济可以促进供需结构、投入产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新经济可以通过生产技术变革和流通技术创新来优化供给需求结构，以新需求为导向创造新的供给，不断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发展新经济可有效提升资源禀赋中知识和技术所占的比重，通过知识扩散、技术溢出和创新驱动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发展新经济可以通过“众创”、“众筹”、“众扶”等新平台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使人民群众的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进而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平衡收入分配结构；发展新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和创造新产业，加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跨界融合，优化平衡产业结构。

4.发展新经济可以引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高端。发展新经济可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培育新动能，打造新引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从发展经验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收获了发展新经济的“巨大红利”，美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经济以来，经济实现了连续120个月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最佳状态，这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的最大贡献。⑦当前美国的谷歌、苹果、IBM、微软、英特尔等公司的蓬勃发展，给美国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动力。德国同样得益于新经济对传统制造业的革新和升级，德国工业4.0就是在此中孕育而生的，是指利用物联网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和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性化的产品供应。⑧毋庸讳言，新经济已经引领着发达国家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攀升到价值链的中高端。

二、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新经济相关的制度供给创新不足。

目前，我国的体制机制环境还不能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新经济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清晰。政府对市场行政干预较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制度建设滞后，新经济有关的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政府的管理理念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较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易成本。如以新经济为代表的跨境电商行业，2016年5月，跨境电商新政实施一周，郑州、深圳、宁波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单量分别比新政前下降70%、61%、62%；新政实施一个月，绝大部分的跨境电商企业交易量都大幅下降，行业平均下降了40%～50%，影响比较小的企业也下降了20%～30%.⑨另一方面，缺乏宽松、高效的配套制度体系。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陆续诞生和崛起，但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严重阻碍了创新创业的激情，显然，在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层面缺乏一套必要的融资制度体系。如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普惠金融性质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在政府严格监管下几乎与非法集资“划了等号”。

（二）核心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落后。

目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与发展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比较落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金融资本和创业者融合的深度不够，持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创业空间有限。在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的1万米，目前，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已达2500米和4000米，而我国大多小于500米。材料是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但是中国在现今高端材料研发和生产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关键高端制造材料远未实现自主供给。⑩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为代表，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智能机器人技术、4G和5G通信技术，以及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材料等技术研发和应用均处于起步阶段，部分甚至处在概念的认知层面，与发达国家应用差距较大。⑪例如，中国是世界制笔之乡，但是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都是掌握在瑞士、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很大一部利润被他们攫取，每支笔留给我们的只是蝇头小利。

（三）以“互联网+现代制造”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发展严重滞后。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虽然在服务业上新经济运用领先世界，BAT在世界IT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电子商务、物流供应、O2O、互联网金融等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目前的“互联网+现代制造”、智能制造和智慧生产等产业才刚刚起步，以“互联网+现代制造”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还远未形成。黄群慧（2016）指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主要有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核心环节的关键技术设备还受制于人，智能制造的标准、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各类智能制造管理模式还亟待培育推广，智能化集成应用领域非常有限。众所周知，现代产业体系的创新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先进制造业主导着未来世界财富分配的格局。从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其“再工化”的核心本质是生产方式变革，根本特征是“互联网+工业”，工业互联网更加重视网络、软件、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工业服务方式的变革，GE公司已经是“互联网+工业”模式的典型代表。换句话说，美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以“互联网+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的构建。

（四）监管模式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新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行业边界，开辟了新的领域，与此同时，监管模式和现有法律法规变得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监管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发展新经济需要的新规则、新理念和新治理的“软实力”缺失；监管技术手段落后，缺乏应用与监管配套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固化盲目的“监管思维”，严重缺乏创新性，现在很多新经济领域呈现出平台化、个性化、网络化和跨界融合化的基本特征，客观上要求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更加开放包容、协同有效。但是目前对新经济的监管存在政府、市场与社会权界模糊，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公平准入等层面存在一定的市场壁垒。如2015年底为响应治理P2P乱象，许多地方工商部门自行停止办理带有互联网金融、理财、金融信息服务等字眼的经营内容的主体登记。⑫另一方面，法规政策严重滞后于新经济发展。一些领域的法规政策跟不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步伐，对一些《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修订滞后，法规体系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新经济的羁绊。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的信用体系、数据共享、隐私保护、研发激励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部分新经济领域的标准规则还比较欠缺。

（五）发展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一是政府对发展新经济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当前，我国发展新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建设信息高速的软硬件极度缺乏。二是新经济的核算体系和方法不完善。在我国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形态大量涌现，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概念边界还没有完全厘清，现行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新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很好地反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在引导研发投入、技术变革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政策层面有失精准性，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方法上还没有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三是对新经济的内涵外延研究不足。新经济概念首次写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更多的研究，包括发展规律、路径、整体的架构，需要更加深入地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探索。尽管目前已出台了很多政策举措，对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非常重要，但确实存在着这些政策与新经济发展需求不配套、不协同，甚至相互对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