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融合创新及其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重塑下北京创新驱动发展格局研究》(批准号：14ZDA02)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化分工以及国内开放政策等多因素的聚合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的要素驱动经济发展模式举步维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中国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始终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相继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3个纲要。这3个纲要作为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科技、教育、人才3个优先发展的战略，构成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科研水平，增强成果转化能力，完善知识产权战略等内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基于对发达国家创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融合创新的理论体系是探讨如何以创新来驱动增长的一次理论创新。融合创新的核心理念在于综合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创新的子领域，打破科研及社会经济等功能领域的藩篱，以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社会公平和财富增长为目的，对创新增长模式进行再思考、再设计、再创新。在地缘方面，融合创新的实证研究涵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实际状况，对中国可持续、均衡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了推动融合创新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本文通过对融合创新的概念、关键支撑、模块构建和路线图的阐述，尝试建立一个广泛的、集成导向的、跨学科跨部门的创新路线图，探索综合解决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之道。

二、融合创新的理论框架

(一)对西方创新理论的批判继承

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发表以来，技术创新作为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商品的重要工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von Hippel et al.，2011)。随着早期创新技术的发展，学者逐渐发现创新过程各环节中的线性流特征，即基础学科→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逐次渐进过程(Rothwell，1992)。早期线性创新实现了从上游的科学投入向下游创新产出的链条式知识和资源流动(Baumol，1998)。但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入，创新活动的非线性特征逐渐显现。如逆向创新理论强调基于新兴市场的创新能力，描述了率先在发展中国家完成创新过程并将创新成果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过程(Max Zedtwitz et al.，2015)。

早期线性创新模式的缺陷为其他创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线性创新活动中不同主体协同参与的试错活动促进了新创新思想的产生。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活动与资源匮乏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并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为了协调这一矛盾，集成的思想开始融入到创新实践中，即将资源的有限性整合到技术创新的考虑因素当中，并形成了节俭创新理念。节俭创新培育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双向互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创新理念，形成了改变技术与社会进程的破坏性创新理念，构建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开放创新(Anonymous，2003)与创新网络思想(Rycroft et al.，2004)。这又进一步推动了系统创新理念在创新实践中的出现，系统创新(Orton et  al.，1990)将创新活动置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背景之下，强调不同知识类型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发挥创新平台的耦合效应，形成全系统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些创新思想的出现都为融合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融合创新概念的提出

上述创新理论文献的回顾表明了技术创新的积累固然重要，但实现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依赖于“对创新路径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融合创新并非否定前文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和创新模式，而是根据当今世界现实对其批判的继承。融合创新作为一种方案导向的路径，强调从整体出发，深入研究和分析创新的发展规律以及创新各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融合创新通过系统集成化策略，将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将个人与社会视为集成复合整体的组成部分(Dubé et al.，2012)，其中，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动态变化、相互影响。融合创新重点强调在3个维度上的融合。

(1)融合创新强调对创新目标的融合：传统创新活动强调解决特定问题，而融合创新旨在寻找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社会公正和财富增长的交集。创新，就其本质而言，是旨在提高资源转化效率的经济、社会活动。然而，广义的转化效率不仅要考虑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还应从整体社会、整体环境的角度来综合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融合创新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在创新领域的集中体现。例如，二战后的农业和食品技术革命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食品供给，然而这些技术和制度创新却造成了现在的生态灾难、收入不公和公共健康问题(如，肥胖症等非传染性疾病)。同时，成本高昂的医药和健康领域的创新活动却一直集中于治疗而非预防。按照融合创新的思想，如果将绿色农业革命的目标与营养和健康研发目标相结合，最终就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人类创造更多福利。

(2)融合创新强调对创新主体和创新受益者的融合：以往创新思想是创新由企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主导，而融合创新则强调创新实践的相关主体，包括政府、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同行动。早期线性创新模式借助金融资本、企业家精神和规模化生产实现“超级竞争态势”，即发明家和企业家以最快方式打入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同时消费者获得廉价、高质的产品。融合创新思想摆脱了传统的线性创新路径，强调创新活动的影响涉及到全社会各个层面。因而，融合创新战略应建立在对创新利益相关者系统性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大学、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大众消费者都可以成为创新活动的组织者、主体和参与者。在这种创新模式下，不同层次、不同创新主体聚焦于新产品、新流程或新组织结构的应用，将制度、政策、组织结构等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通过各主体间复杂互动与交互影响，释放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从制度视角，创新系统扮演着一个动态整体，组织或个体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流通构成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系统。

(3)融合创新强调跨学科方法的融合：融合创新强调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和相互支持，包括个人及组织行为、金融、环境、健康、信息、制度等一系列自然及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工业革命促进了科学发展与学科分类，但学科和相关技术的细分造成了各个领域内创新活动在技术层面上各成体系，却鲜有交流。现存的人类知识在这种割裂的学术思维体系下难以形成合力并在最大程度上为社会创造价值。基于对创新目标、创新主体以及创新体系的融合协同，融合创新建议通过系统创新在学科之间建立相互联系和信息共享，尤其是桥接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伴随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拓展，系统创新方法不仅指导技术创新的实践，而且可以有效地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走向市场。

因此，本文提出融合创新是一种通过采用模块化集成策略，按照创新路线图，将政府、企业、科研院校、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聚集，将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包括组织结构、社会进程、金融管理、制度机制方面的创新)相结合，利用跨学科跨部门方法，寻求应对创新活动中复杂性挑战解决方案的创新。融合创新的长期目标是探索出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社会公平和财富增长的发展新路径。

(三)融合创新的关键支撑

人类行为决策科学的支撑。融合创新理论认为，无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无论创新的受益者是消费者、厂商、还是全社会，人在复杂环境下的决策是创新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类行为决策科学研究在理性和非理性条件下，个人与组织决策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方式。传统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忽视政策对象个体兴趣、偏好以及组织文化等因素对决策可行性的影响，造成政策难以推进实施。因此，在研究制定和执行创新政策时，理解人类行为决策科学尤为重要。个体和社会创新实践过程通过嵌入人类行为决策科学相关知识，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推广，同时提高了组织结构和制度变革的可接受度(Benartzi et al.，2013)。这种知识通过不断优化政策工具箱，丰富了政策、制度选择设计多样性，同时通过优化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引导个体按照个体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行为并保证其选择的自由。

私营企业的战略参与。私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融合创新的系统变革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在融合创新中，私营企业需要转变过去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企业创新和商业战略的核心原则之一。同时，新时代的企业，无论是大型公司还是中小企业，都必须转变传统盈利单一目标导向，调整企业发展策略，从权衡、竞争、零和博弈向协同、合作、非零和博弈转变，更好地利用企业作为多层次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变革的催化剂，实现区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集成发展。

社区动员和跨部门协作行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联通性，使得城市和农村的社区能够更好、更快地被组织动员起来。面对复杂化、多层次的社会生态系统，社区成员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实时交流，为融合战略下跨地区、跨部门之间的协作提供了可能(Wasko et al.，2009)。此时，社区成员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协同行为的创造者和践行者，不同社区成员之间围绕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理念开展的跨部门多层次合作，不但推动了社会化管理持续、平衡发展，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互动和商业活动的核心驱动力。

信息通讯技术大量功能实现。信息通讯技术的数字化核心是将市场价值链、组织内外、制度运行中的管理数据数码化并加以分析(Berente et al.，2012)。当前，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等通过对物资流、资金流和知识流等相关信息资源的实时集成，推动组织决策、运营和监督等职能实现。信息通讯技术系统将松散耦合、相互分离的组织集成(Orton et al.，1990)，为融合创新的模块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撑。Zammuto等提出了信息通讯技术推动新型组织结构安排和实践产生的5个核心支撑因素是：整体过程的可视化；实时灵活的产品流动；服务和程序的创新；虚拟集中的合作；复杂线性动态和预测产出的仿真模拟(Nidumolu et al.，2009)。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提供的数字化集成为融合创新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四)融合创新的构建模块

为了理解融合创新体系自我支撑过程中参与主体、影响因素等，本文重点介绍融合创新的5个构建模块——技术、组织结构、社会过程、金融和制度。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通过研发、生产、销售将市场潜力成功转化为市场价值的循环过程。首先，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多元创新主体的融合以及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创新，而要加强互动创新就必须解决创新交易过程中的财富分配和风险共担问题。其次，技术创新源自创新需求，由于创新收益并非即刻呈现，缺乏社会需求创造，将导致创新生产企业相比于常规生产企业付出更大的创新成本，这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社会管理创新相融合，平衡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供需矛盾(Dube et al.，2014)。第三，有效的创新投资需要变革传统创新利润导向模式，在技术创新战略选择过程中，将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平衡性协同产出视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以公共健康产业为例，目前公共卫生作为一个产业，其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和利益主要来自对疾病的治疗。然而，从整体社会的利益出发，预防疾病尤其是非传染慢性病则是更为迫切、更为高效的解决方案。然而，为社会提供健康产品(如绿色食品)的企业面临着高昂的创新成本和萎靡的市场需求，而其对公共卫生的贡献则无法转化成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利益驱动力。融合创新的理念则强调，为扭转这一状况，更优的公共政策需要同时提升大众对健康产品的需求并鼓励对健康产品研发的投资。

组织结构创新——组织结构创新指通过对组织机构内部和组织间的结构和流程进行调整，以促进新的业务活动形成。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创新将推动传统产业格局变革，促进价值创新和价值配合的重新调整。组织结构创新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价值链及市场中培育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有效联系，将二者之间联系拓展到研发、设计、生产、分配及销售系统中，实现功效互补(Dubé，L. et al.，2014)；二是基于产品市场供求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如，医疗服务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目前组织创新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的组织结构创新，即资源在中心城市整合优化，以达到提高服务质量和数量的目的。然而，这一思路忽视了对需求侧的考量，尤其是无法解决农村欠发达地区人口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缺口。通过对需求侧组织机构的考虑，印度Ikure公司集成医疗、通讯技术、技术训练和能力建设，建成了一个可持续中心辐射医疗服务模式，为处于“最后一公里”的农村人口提供安全、有效的卫生保健服务(Priya et al.，2013)。

社会过程创新——社会过程创新要求通过调整个体之间或组织之间互动方式，创造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的新机遇。由于创新产品复杂程度的不同，融合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能力、资源往往由不同主体掌握。一方面，社会过程创新强调个人、团体等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的集成与动员，通过构建包含多元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的嵌入网络，发挥社会力量对可持续融合创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过程创新强调借助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功能，通过创新个体、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相互作用方式，激活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众多的微小企业成为了社会创新的实践者①，他们通过对商业模式和社会合作模式的创新，链接了区域性的产品价值链，有的以保护本地自然环境为宗旨，有的以促进社区健康为己任，有些以经济和和非经济交换的方式，承担为地方社区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及产品和服务的功能。

金融创新——金融工具作为创新活动的财力保证，是所有融合创新实践成功的重要因素。金融学领域对金融创新的研究主要强调金融衍生品创新和其他股票市场投资工具创新。然而，融合创新实践过程需要通过更为广义的金融创新，如众筹机制、小额保险等来确保对创新活动提供低门槛、稳定及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随着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不断发展，除了传统的直接商业投资之外，慈善家投资社会公益创新事业发展逐渐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创新方式在弥补传统投资目标定位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的同时，也为其他社会投资中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指引。此外，创新奖励机制也被视为刺激创新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奖励方式既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和社会创新，也为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

制度创新——制度是社会更深层面规范、规则和正规化模式的体现(Yunus et al.，2010)，这些规则是解决融合创新路线图中制度构成的节点。这个概念最早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尝试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或建立价值链面对各种挑战发展而来，这些制度节点包含基础设施、中介市场、管理制度、合同制造及其他相关制度(Williams et al.，2009)。制度创新本身也是一个融合过程，它既包含个人与系统创新机制的集成，也包含战略与政策的集成，作为融合创新的机制设计，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市场交易或组织运行中的各种规则，来实现创新保护、创新激励和公共投资之间的平衡。

三、融合创新的路线图

融合创新强调将参与者聚集从而创造集成成果，融合创新强调将参与者的想法与集体的核心战略相融合，再进行融合创新活动。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参与者自身的目标价值与集体的战略决策最为接近，这为参与者积极实现集成目标提供了激励回报。由于参与者动机、偏好和经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融合创新必须采用更加敏感的差异化策略，将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促成不同参与者就复杂问题达成共识并建立信任关系，实现参与者目标与行动的集成统一。融合创新进程中包含3个阶段，通过这3个阶段逐步将多元利益相关者转变为融合创新的合作者。

第一阶段——社会化学习阶段。在此阶段，融合创新项目将不同参与者的想法、技术与行为方式加以整合并运用。初始阶段融合过程侧重于将积极参与并提供解决方案的个体与组织进行整合，这些个体与组织有着共同愿景和目标，为了实现融合目标他们愿意贡献自己的资源与能力。由于每个参与者知识背景、行业经历的不同，他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充分参与到社会化学习阶段对于强化融合创新初期互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社会化学习扮演着化解组织群体内部矛盾并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化学习阶段，参与者之间相互沟通，逐渐开始认同其潜在合作者的价值取向，并就问题共同探索解决方案。此时，参与者将经历一个由“多元认知”向“集体认知”转变的过程。

第二阶段——社会资本形成阶段。随着融合创新路线图的进一步细化，融合创新项目合作伙伴开始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连接其他资本的枢纽，是实现资本增值的催化剂，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信任关系；互惠和交流原则；总体的规则、规范、激励和制裁；联接、网络和组织。为了推动融合创新社会资本的形成，创新过程必须根据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变化不断调整其策略。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组织目标、参与者价值取向及其互动模式、融合创新项目内外部环境等。事实上，以相互依存作为基础的合作必须以价值创造为基础。实现融合创新项目的长期合作，必须努力开发组织成员深层次的理解，包含价值创造的内涵、类型及其分配等(Dubé L. et al.，2014)。随着融合创新合作逐渐由企业内部向区域、国家等更广层面的扩散，价值类型、数量和分配的平衡将成为扩大相互合作的基础。

第三阶段——集体行动阶段。随着社会资本发展，风险共担、回报共享意识逐渐形成，这种意识将一步促进融合创新项目的开发与发展。在此阶段，融合创新项目合作者将进一步细化规划内容，包括不同融合创新模块目标建立所带来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融合创新开始进入经典意义上的创新阶段，包括研发创新、商业计划、项目融资、市场部署、监督等，这些都为相互学习和适应变化做了充分准备。在整个动态过程中，合作者共同致力于完成融合创新目标。在每一个融合创新项目实践过程中，各方合作者都有其自身独特优势和某些劣势，面对个体的差异性，必须发挥共同愿景的引导作用，适应并利用这些差异性创造集成价值。

四、融合创新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启迪

创新驱动是世界大势所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军事变革加速演进，科学探索从微观到宇观各个尺度上向纵深拓展，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将引发国际产业分工重大调整，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正在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在此背景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3月，《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优先战略。

(一)融合创新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注解

中国创新驱动基本蕴含了融合创新理论的构建模块。技术创新是融合创新的模块之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任务指出了技术创新的领域在于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智能绿色制造技术、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术、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技术、支撑商业模式创新的现代服务技术、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10个方面，这些技术创新的领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涵盖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按照融合创新的理念，这些技术创新的战略方向体现了从资源消耗、要素投入驱动型经济向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新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些技术创新的成功实现需要加强创新主体的协同，平衡具体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供需矛盾。纵观全球，特别是在能源、环保、健康等领域，技术研发和消费需求往往难以协同发展。这就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融合，改变技术创新利润导向模式，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社会紧迫需求的满足。

组织结构和社会过程创新是融合创新的两个模块。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强调要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具体任务在于发展研发设计、中试熟化、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各类科技服务；完善全国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发展规范化、专业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职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畅通技术转移通道，这种创新体系内的组织结构和创新过程的完善将大大有利于创新目标的实现。融合创新思想重视对价值链的动态分析，而创新所带来的产业变革往往又需要重组价值链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厘清技术创新过程所涉及的价值链体系及其组织结构。与此同时，融合创新特别强调对组织结构创新本身也是重要的创新范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对环境、健康和社会文化有益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往往集中在高收入、高学历的小众范围内，而组织结构创新则能通过对消费价值观、价值创造过程、价值分配体系的再思考来促进这些产品和服务向全社会的规模化拓展。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在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过程之上，也要重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催化和推广创新中所起的作用。

制度创新是融合创新的模块之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式。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3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融合创新突破了传统创新思想仅仅着眼于线性的、单纯的科技创新的限制，强调刺激、驱动创新的过程和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都需要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支撑。与此契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提出要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注重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强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对接，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创新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构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环境。融合创新体系建议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寻找制度节点，这些节点往往又是连接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连接个人、企业和社会发展，连接科技投入和财富增长的关键领域。针对中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经济发展尚未真正转到依靠创新轨道的现实，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

金融创新是融合创新在资金投入方面的关键模块。创新活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的特性决定了其对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源的高度依赖，多渠道增加创新投入是中国成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保障。融合创新思想充分认识到传统金融市场及其融资手段对科技创新支撑的局限性，建议通过更广泛和灵活的方式为创新融资。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从中央财政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来保障和扶持创新活动，切实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和公益性研究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机制。首先，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激励企业研发的普惠性政策，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投入主体。其次，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适合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功能。在广义的金融创新方面，倡导积极发展天使投资，壮大创业投资规模，运用互联网金融支持创新。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中小企业创新、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基金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创新。

(二)融合创新对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创新驱动是一个同时具备紧迫性和前瞻性的国家战略，具体实施这一战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融合创新思想恰恰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路线图，因而对协同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融合创新路线图提出了3阶段发展蓝本，即社会化学习阶段——社会资本形成阶段——集体行动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融合创新的这3个阶段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3个阶段动态交互、互为支持、互为因果，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社会过程创新、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都可以加速这3个阶段的进程。社会化学习、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强调的是针对创新驱动而对社会组织、政策导向、经济结构乃至文化环境进行优化。在社会化学习阶段，个人、组织和政府机构应在一套创新创业体系内，对资源、信息、价值取向进行充分的交换和互相学习。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制度”——国家科技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一套系统”——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正是在国家层面上创立社会化学习的战略安排。同时，融合创新还强调个人和组织在日常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的交流和学习。与此相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要突出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促进创新的作用：培育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科技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在产品价格中的权重，让善于创新者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崇尚创新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推动创新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这一战略保障对促进社会化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资本形成阶段，融合创新强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以社会资本为纽带，融合创业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共同愿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发展众创空间，建立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众创空间和虚拟创新社区，建设多种形式的孵化机构，构建“孵化+创投”的创业模式，为创业者提供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共享空间，降低大众参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这一众创空间概念的提出不仅为微小企业创新的社会资本筹集提供了可行的道路，而且更促进了创新者、创业者和消费者在这一空间中社会化学习进程。同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发展新型创业模式提供了产品和资金供求信息交流的关键支撑。以此为基础的创新和探索正体现了价值创造过程中，形成利益和风险共担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性。而这种在创新活动中形成的利益、风险、价值观共同体又为下一步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结构、产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上的准备。

在集体行动阶段，融合创新思想认为，创新的目标应是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社会公正和财富增长的交集。在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消费者的行动导向中找到这个交集，并转化为集体行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在此过程中，社会化学习和社会资本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源、信息、个体行动进行整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明确这一集体行动。首先，在目前创新驱动发展确定的10个重点产业技术创新中，共有5个是直接关于绿色、环保、健康方面的创新，而其他重点产业创新领域也涉及为这五个重点领域提供科技和工业支持，这就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技术创新的优先目标，并在创新方向上形成聚合；第二，确立区域发展战略，以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在地缘上明确集体创新行动的分工、布局和资源整合，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第三，坚持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探索目标相结合，加强对关系全局的科学问题研究部署，围绕涉及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从战略上明确在集体行动中公共资源的投放重点；最后，从微观上要发挥企业家在创新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倡导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而在创新产业的价值创造体系中，一只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是将共同的理念愿景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关键。

(三)融合型的中国创新驱动发展

融合创新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对众多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整体性、交互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往往集中在某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这种分而治之的思想容易造成顾此失彼的现象，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政策手段解决综合性问题。因此，融合创新强调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和创新方法的融合。同样，创新驱动要解决的也绝不仅仅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问题。创新作为一种技术、组织和制度手段，在战略的具体实施时应该包涵更为广泛的目标、主体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充分利用融合创新思想的活力首先需要对创新目标进行融合。打破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环境、健康、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领域分而治之的现象和部门间的壁垒。充分研究和利用各领域之间的关联，从线性的和单一的创新思路向动态的和整合的创新思路发展，从而在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时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其次，理清各领域的利益相关个人、企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研究他们的价值取向及组织和行为的逻辑和特征，分析他们的动态交互规律。从而才能将创新主体、创新投资者和创新受益者有机地集成在一起，打破利益团体之间的壁垒，形成创新的体制机制和集体行动。同时，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重视微小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在创新中的作用，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对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社会过程进行着大量的试错实验，这类有益经验将对创新发展的概念设计提供丰富的创新思路。第三，在融合创新思想的指导下整合、发展跨学科研究，特别强调技术创新需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社会人文科学为支持，从而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技术创新不应仅仅以新技术为成果，还应考虑融合目标和融合创新主体和创新受益者的动态关系。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全民健康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财富增长的可持续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从产生新技术的“点子”，到为技术创新投入资源的组织和个人，到新技术是否能在市场上生存，都需要管理、经济、金融、政治方面的智慧。跨学科研究则旨在打破学科壁垒，而针对特定产业对其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实践进行综合研究。

融合创新并非是万能，也不是零风险，它既需要个人和集体各种类型的投入，也需要采取各种举措规避创新风险。但融合创新作为实现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之道，通过跨部门跨学科集成策略，将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将个人与社会视为集成复合整体的组成部分。融合创新通过整合多个主体、多个层次、多个阶段、多种技术等，为创新、政策和制度创造了一个广泛的、集成导向的、跨学科跨部门的发展路线图，为实现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社会公平和财富增长的协调统一提供了新思路。

注释：

①eKutir. n. d. http://www.ekutirsb.com/. August 22,  2014.

参考文献：

(1)Orton,  J. D., Weick, K. E., 1990, “Loosely Couple Systems: A Reconceptualization", 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 Vo1. 15, No.  2, pp. 203～223.

(2)Rothwell, R., 1992, “Successful  Industrial-innovation-Critical Factors for the 1990s", R & D Management,  Vol. 22, No. 3, pp. 221～239.

(3)Baumol,  W. J., 1998,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1. 72, pp.  1～15.

(4)Anonymous, 2003,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Vo1. 46, No. 3, pp. 61～62.

(5)Rycroft, R. W., Kash, D. E., 2004, “Self-organizing Innovation  Network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ization”, Technovation,  Vo1. 24, No. 3, pp. 187～197.

(6)Nidumolu, R., Prahalad, C. K., Rangaswami, M. R., 2009,  “Why  Sustainability is Now the Key Driver of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1. 87, No. 9, pp. 56.

(7)Wasko,  M. M., Teigland, R., Faraj, S., 2009, “The Provision of Online  Public Goods: Examining Social Structure in an Electronic Network of  Practic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1. 47, No. 3SI,  pp. 254～265.

(8)Williams, C. & S. van Triest., 2009,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and  National Cultures on Decentralization in Multinational 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1. 18, pp. 156～167.

(9)Yunus,  M., M. Bertrand & L. Lehmann-Ortega, 2010, “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Models: Lessons from the Grameen Experience”, Long Range  Plann, Vol. 43, pp. 308～325.

(10)von  Hippel E., Ogawa S., de Jong J. P. J., 2011, “The Age of the  Consumer-innovator”, Mit Sloan MangementT Review, Vol.  53, No. l, pp. 27～35.

(11)Dubé, L., Pingali, P., Webb, P., 2012,  “Paths of  Convergence for Agriculture, Health and Weal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9, No. 31, pp. 12294～12301.

(12)Berente N., Yoo Y., 2012,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Loose Coupling: Post-implementation of NASA＇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 23, No. 2, pp. 376～396.

(13)Benartzi S., Thaler R. H., 2013,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Retirement Savings Crisis”, Science, Vol. 339, No. 6124,  pp. 1152～1153.

(14)Priya,  R. & A. Chikersal, 2013, “Developing a Public Health  Cadre in 21st Century India: Addressing Gaps in Technical, Administrative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Indian J.  Public Health, Vol. 57, pp. 219～224.

(15)Dubé, L. et al., 2014, “Convergent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Affordable Universal Health Care: Innovating the  Way We Innovat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1. 1331, pp.  119～141.

(16)Max  Zedtwitz et al., 2015, “A Typology of Reverse Innovation”,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 32, No. 1, pp. 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