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有偏技术进步与工业产能过剩——基于开放格局的供给侧改革

按照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工业技术变迁并非总是希克斯中性的，可能偏向提升某一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近几十年中国多数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并在劳动力相对充裕背景下选择了要素互补的生产函数。这一事实成就了当时中国工业增长奇迹，但同时包含大量结构性矛盾，不断扩张的工业产能逐渐成为无效供给。分析有偏技术进步对产能过剩的引致机理，可为转换工业增长动力开辟一个新的视角，从而对新型开放格局下的供给侧改革形成一定启示。

一、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特征事实

产能过剩是企业预付要素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超出实际所需，导致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在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2009年以来，中国不少工业行业持续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大量经济资源配置到并不需要的领域而无法流出，部门间和地区间要素错配普遍存在。尽管限制重复建设、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但至今还未根本扭转这一矛盾，甚至有不断蔓延加剧的趋势。很多行业的额定产出仍远高于实际产出，生产要素保持在较低的使用负荷水平，这对工业效率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表1显示了2011—2014年我国部分工业品的实际产量与产能产量之比（即产能利用率）。由此发现，焦炭、化学原料、金属制品、家电、手机、计算机、电力装机容量等工业品的产能利用水平低于预警值，而且多数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由于统计数据限制，表1中产能产量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测得，而实际产量为各类规模企业的总和，可见实际的产能利用率比表1的结果更低。

这一轮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构成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至2015年达到50%以上。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服务业过早占据主体意味着工业的弱质化，并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结果，而是工业产能过剩拖累第二产业实际产出增长所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产能过剩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根源，“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等，都与产能严重过剩密切相联”。《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为建设制造强国，必须“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

本轮产能过剩并非个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工业部门至少经历了三轮大范围产能过剩^[1]。相比前几轮，当前正经历的产能过剩背后结构性矛盾更严重，对经济运行的危害更大。首先，不仅金属、矿物、机械等传统重化工业，本轮产能过剩还蔓延到多个新兴行业。粗放式政策扶持对新兴行业研发投入激励有限，原始创新不足使其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产能闲置^[2]。更重要的是，不像前几轮发生在工业化大发展时期，本轮产能过剩与工业增长率逐渐走低的轨迹相伴，多个行业景气指数不断下滑，持续处于偏冷区间。2002—2006年也曾经历一轮产能过剩，但当时工业产成品库存比率较高，多数企业即便达到“盈亏平衡点”，也会基于乐观的宏观预期而维持生产；本轮产能过剩不断加剧的同时，产成品库存持续下滑，可见一些生产者已进入“停止营业点”，只是因退出机制不畅而不得不将过剩存量保留，形成大量无效供给。

国内外不乏对产能过剩成因的深入研究。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目标向工业部门施加干预，诱使企业不顾实际需求盲目扩张产能^[3]。这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解释力几乎毫无争议，但未回答为什么唯独本轮产能过剩造成了工业衰退，没有进一步考虑怎么在“做减法”的同时给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结合我国人口及要素禀赋转型等现实背景，将产能过剩置于中国工业增长起落的历史轨迹来解析，将可能得到更清晰的发现和可行建议。

二、有偏技术进步与中国工业增长奇迹

本文选择有偏技术进步来解释产能过剩的发生机理，是因为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这与企业的产能决策有重要关联。过去几十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这种动能释放殆尽，其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在当前二元经济及要素禀赋转型的冲击下日益突出，产能过剩即为这一矛盾的显性化表现。首先来看有偏技术进步如何成就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奇迹。

（一）强制性技术变迁下技术进步过早偏向资本

Hicks曾刻画了技术进步的三种要素偏向：资本偏向、劳动偏向和希克斯中性。给定资本劳动比（K/L）不变，资本与劳动边际产出之比增大为资本偏向型，反之为劳动偏向型，不变为希克斯中性。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的先导者，其技术进步通常偏向资本，这样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从而节约稀缺要素并获得规模效应。后发国家为追赶技术前沿，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模仿创新，采取强制性技术变迁，其技术进步很可能遵循发达国家要素结构而偏向资本。

很多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多数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4]。当时，我国资本价格相对较高，资本仍属稀缺要素，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显然与要素禀赋相违背。这一现象与我国赶超战略下的技术进步路径有很大关系。企业本应根据所有者风险偏好，在低风险的技术引进与高风险的自主创新之间自由选择。但是，我国的技术变迁具有国家主导特征，当长周期、高风险的自主创新无法满足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要求时，政府便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将大量资源配置到技术引进部门，鼓励其获取境外技术（“强制性技术变迁”）。技术引进部门通常外向性程度较高，政府将经济资源导入这些部门，有力配合了我国融入世界分工的过程。而且，这类部门在发达国家往往已处于产业周期后半段，不会面对过多技术贸易壁垒。因此，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是为配合当时推进工业化、融入全球分工圈层的国家战略而生的，此路径下的技术进步难免体现着原始创新国家对要素偏向的要求。

根据钟世川的测算，1987—2011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较突出的行业包括：煤炭采选、食品制造、黑色金属加工、石油炼焦、电子通信、电气机械、化学纤维等^[4]。同时期这些行业大都表现出了对境外技术获取的较高依赖，技术引进支出与科技活动支出之比远高于其他行业。此类行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占重要分量，这一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得到大量国家财政补贴，受益于强制性技术变迁而获得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其较高的投资开放度和产品可贸易性，为进一步引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提供了条件。然而，该时期我国的要素禀赋仍为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根据统计数据，2010年之前中国15-64岁人口绝对数和比重均持续上升，且当时人口城乡二元转移处于加速期。显然，中国工业技术进步过早地偏向了资本。

（二）为什么非适宜技术反而成就了中国增长奇迹

按照Basu &  Weil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其来说属非适宜技术。这是因为技术具有专用性，若技术结构与要素禀赋相背离，则专用技术难以得到有效利用，从而阻碍生产效率提升^[5]。Acemoglu &  Zilibotti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过早向发达国家收敛，是南北差距持续拉大的重要原因^[6]。不过，中国工业长达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中国在不适宜的技术方向上还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Nelson等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其较强的技术消化能力抵消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产业效率的负面影响^[7]。该观点对于中国在非适宜技术下的经济增长之问有一定解释力。除此之外，在此阶段我国还存在两个重要的典型事实，对非适宜技术下的工业高速增长有关键贡献。

第一个典型事实是该时期我国工业部门缺乏要素替代弹性，长期以来资本和劳动投入规模同时扩张。Acemoglu认为，若要素为替代关系，则厂商着重提升充裕要素的生产率，以节约稀缺要素并实现规模效应；若要素互补，则偏好稀缺要素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在无法节约稀缺要素情形下充分挖掘其边际报酬^[8-9]。由此推断，我国企业既然接受了强制技术变迁带来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其生产函数必然是要素互补的。否则，偏向资本的技术将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稀缺要素挤出充裕要素，其结果必然是得不偿失的，我国工业品也不可能取得成本优势。量化研究结果的确如此，国内文献几乎无一例外显示该时期多数工业行业为要素互补型^[10-11]。资本偏向型技术变迁促使资本生产率提升，而又不会大量挤出劳动力，企业由此获得成本与效率的双重优势。那时处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峰期，工业劳动力投入及产能规模不断攀升，使其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并获得巨大规模收益。虽然当时技术进步方向与要素禀赋相悖，可能造成专用性技术及资产得不到对应的劳动匹配，但互补型生产函数带来的规模收益足以弥补这一损失。

另一个事实是在华外资企业曾是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相比内资企业，更关注跨国技术转移的微观收益。尽管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例不是很高，但其国际化程度高，对外经济活动频繁，进出口占贸易总额相当大份额，并从母国大量吸收技术转移。由此，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扩散构成了我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从母公司承接的技术，相比公司间跨国引进的技术，更容易适应中国实际要素禀赋。技术的境外提供方同时也是在华子公司的投资收益者，不得不考虑技术在东道国的适用性，若强制子公司追求前沿技术，再将巨额经费用于消化改造，显然不利于其收益最大化，而采用应用性更强、对特定投入组合要求更低的成熟技术，才更符合投资者理性。同时，内资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和产业关联吸收的技术溢出，也能以较低的转换成本用于生产。虽然外源性技术包含的资本偏向属性有悖我国要素禀赋，但不至于陷入无法本土化的困境。经常账户的高开放度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是造成中国工业在非适宜技术下仍能获得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三、非适宜技术对当前工业产能过剩的引致机理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形成于中国融入国际分工的历史过程，在当时特定的产业背景下，不但没有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增长，成就了中国制造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过，2007年以来国内劳动力成本变动给工业部门造成了显著冲击，以要素粗放投入为动力的高速增长逐步走向终结，非适宜技术下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集中凸显，巨大的路径惯性和错误的应对措施共同将工业发展引向了产能过剩。

（一）2007年以来劳动力价格与工业成本快速上升

2007年起，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及有效劳动时间不断缩水，加之城镇建设使农民工生活支出持续提高，导致农民工工资大幅提升，并伴随屡见不鲜的“用工荒”现象。对工业部门来说，劳动力价格变动构成了沉重的成本负担。如图1所示，2007年以来，制造业人均工资加速提升，导致人均成本急剧增加。不过，此时期多数年份人均主营业务收入未实现对应的高增长，致使人均利润增长缓慢甚至为负，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剧了企业成本负担，却没有得到对应的收益。此时产成品库存处于较低水平，工业企业收入增长缓慢并非是受存货投资拖累。可见，生产成本上涨伴随着对设备及人员的低负荷使用，相当一部分工业产能遭到闲置和浪费。

（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造成了冗余的劳动力存量

按照经济学经典理论，某一要素的价格变化使预算约束线发生改变，生产者自然会减少相对昂贵要素的投入、增加相对廉价要素。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及产业资本积累，我国传统的劳动力优势相对减弱，企业本该适应要素价格变化而调整投入比例，用相对充裕的资本替代劳动力，然而，这必须基于要素间充分替代的理论假设。近几年实践中，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退出并不是那么顺利。如表2所示，自2008年起第二产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其就业比重仍在不断上升，至2013年才开始轻微下降。

相对昂贵的劳动力之所以滞留在第二产业，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存在“保就业”的政绩激励，而中低技术的大型制造业部门更容易配合政府意志，相当于人为提高了劳动力退出壁垒。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我国工业技术进步过早偏向资本，由此形成了对要素互补型生产函数的路径依赖。这种缺乏替代弹性的要素关系直接限制了生产安排的灵活性，要素投入结构难以适应资本—劳动价格比变化而及时调整^[12]。面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企业要想缩减劳动投入，则必须同比例减少资本投入。由于二者缺乏生产上的相似度，若只压缩前者而保持后者投入不变，则后者投入作为沉没成本将确定不能收回。与此同时，资本投入属于不变成本，企业要想同时缩减资本与劳动投入，短期内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其破产退出。这样一来，留下冗余而又昂贵的劳动力，让其同资本构成的不变成本形成生产上的匹配，成为工业企业唯一的次优选择。进而，工业产能无法适应要素市场变化，陷入只增不减的困境，当其超出产品市场均衡对应的临界水平时，企业只能保持较低的产能负荷。

（三）无序的投资转移不利于产业协同创新和综合成本节约

根据上文分析，技术进步过早偏向资本致使企业对互补型生产组织形成依赖，面对劳动力成本变化而无法及时调整投入结构，劳动力大量滞留于工业部门，构成超量产能。当然，如果产品需求以更快速率增长，冗余要素也不至于演化为当前的产能严重过剩。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下，实体经济投资开始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欠发达地区转移。一旦投资转移偏离圈层升级而陷入无序竞争，工业布局与市场区位将发生脱节，错置的产能难以适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相对闲置也将成为必然。这构成了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另一个成因。

企业面对人力成本上涨却难以及时削减雇佣，便会考虑将新增投资撤出发达地区，向生活成本较低的相对后进地区转移。尽管采用劳动偏向型技术来挖掘劳动边际产出也是可行选择之一，但是长期对外源性创新资源的路径依赖，使得其缺乏劳动偏向型的技术积累，让资本追逐劳动力更符合多数企业的理性。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梯度分布促使产业在区域间加速转移，东部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放缓，而中西部GDP增长较快的省份均明显表现出投资拉动特征。虽然在理论上有利于区域经济平衡，但实践中很多地方陷入同质化竞争，抑制了产业集聚和协同创新，企业综合成本负担加剧，从而将使工业整体付出更大代价。

一方面，投资无序转移打破了圈层升级，导致产业严重同构和分散化布局。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缺乏高效率产业集群的支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发受到制约，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的应用赶不上需求升级。当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超出了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更新速度时，这种工业产能承接得越多，相对过剩的无效供给就积累得越多^[13]。另一方面，尽管中西部地区人力成本较低，但消费市场相对有限，基于传统海运贸易的出口优势不明显，在陆路贸易所需的基础设施及相关合作框架还未成熟之时，内陆企业开拓国内外销售市场须付出比沿海更高的综合成本。产业承接地区较低的生产成本难以补偿高企的综合交易费用，导致意愿产出下降，进而使不断扩张的产能规模难以得到充分利用。根据相关测算，中西部省份产能和设备利用的平均水平低于东部，且近几年该差距进一步拉大^[14]。可见，这种无序的产业转移是缺乏需求因素相匹配的供给面失序变动，反而为过剩产能和无效供给提供了更大物理空间。

四、基于新型开放格局的工业增长动力转换路径

我国长期采取与要素禀赋相悖的技术变革路线。这曾有力推动了工业增长，同时也陷入对僵化生产组织和粗放投资的依赖，面对当前要素结构转型，经济资源难以有效配置和便捷流转，由此造成的产能过剩严重阻碍了产业演进升级。现阶段必须在新型开放战略下重构工业增长动力机制，适应并引导经济新常态，围绕工业的生产组织与产能分布，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这一过程单靠调整技术进步方向或以行政手段“去产能”是不可行的，更重要的是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产业投资的理性决策、高效利用与合理布局。

（一）深化国内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工业生产要素间充分替代，从而释放工业冗余劳动力，有效配合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非适宜技术选择以及要素互补的生产组织，共同造成了大量劳动力滞留于产能过剩部门而无法流出。目前，基于分割式生产兴起的背景，推动企业采取小批量、多品种、信息化的柔性生产，增强工业生产安排的灵活性，是不可或缺的微观应对路径。除此之外，要为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地区、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就业转换，提供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正如沈坤荣、滕永乐指出，尽管我国人均收入已迫近各国经验下的结构性减速拐点，但由于要素效率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因而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5]。因此，要继续深化要素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劳动者从低附加值、低效率部门向高附加值、高效率部门流动。一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尽快将多余生产要素从过剩行业导出，支持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发展成为市场主导力量，进一步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使劳动者根据技术特点与自身禀赋、边际产出与实际报酬的比价自由流动。二是利用新型城镇化契机，大力提升劳动者素质，为其就业、择业、创业提供政策保障，尤其要促进传统部门人员的技能转换，加强对各类民营职业培训机构的支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技能型农民工及其家庭留在城镇。三是“培育人”与“培育产业”并重，特别是推动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加大对第三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促进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实现规模效应，以增加吸纳劳动力的绝对量。

（二）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让国内产业资本与国外资源充分结合，实现国内外产业发展共赢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致使企业形成对劳动力优势的过度依赖，在人力成本分化背景下竞相追逐廉价劳动力而忽略了综合成本，造成产业投资的无序转移。当前应杜绝过度的招商竞争，规范地方政府补贴行为，健全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使之与中西部地区挖掘资源优势、提升人力资本、增进居民收入的进程协调推进。更重要的是，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拉动国内工业品出口的高质量增长。国内产业承接地区的产能规模不断积累，亟待扩张有效需求将其尽快化解。但是，传统的一般贸易出口已难以担当此任务，乐观的外需形势反而促使国内产能投资发生恶性竞争的困境不是没有发生过^[16]。目前，在有偏技术进步积累至一定程度、国内用工成本不断攀升情形下，应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共赢基础上开展多样化工业和工程合作，使国内产业资本与国外资源充分结合，从而带动外部市场对我国中高端资本品和原材料的需求。

第一，提升“走出去”企业的境外盈利能力，强化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作用，支持大型成套设备随合作项目实现便利出口，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就合作项目在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并提高用工、采购等方面的属地化水平，与东道国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第二，发挥交通、通信、水利、环保、能源等重大跨国基础设施项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变传统的境外承包工程等合作模式，鼓励中资企业灵活采用“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具体形式，使其与直接投资及委托生产相互融合，并以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拉低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的综合成本。第三，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生产经营行为，促使其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要做好“样板工程”，树立中国对外产能合作的良好形象。

（三）以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支持创新主体面向全球布局创新资源，积极参与世界科技创新治理

我国工业过早采取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造成当前的产能过剩困境，归根结底在于高速工业化的诉求阻断了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步伐。国家创新体系是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并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由于当时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足以满足技术变革需要，致使成本较高的自主创新难以成为主流，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被滞缓。吸收国外技术转移原本是好事，但若缺乏国内协同创新机制的支撑，则容易陷入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技术变迁无法配合国内要素动态演变，工业发展遇到瓶颈时要转型升级会十分困难。目前，要为工业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则必须重新整合、科学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促进部门间在科技创新与应用上相互支撑和配合^[17]，由市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自主地选择技术进步方向，服务于我国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外的科技要素和智力资源应充当我国创新活动的外源性动力，由我国企业权衡技术的前景及边际报酬做出理性选择，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消化改造和二次创新。

第一，构建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更多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协调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扭转不公平竞争导致的行业间非均衡技术进步。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为企业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竞争环境。第三，盘活现有创新要素，促进技术流动、成果转化和二次创新，打造创新人才高地。最重要的是，全面推进开放式创新，支持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鼓励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或投资并购国外创新企业和研发机构，融入世界科技创新治理框架，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参与制定国际科技合作规则，并适度扩大高技术装备和优质资本品进口，从而变单纯的专利引进为高端设备、优秀人才、智力资源、先进制度的全方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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