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经济周期理论综述与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现状评价

经济周期的理论流派

一、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

研究经济周期理论中，首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者的逻辑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生产过剩。凯恩斯主义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影响人们的消费与投资：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人们有天生喜好储蓄的习惯，从而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出现递减，这毫无疑问最终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主要指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新增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换而言之，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资本的边际收入会出现下降趋势，从而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会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流动性偏好规律：指人们愿意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持有其他形态资产的心理，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交易动机、投机动机和谨慎动机决定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在经济周期“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阶段中，“繁荣”和“恐慌”是经济周期中两个最重要的阶段，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解释经济周期如下：

繁荣到危机：在繁荣后期，由于资本家对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投资增加，导致两个必然后果：第一是劳动力和资源渐趋稀缺，价格上涨，使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大；第二是，随着生产成本增大，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利润逐渐降低。但由于资本家过于乐观、大量投资的同时，投机者也同样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使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随即资本家对未来的信心发生逆转，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大增，利率上涨，结果使投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经济危机就来临了。

危机到萧条：紧随着经济萧条阶段，资本家对未来信心仍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难以恢复，投资不振，生产萎缩，就业不足，商品存货积压。

萧条到复苏及繁荣：随着资本边际效率逐渐恢复，存货逐渐被吸收，利率降低，投资逐渐增加，经济发展就进入复苏阶段。此阶段资本边际效率完全恢复，投资大量增加，经济又进入繁荣阶段。

图1：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

资料来源：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为了解决萧条与失业问题，凯恩斯主义首先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对总需求的管理，管理与调节总需求，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以财政政策为中心，单凭货币政策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以举债支出为手段，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政府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以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复苏，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创造需求和扩张型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与消费，而经济高涨时期，应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以抑制需求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抑制投资和消费。

二、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周期理论

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中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个大的主要的分支或流派：其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派”，其二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以“乘数-加速数”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其特点在于，把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和经济学的“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通过对政府支出，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等主要经济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幅度。

“乘数-加速数”原理是萨缪尔森基于对凯恩斯主义对乘数效应分析的比较静态均衡原理的修正，采取加速数原理和乘数理论结合，考察二者在动态序列中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周期的扩张或紧缩过程。通过建立乘数加速数模型，萨缪尔森认为，影响经济周期的因素是一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α和资本-产出比例β：

（1）当α小于0.5，β≠0时，经济周期体现为经济波动的收敛式小幅波动；

（2）而当α大于0.5，β＜4时，经济周期体现为经济波动的发散式剧烈波动；

（3）当α与β的数值都很大以至于接近1时，经济的总收入将不再收敛，而是以巨大的增长率猛烈增加，最终将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

“乘数-加速数”原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会通过加速数对投资产生加速作用，而投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通过乘数使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变化，这种”乘数-加速数”的交互作用，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周而复始的上下波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干预经济的政策来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减轻经济周期的破坏性，甚至消除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新古典综合派作为官方经济学，其政策主张在不同的经济周期有所不同。其指导思想仍然是以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为核心，以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合为依据，以财政、货币政策多样化的调控手段为特色。

三、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希克斯也是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根据凯恩斯理论，宏观经济均衡条件为投资等于储蓄，希克斯将投资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在只存在自发投资的情形下，经济一般按照一条均衡的道路增长，因为自发投资大部分是长期投资，比较稳定。而引致投资是由于前一时期的消费量或产量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投资，在一般情况下构成净投资额的很大部分，并且极易受需求及产量变化的影响，引致投资是导致经济体系失衡的主要原因。

根据加速数原理，加速系数越大，经济体系失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若再考虑乘数的联合作用，经济体系必定出现周期性波动。

希克斯经济周期原理表明，经济体系产量内部存在上限和下限，只要产量的增长率放慢，就足以造成投资大幅度地减少和总产量的降低。一旦下降开始，加速数就在相反方向起作用，使得引致投资和产量更大幅度地减少，出现一种累积的向下运动过程，经济体系的产量急剧下降，使得经济体系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

当产量降低到产量下限，这时候不存在任何引致投资，加速数也不再起作用，自发投资仍然存在，于是经济会爬离低谷、逐渐复苏；随着产量和自发投资的逐渐增多，又会引起引致投资的增长，在乘数和加速数的作用下，经济体系又可能经历一次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波动过程。

希克斯把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与存货结合起来，弥补了凯恩斯对存货在经济周期过程的不足。希克斯把存货区分为实际存货数量与合意存货数量，后者指厂商预期的存货数量。只要实际存货高于合意存货，当投资增加后，乘数发生作用，实际存货就会不断下降；而一旦实际存货低于合意存货水平，厂商将会设法增加实际存货，这时就产生了为增加存货而进的“引致投资”，使收入和就业增加超过凯恩斯提出的正常乘数时的水平，这就是希克斯的“超级乘数”。

四、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

货币既可以表现为经济危机的诱发因素，也可以成为促进危机后的复苏和经济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而有关反映货币在周期的形成、传导及均衡恢复机制中作用的较完整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产生于20世纪，而将经济周期的根源归结为纯货币因素的，当首推20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乔治·霍特里（George Hawtrey），霍特里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出发，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供给非均衡变动的结果，经济周期是一种“纯货币现象”。

霍特里认为，繁荣和萧条完全是银行体系交替扩张和紧缩作用造成的，尤其是短期利率：银行通过降低利率等信用扩张手段，促使商人增加向银行的借款，向生产者订货，消费者收入和支出增加，一般商品有效需求增加，存货减少，刺激生产，使得生产实现累积性扩张，然而，信用扩张并非无限，银行迟早被迫停止扩张，甚至出现信用收缩，经济进入反向的累积性收缩即萧条阶段。

货币主义杰出代表弗里德曼则认为，由于价格具有伸缩性，市场的力量使经济在长期内具有内在的稳定性。短期内经济的波动则源于货币供给的不规则变动，货币供给的变化率清楚地显示出它具有与一般经济活动相似的周期，并早于后者一个很长的时期。其内在作用机制在于，货币增加最初会使市场参与者产生相对价格变动的“货币幻觉”。这种“货币幻觉”主要可以解释为：劳动者将名义工资上升看作是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厂商和公众将名义货币余额增加当作实际货币余额增加，它们分别引起劳动供给增加、资产组合调整以及市场利率的变化，从而促使投资、产出和就业增加，导致自然率水平偏离均衡状态。

当经济主体根据适应性预期，即基于过去的货币和价格变动不断调整预期以应对名义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以消除“货币幻觉”，产出和就业又会恢复原均衡状态，即与新的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均衡状态。因此长期内实际产出和就业不受货币的影响，短期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货币扰动的结果。相应地，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货币供给的下降是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主要原因。

货币主义周期理论的本质被认为就是价格水平的波动，因为价格水平是由货币因素决定的，所以，如果能够保持价格水平不变，那么商业周期就会消失，与凯恩斯反周期的需求政策来降低周期波动如出一辙。

五、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受启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信用周期学说、借鉴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在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从货币与生产结构相互作用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原因。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下的总量分析方法，掩盖了经济中的基本结构变化机制，从而不能看到货币注入对均衡结构和经济稳定的危害。

哈耶克认为经济周期源于货币信用的膨胀对均衡结构的破坏。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依循以下逻辑展开：（1）货币信用增加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并通过“强制储蓄”效应，导致对资本品生产的过度投资，生产结构“迂回”程度提高，经济进入繁荣和高涨阶段；（2）当经济扩张受到银行信用规模限制时，利率会上升，生产结构会反向变化。而从较高生产阶段游离出的资源，不能迅速被较低生产阶段吸收，出现经济危机。

因此哈耶克指出，依靠以经济结构均衡为代价的货币扩张制造的经济繁荣必会导致萧条。哈耶克的周期理论实质上是货币投资过度论，经济周期波动源于银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但周期自身并非是纯货币现象，因此，是与货币主义周期理论是有区别的。

奥地利学派认同普通商业中的任何周期现象都是通过货币的内在关系来传播的，但同时认为货币并不能解释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质在于，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均源于错误的信贷政策，信贷的扩张引起资本的错配和不当投资的增多，经济“繁荣”中充满浪费而错误的投资，当信贷扩张停滞，人们将会发现这种“错误的投资”，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萧条则是经济回复到最有效运作模式的必要的调整过程，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会拖延回复的进程、加重萧条。正如哈伯勒所指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最有价值、最优创造性有两点：（1）对繁荣状态下由信用扩张引起生产结构的失调的分析；（2）对于由失调所引起的崩溃现象的分析”。

六、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认为外部因素（包括银行信贷）是导致波动的重要根源，但即使排除外部因素，经济仍呈现周期现象，因为存在创新活动。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商业社会内生周期现象的本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脱离长期均衡的最主要动力，而创新的模仿导致经济的过热，二者是经济走向繁荣的基础，但同时创新的非连续性以及繁荣过程的物价上涨和信贷紧缩导致繁荣不能持久，并进入衰退。这是简单的“繁荣-衰退”二阶段模型。

但由于投机心理的存在，由创新引起信贷扩张和对生产资料扩张的同时，会出现大量的与创新无关的投机活动，会导致过度繁荣，衰退时会跌穿长期均衡，形成危机和萧条，熊彼特将这些与创新无关的投机活动称为“从属波”，并构成了熊彼特的多周期嵌套模型，典型的包括：50-60年的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9-10年的中波（朱格拉周期）、40个月的短波（基钦周期），此外还包括建筑业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存货周期等。20世纪90年代，由罗默等人，发展为内生增长学派，强调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成功地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中，形成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

实际应用层面，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因素”、新古典派和希克斯的“加速数-乘数”、弗里德曼的“货币幻觉”、奥地利学派的“不当投资”都是难以观测的或者需要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才能得到，经济周期运行周期也不具备统一的规律，虽然熊彼特的“创新”也难以直接衡量，但其从属波中的某些周期，具有特定的时间规律，便于观测和判断。

时间维度划分经济周期

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全球经济自1789年经历了四个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35年，共60年；第二个长周期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部分为24年，下降部分为23年，共47年；第三个长周期从1896年起，上升部分为24年；1920年以后进入下降期。康氏并未看到第三周期的结束，但一般认为二战结束可以作为第三个长周期的完结，共53年。第四长波周期是从1950年左右开始，如果把1973年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看作是上升阶段的顶端，则上升周期为24年；如果以2008年这轮全球危机作为长周期的结束，则周期全程为58年。这样来说，目前大概率是全球经济处于第五波康氏周期的前半段。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要优点是其大框架；但缺点一是偏主观，二是不可证伪，而可证伪性恰恰是卡尔波普之后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

二、库兹涅茨周期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一种平均长度为15-25年的周期，它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为驱动的，因此也被称为建筑业周期。在全球房地产商品化程度提升之后，房地产业对于库兹涅茨周期影响更大。

三、朱格拉周期

康波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都属于长周期，而朱格拉周期属于典型的中周期。朱格拉周期是由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最早提出，它以资本的更新换代为驱动，可以从设备投资占GDP比重的变动中捕捉到痕迹，平均周期长度为8-10年。1975年以来，全球经济大约经历了五轮朱格拉周期（1975-1982，1983-1992，1993-2000，2001-2008，2009-至今）。

四、基钦库存周期

基钦周期又称库存周期，是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基钦发现的一个经验规律，其基本特征是3-4年，所以又称为短波理论。其基本驱动是厂商存货的变化，即当生产过多时，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安排消化存货，从而带来产出下降；而这一过程又会随着预期的变化被进一步放大。

经济周期的划分标准

一、经济增长+通胀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周期本质上就是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关系，可以把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

复苏阶段：GDP上升，通胀下降；

过热阶段：GDP上升，通胀上升；

滞胀阶段：GDP下降，通胀上升：

衰退阶段：GDP下降，通胀下降。

二、产出缺口+通胀

另一种划分经济周期的方式是通过研究产出缺口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将产出缺口（实际GDP相对于长期潜在GDP的上升或下降）作为增长状态的衡量指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生产函数法，另一类是滤波法。生产函数法不仅可以克服滤波法对于数据起点和终点选取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且可以考察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等经济增长动力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并根据这些因素的未来走势预测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生产函数法被广为采纳，其已成为估计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常用研究方法。

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现状及判断

比较产出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与用经济增长指标衡量经济周期，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通过计量模型来实现，后者更多的从数据走势来判别。从实用角度，虽然方法差别较大，但结果差异并不大。本期专题聚焦将基于“经济增长+通胀”组合来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总体表现，并结合细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指标，来判别各不同时间跨度经济周期的现状，最终从整体上判断中国当前经济周期现状。

一、经济总体位于L底部，CPI-PPI价格传导机制不畅

从下图2可以看出，2009—2017年，我国经济整体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1. 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一季度，经济整体上行，CPI也伴随出现上升，说明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2. 2010年一季度-2011年3季度，经济开始下滑，通胀继续上升，出现典型的滞涨现象。滞胀阶段是比较特别的，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来源于：（1）错误的经济决策；（2）供给冲击。而在过去的十几年内，中国经历了多次滞胀；

3. 2011年三季度-2012年三季度，经济下行，通货紧缩，具有衰退特征，从各个阶段的持续时间来看，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每一轮经济周期中滞胀与衰退阶段占据的时间越来越长；

4. 2012年三季度-2016年四季度，经济运行呈现低位平台整理态势，符合L型走势的判断，于此同时，CPI也在一定区间小幅度波动；

5. 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一季度，该阶段出现CPI短期下滑现象，并与PPI走势背离，这是由于中国可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主要受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情况驱动，中国自身经济波动对此也有相当的影响；除此之外，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和美元汇率变化也对中国价格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在此背景下，伴随全球经济变化导致中国物价水平上升的压力在进一步积累；其中上游产品价格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中下游产品的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2016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国家部门在财政刺激政策下实施的，从需求端造成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基建类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供给端的去产能、需求端的稳增长刺激政策叠加是造成本次剪刀差的根本原因。此外，供给端价格弹性大幅下降，供给对价格基本不反应，PPI大涨的同时工业增加值保持平稳。导致需求冲击完全反应在工业品价格变化方面，形成工业品大涨大跌格局。因此基建项目投资推高了PPI快速上行，但对CPI传导作用十分有限。

图2：2009-2017年GDP CPI变动趋势 %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图3：2017年我国出现明显的CPI-PPI剪刀差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二、由被动去库存转向主动补库存阶段

库存周期通常被划分为四个阶段：1、主动去库存：需求回落，企业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悲观，不得不主动降低库存以改善自身资金状况。2、被动去库存：需求触底反弹，但企业依然谨慎，需求逐渐超过企业的预期，此时企业的库存进一步下降。3、主动补库存：需求已连续多月反弹，企业对未来逐渐乐观，企业的库存也已降至较低水平，企业逐渐补充库存以应对需求的反弹。4、被动补库存：需求开始下滑，但企业依然乐观，需求逐渐低于企业的预期，此时企业的库存进一步上升。

以PMI指标体系中的“新订单”与“产成品库存”对库存周期进行划分，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3轮库存周期，波峰分别出现在2008年8月、2011年10月和2014年8月。

2015年7月以来，由于雾霾天气严重，导致我国部分地区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企业减产限产，企业出现原材料库存回补、产成品库存去化的现象，即企业主动补库存。而从PM新订单与产成品库存指数来看，2016年1月以来我国产成品库存逐步回升，新订单在国际经济环境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说明企业由前期的被动库存转向了主动补库存，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依然乐观，逐步补充库存以应对需求的反弹。

图4：2005-2017年PMI细项指数下库存周期走势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三、库兹涅茨周期正处下行期

库兹涅茨周期在经验上一般18-20年，它的核心驱动力是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兴盛和衰退。比如美国房地产市场，1991-2010年是距离最近的一个典型的库兹涅茨周期，兴盛期16年，大致是1991至2006年；下行期4年，大致是2007至2010年。

中国房地产周期大致类似。1999年为本轮周期的开始，大致在2013年前后触顶，兴盛期15年；2014至今是下行期，按照规律去看，典型的周期下行期应是2017年底或者2018年底结束。以房地产投资完成额指标为例，这一数据在2010年完成了大周期中的一个大顶，投资增速33%；2011-2012年在政策下调整，2013年又快速上行完成第二个顶部，投资增速接近20%。2014之后年则是快速下行，增速维持在个位数。

图5：2008年-2017年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表征的库兹涅茨周期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库兹涅茨周期的经验规律之所以形成，一是和建筑业使用年限有关，二是和人口自然周期有关。以中国数据为例，中国1980-1987是一波婴儿潮，1980年至1987年人群处于25岁平均年龄的时候就是中国房地产需求的一波顶峰，即2005-2012年。比如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最集中的需求应该在2012年，最终需求(以28岁推算)应该在2015年。而中国的人口周期相对更长趋势一些，在80-87的人口红利释放完毕后，计划生育政策产生较大影响，自然周期断档，人口就进入了较长的增速下行期。这意味着在1999-2018年的库存涅茨周期结束后，下一个库兹涅茨周期可能会比较弱。

图6：1980年以来中国人口累计增速下滑趋势明显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四、朱格拉周期处新一轮周期前段

朱格拉周期的长度一般是8-10年，主要驱动因素是设备更替和资本开支，而这两个因素既受设备使用年限影响，又受实体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回报率影响。研究显示各国周期分布应大致同步，但存在小幅错位；以全球经济来看，1983-1993、1993-2001、2001-2009、2009-2016/2017差不多是四轮朱格拉周期。

关于中国经济的朱格拉周期，以代表微观上制造业资本支出意愿的工业锅炉的产量增速为观测指标去看，非常清晰地存在2007-2015朱拉格周期，周期跨度8-9年。

图7：2002-2017年中国工业锅炉产量同比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图8：2006年-2017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同比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五、经济整体呈现“三期叠加”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符合三期叠加的判断，受库兹涅茨周期拖累，短期内经济难以乐观，但在补库存周期以及朱格拉周期中期支撑下，经济运行也有一定的支撑和韧性。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由于存在库兹涅茨周期的拖累，经济走势不容乐观。目前处于库兹涅茨周期的下行期，而在这轮周期结束后，在人口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新一轮库兹涅茨周期又缺少支撑，对经济过于乐观并不现实。

第二，通过前述库存周期的分析，2017年我国由之前的被动去库存转向主动补库存，对经济形成短期支撑。这将有利于制造业的投资和发展，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短期内经济大幅下行概率较低。未来须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房地产政策加码对房地产销售、投资及其整个产业链，最终传导到整个经济走势的影响有多大；2、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货币政策对信贷扩张，银监会系列文件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影响有多大；3、海外经济：美国财政政策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法国大选之后法国货币和财政政策乃至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怎么演进。

第三，朱格拉周期的缓慢启动形成一个更中期的支撑。特别是近两年我国政策重点显著转向基建和PPP之后，朱格拉周期启动的痕迹可能会逐渐加强，这会在补库存结束后，继续对经济提供支撑，经济下行弹性不会太大。过去几年，传统制造业整体下行，属于典型的朱格拉周期的回落期。背后原因之一在于库兹涅茨下行期的影响，即随着作为地产投资的触顶，相当一部分上下游产业链的供给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导致产业景气度下行。从深层逻辑上来说，近年中国经济呈现出“脱实就虚”的特性也与朱格拉周期下降期的低迷有关。

六、小结

可以预见，未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经济的推动仍然会为经济平稳增长奠定基础，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以及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消费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态势依然在延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将进一步体现。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呈下行态势且还未见底，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不会呈现“U”或“V”型走势，而将是“L”型走势。中国经济低于7%的增速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当前，落实好以上新理念、总基调、大思路，宏观政策要突出三个要求：一是适度扩大总需求，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把握重点、节奏、力度。二是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三是注重引导良好发展预期，增强各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明确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即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股市要立足于恢复市场融资功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加强发行、退市、交易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市场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等行为。汇市要立足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逐步完善中央管宏观、地方为主体的差别化调控政策。

附：主要参考文献：

[1]张连城、韩蓓.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及应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刘金全.《现代宏观经济冲击理论》[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

[4]王燕.《应用时间序列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5]郭磊.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存周期的三期叠加.广发证券,2017年1月9日.

[6]姜超.从被动去库存到主动补库存之路.海通证券,2017年1月18日.

[7]周金涛. 经济周期综述，我们为何选择熊彼特.中信建投证券,2013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