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从赶超型发展战略视野反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阻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传统体制的制度性障碍。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校正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而导致资源配置错位，供给与需求不协调，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联的传统体制之所以还在起作用，是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还没有终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顺利推进，不仅取决于改革的力度，而且取决于发展的程度。同时，改革的力度又不能超越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经济增长的两种体制机制动力还在同时起作用。只有实现旧体制到新体制的彻底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才能完全实现。

一、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本原始积累

全球经济发展向来是不平衡的，既有少数先进的或发达的国家，也有比重很大的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作为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必然要选择超常规的发展方式或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其相联系，在发展战略选择上应体现后发优势，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即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主次安排和经济发展顺序方面，都应把重心放在能够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和部门。实践经验表明，后进国家选择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重化工业不仅属于制造业，而且是制造业的核心。而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是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它既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有较快的提高，又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在国民经济中，重化工业最具经济拉动效应和投资乘数效应。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而后进国家最为短缺的又是资本，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惟有采取超常规的积累手段，即实行带有强制性的资本积累。

按照马克思生前的预见，社会主义应当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是，我国则是在一个经济异常落后的国家，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经济发达国家，是不能选择协调的、平衡的发展方式，走缓慢增长的道路；而必须选择不协调的、不平衡的方式，走快速增长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其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必须暂时牺牲分配效率，牺牲消费者利益，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协调、不平衡的迅速增长，必然是一种强制性、指令性的增长。即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高度集中起来，重点用于能够带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重点部门，即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这就决定了我国超前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资源的开发动员，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和行政系统的参与，即为了实现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向重化工业倾斜，就必须形成与国家集中决策相联系的筹资模式，这种筹资模式必然被赋予超经济强制。运用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来积累资本，被称之为资本的原始积累。①

我国传统选择的主要缺陷，与其说是选择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倒不如说是选择与这种发展战略相依存的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然而，之所以选择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又是服务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无法把这两者分割开来。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几乎不赋予国有企业必要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严重地压抑着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城市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较快速度发展，国家不仅无力改变对农村、农业、农民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依赖，反而被迫使其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长期化、固定化。我国资本原始积累是建立在抑制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基础上的，这就必然导致农村要素（劳力、土地和资本等）市场发育比城市滞后得多。这是建国60多年来我国城乡差别较大的深层原因。美国芝加哥大学D．盖尔·约翰逊教授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试图说明一点：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情况（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确保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这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劳动、土地和资本或信贷）在中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存在很多缺陷。中国未来要素市场表现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和农民收入的提高。”②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意识到这种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并力图着手改革。毛泽东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利益、一点机动的余地，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③为此，还采取措施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值得引起人们深思的是，当时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为什么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属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因而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当前为什么会出现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以及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受阻，也是源于我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终结所派生出来的。因为资本原始积累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强制来实现的。

二、资本原始积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众所周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很大。而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90%，农业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70%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主要落实在农村、农业和农民身上，这是不言而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对农村、农业、农民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价值形态上，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必需的农产品数量；在价值形态上，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最低限度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资本的这种转移，既可以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也可以是采取抑制市场机制的超经济强制。我国在其始初阶段，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强制性压低农产品价格，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来实现资本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其具体形式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主要目的是保障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产品的需要，同时将一部分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启动资本。农产品统购和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不同，而是寓再分配于交换之中，具有从农村转移资本的特殊功能。1953-1978年，我国农民通过与农产品统购相联系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其金额达到5100亿元，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1979-1994年，我国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达15000亿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29年间，之所以长期实行带有强制性、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工农产品流通与价格实行全面管制，包括强制压低农产品购销价格，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本，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以往之所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是为了实施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所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选择这一发展战略的积极效果，是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越过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工业化后期转变，同时也使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的国防强国。

但是，实行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相依存的资本原始积累，是要付出代价的。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的资本原始积累，是违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的，这就必须辅以强制性配套措施。具体表现在：在生产领域自上而下地下达种植面积、产品品种、产品产量等指令性指标，并严格控制农业生产的范围；在产业政策上，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流通领域，对主要农产品购销实行国家高度集中垄断经营。为了使农产品统购统销能够实行下去，其微观经济组织是“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践经验表明，国家低价强制向农民收购农产品，没有农业集体化与农村人民公社化，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化，其实质是国家直接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制度形式。资本原始积累、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二元体制以及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制度体系。而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城乡二元体制是重要环节。从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政策出台顺序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提供制度保障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体现。统购统销制度是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分割开来，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起到了稳定城市、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由农村、农业、农民来承担。1953-1978年，我国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积累，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33%，1978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74元，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许多集体经济组织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过度提取，在抽走资金的同时把日益增加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很不协调。1952-1978年，尽管我国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57.7%降低到22.2%，但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仅从83.5%降低到73.8%。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明显缩小。但是，相对于二、三产业，农业的比较利益低，是一种需要特殊补贴的产业。为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按保护价收购的政策，甚至使国家保护价明显超过市场价。例如，2015年国内玉米收购价格为每斤1.18元，而国外玉米进口到岸价格完税后仅0.8元。问题的实质在于，与包括农产品统购统销在内的资本原始积累相联系的“重城轻乡”的宏观政策，导致我国农业长期落后于二、三产业，生产经营规模小，技术改造速度慢，劳动生产率低，单位产品成本高，迫使政府的保护价收购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现国家收购价与市场价的明显“价格倒挂”。而在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形势下，进口粮食的规模则是随之不断扩大，出现“进口粮食入市，国产粮食入库”的异常现象，导致某些粮食（特别是玉米）的高库存。如果说以往的以压低粮食价格为特征的粮食统购导致粮食长期供不应求，那么现阶段人为提高粮食价格的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则导致某些粮食供过于求。二者的实质都是同一的，即都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过度干预，都是没有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农业部门中，以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为目标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因此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我国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农民工社会群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分化，堪称为农民的分化，即从农民中再分化出农民工。农民工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城镇中的体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突出变化，是从不允许农民进城到允许农民进城，使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步入快速推进的新阶段。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是农村土地和劳力的城镇化，而作为“人”即农民则没有城镇化。虽然农民进城了，从事二、三产业，但农民的身份却没有改变。不仅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没有改变，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即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从来没有种过田，也没有分到地，也称为农民工，即没有当过农民的农民工。为什么不让农民工的身份改变呢？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保持农民身份的农民工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之所以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即农民工。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已经出现负增长，我国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即从2010年的1600元增加到2015年的3000元，给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不让农民工的身份改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所需要的费用，由谁来承担？能否承担得了？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改变户籍登记，更核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目前的情势看来，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十年、八年的时间就能实现的。因为农民工市民化，不是孤立的一个问题，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把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财力，投入到改善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上。但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定的条件下，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投入多一些，用于增加老市民的收入和改善老市民的福利就会少一些。当两者出现难以调解的矛盾时，地方政府必然把重心放在老市民这边，因为老市民有更多的话语权，支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要化解这个矛盾，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突破。这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防止“重物轻人”的现象。要充分认识，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科技创新则是化解供给侧矛盾的重要途径。要推进科技创新，就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当前我国制造业部门，农民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明显偏低，初中文化程度以下占80%。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包括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费用、劳动者养活其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费用、劳动者训练和学习所必须支付的教育费用。简单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包括劳动者本人和延续劳动者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费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最低工资。而复杂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还包括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所必须的培训、教育等费用。目前我国各地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之低，不仅没有包括复杂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甚至连简单劳动力再生产费用都不够。这意味着只能不断再生产低素质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侧质量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攻克的重大难题。从理论上说，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有利于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应当这样说，教育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城镇的“二等公民”，除了受农村户籍身份的限制，还受教育程度低的限制。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让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与城镇居民一样，具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才具备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条件。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应当认识到，从投入产出关系看，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递减的，而人力资本报酬则具有递增的特征。如果能够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就能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供给侧，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教育提高新成长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现为人力资本增量改善；二是通过培训提高在职劳动者的技能，体现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

与城乡二元体制相联系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也是我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形式。即借助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启动资本。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因用途的不同而沿着两条不同途径深化。农地制度是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即经营权交易）方向演变，非农地制度则是朝着强化地方政府垄断和土地利益最大化方向演变。同一块土地因用途改变导致土地权利结构的改变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是现行中国土地制度的最大的特点。与农地政策相比较，农地非农化政策是一种国家高度垄断和政府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必须纳入国家计划，并经有关部门审批；城镇建设使用农地则由政府低价征用，再由政府高价转让给开发商。其收益大部分归地方政府作为预算外收入。虽然是预算外收入，却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30%-50%。人们通常称之为“土地财政”。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其遗留的一个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财权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20%几上升到40%几，地方财权从改革前的70%下降到50%几，但地方政府的事权不仅没有减少，还呈扩大趋势，土地财政起着填补窑洞的作用。地方卖地越多，土地出让价格越高，地方财政收入就越充裕。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产的稀缺资源，其转让权、出卖权由地方政府垄断，出让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支配，这是我国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之所以持续攀升的根本原因。这种土地政策和房产政策不改变，要把不合理的高房价降下来，是很难的。客观地说，21世纪初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带动了60多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使地方政府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加大投资力度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当前我国还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就必须保持房地产的一定增长速度。对地方政府来说，要下决心把房地产价格降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偏高的房地产价格，又会严重冲击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央行增投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流向房地产，一些大型企业也兼营房地产。更何况高房价带来高成本，严重削弱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据央行发布的数字，2015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的余额139.23万亿元，比2014年同期增长13.3%，投放了这么多钞票，为何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率不高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增发的货币很大部分被疯狂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回收了。即大部分货币都被凝固在钢筋水泥中了。对于我国来说，房地产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促进我国房地产健康发展，还有很多文章值得做。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主要是依靠低价征购农产品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除了尚未完全消除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更主要是依靠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福利等等，俗称三把“剪刀差”。一句话，实行不平等的城乡之间要素交换关系，即形式上是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寓再分配于交换之中。城乡要素之间的交换关系是被扭曲的。这就形成了以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切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特殊性表现在把这种二元结构制度化，故称之为城乡二元体制。始于1978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渐地被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但是，直至今日，我们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即很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的。与其相联系，城乡二元体制虽然已经有所突破，但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城乡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和土地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反映。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政府对资源配置或要素配置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这是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带来的负面效应。诚如前面所说，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源配置是向重点部门倾斜，即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即重化工业部门。重化工业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材料型的工业，如金属制品、钢铁、煤炭、橡胶、水泥等；另一类是加工装配型工业，如机械、电机、汽车、船舶等等。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特别严重的部门，是重化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石化等。这些部门占主导的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至今在重化工领域的资产仍然占总资产接近70%。不言而喻，其资源配置相当程度上和政府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相联系，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就是财政收支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政策。为了赶超先进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是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最有利的条件，以便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带有特殊性的财政投融资。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来筹措资金。一般性的财政活动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一般性的财政活动是无偿的，而财政投融资是有偿的。财政投融资的具体形式，诸如发行政府债券以及政府借款。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风险，集中在财政投融资这一块。财政投融资具有政府融资的职能，建立在政府稳性担保的基础上，其突出问题是运作不够规范，融资规模迅速膨胀。转型后的融资平台公司，应当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政府融资的职能。与财政政策相联系的是金融政策。即如何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即重工业提供廉价的融资条件。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企业资本严重短缺，直接金融又不发达，不得不严重依赖于银行，即间接融资。这就要求建立密切的银企关系，才能使企业获得充裕而又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为此，首先必须给予银行有效的激励，即实行有管制的低利率政策。通过低利率政策给予银行必要的补贴，市场利率与上限利率之间的差额，体现政府给予银行的补贴。并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使银行将部分补贴转贷给国有大企业，起到激励国有大企业投资的作用。在赶超型经济发展阶段，国家银行几乎垄断了全社会间接融资的渠道，而重工业部门又主要是国有企业，这就为建立彼此密切联系提供有利的体制条件。为了使企业得到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国家对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实行严格的国家管制政策。我国的重工业就是在这样特殊优惠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从一开始就潜伏着缺乏竞争力的弱质。从而成为今天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重工业企业。

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相联系的经济体制，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色彩。即政府还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能够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门。从而形成了投资、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抑制消费的基础上。为了解决过度投资所带来的产品过剩，就积极扩大出口。由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压低要素成本基础上的，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并因此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出口市场逐渐缩小，再加上我国要素成本因供求关系不断地上涨，出口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面临着明显下行的压力。这也是引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要把投资、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型，转化为消费、出口、投资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型，也有较大的难度。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着稳增长的重要任务，而投资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途径。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相当艰难的，阻力是不小的。因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就有可能出现差的企业死不了，好的企业活得很艰难的奇怪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因此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或者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改革，改革的对象是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而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完善具有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④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相辅相成的体制，至今仍然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面，又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面。如果把这两种体制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文件在确认市场调节的地位时，是这样表述的：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那么，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什么作用呢？文件虽然没有说明。但实际上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是发挥主导作用。作者因此把它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直至目前，政府还直接拥有60%-70%的资源配置权。有些资源，如土地资源、金融资源，政府直接控制的比重就更高了。当前在制造业部门中，特别是国有制造业部门中，为什么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库存规模过大，杠杆率过高，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支撑着。如果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但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深化改革，提高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制度和土地制度，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目前，我国城市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均已商品化，包括土地、厂房、住宅等，都允许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而农村的土地、住宅等产权制度仍不完善，更谈不上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农民还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镇化进程中不动产增值的收益。而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个改革目标，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而且改革的力度又很难超越于发展的程度。这就必须权衡我国的发展程度是否已经达到有条件、有足够的力量支付改革城乡二元劳动力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成本。具体地说，要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就必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保障。钱从那里来？要形成城乡统一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使农民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市场，缩小土地价格剪刀差，由此而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那里得到补偿？这些都说明，新旧体制的转换或新旧动能的转换，是需要经历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与其相联系的，要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乃是相当艰巨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注释：

① 许经勇：《论我国资金原始积累》，《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

② 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林毅夫、赵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67版，第726-731页。

④ 许经勇：《如何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12月6日。

作者简介：许经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