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历史大转型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监测预警系统和政策支撑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5ZDA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项目编号：13JBGP014)。

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对全球经济周期性起承转合趋势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变表现的战略判断，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长期转型增长阶段性演进呈现出的新状态、新格局与新阶段。而“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大逻辑的提出，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坚守，也是在“保持战略定力、形成求变思维”期许下积极应对矛盾消解与结构调整“阵痛”反应的历史、实践逻辑依据。本文旨在透过大历史的整体观与系统观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新常态，将其视为数量赶超型经济向质量赶超型经济全面转型的必经过程，从内嵌于非线性转型增长载体的“常态”转换过程把握新常态的历史形成逻辑，厘清经济转型增长互动演化机制长期运行过程中积累的新经验与新矛盾，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摆脱旧轨道、谋求新发展的新共识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思考。

一、文献综述及大转型视域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短期视角下的新常态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探讨重大事件诱发新常态经济“减速”现象的传导机制。张军认为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收缩等不规则冲击致使经济增速出现周期性下降的“非常态”。[1]其次，关注新常态在制度环境、动力构成、收入分配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征。李佐军将这些新特征归结为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创新驱动力量的凸显、民富理念的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升级以及累积性风险的消解。[2]最后，探寻发达国家新常态与中国新常态的表征差异与交互影响。El-Erian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基础相对坚实，但是结构性约束与金融波动将延迟增长轨道转换逃逸速度的获取。[3]汪红驹认为“新常态”国际周期错配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有持续、加剧的风险。[4]短期视角下的文献多属于现象范畴的研究，认为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应对不规则冲击与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回应，其“减速”现象属于周期性下滑而非趋势性下降，[5]不影响未来增长潜力的释放。

长期视角下的新常态研究突出经济增长过程在发展趋势、阶段转换、形态演进、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规律性变化。李智将新常态看作经济发展大趋势下时空新状态与发展新特征的集合。[6]刘元春认为新常态是稳态增长阶段性转换的过渡时期。[7]彭兴韵将新常态视为具有增速换挡、社会矛盾加剧、回归潜在增长率等特征的新兴社会经济形态。[8]管清友认为新常态是经济结构再平衡与再优化的集中体现，涉及产业、区域、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宏观结构调整。[9]该类文献多属于实质范畴的研究，认为新常态并非“外部冲击”“收入陷阱显现”“比较优势消亡”与“危机修复”等单一因素变化诱发的衍生现象，而是外部风险频发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10]短期阵痛反应的实质是长期经济转型增长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尚未消解。

现有研究成果尽管丰硕，但是未能将新常态产生的逻辑实质、显化的多样性特征、依托的长期发展趋势以及不规则的短期突变效应同时纳入解释框架。我们认为新常态属于经济转型增长阶段性演进、既有运行机制系统性升级的过渡状态，需要同时探索并回答以合理性判断、发展趋势认知、经验规律提炼、增长动力转换等内容为核心且具有时代价值的新命题。因此，本文采用长期视角对新常态进行实质范畴的研究，以世界文明转换、经济周期性起伏为背景，将新常态视为具有“适宜制度①-技术进步-结构转变”内在互动演化机制的经济转型增长阶段性产物，从综合论的角度重新界定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适宜制度不断形成的阶段性产物。适宜制度的形成既可能源自于初始制度构架内行为主体“策略嵌入”下的有意识偏离，也可能源自于行为主体对“历史依赖”的无意识回应。适宜程度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性决定了初始制度会沿着不同方向持续变迁。而均衡制度构架内含的政治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与文化发展手段，②能够通过控制合法性机会窗口、引导行为决策偏好以及创造适应性预期对资本积累过程产生特定的激励导向。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构成转型增长新阶段制度持续优化的逻辑起点，也构成重塑资本积累激励机制的逻辑起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的阶段性产物。特定时期技术进步方式的形成是制度变迁自增强机制与技术层面构建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含的转换效应与抵制效应通过作用于资本载体上创意发明的技术化环节，间接决定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驱动力量。而技术进步方式的转换意味着旧技术框架向新技术框架的全面跳跃以及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经济增长过程也会随之进入相应水平的发展路径。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构成重塑经济增长主导技术动力的逻辑起点，也构成经济增长过程由低水平增长路径向高水平增长路径转换的逻辑起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结构动态转变的阶段性产物。经济转型增长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演变过程，不仅包括数量上的相对变动趋势，还包括系统内各组成要素在质上的兴起与衰落。[11]制度、技术层面的构建力量与历史惯性分别构成系统内多样性成分的创新机制与选择机制，通过间接强化或者抑制外部冲击、生产率变革以及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引起的结构变动，形成新一轮经济非均衡演进的驱动力量。因此，从经济结构转变的长期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构成数量特征适宜化的逻辑起点，也构成经济形态高级化的逻辑起点。

图1  经济转型增长与“常态”转换的关系

二、认识新常态：经济转型增长过程中“常态”转换的历史形成逻辑

“常态”作为一定时期内“大概率”现象与特征事实的集中反映，[12]涉及历史维度的规律继承、现实维度的状态判断以及未来维度的趋势预期。中国经济长期转型增长的过程也是众多相对稳定状态不断过渡、转化的过程，其时间的连续性促使不同阶段的“常态”得以继承与延续，转型的递进逻辑构成不同“常态”之间的转换动力，但是稳定状态的过渡与转化并不存在明显的继起界限，可能出现时间上的重叠。

(一)古代农业经济“常态”向早期工业经济“常态”转换

中国古代王权的周期性更迭为适宜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天下分合的制度实验不断激起大一统制度的复归冲动，促使政权所有者通过有意识的“策略偏离”形成修补式制度变迁惯性，供给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激励机制，即偏向政治人才以及军事、税源领域的官方合法资本积累激励惯性，农业领域优先的资本积累激励偏好以及“官本位”“艺成而下”的资本积累适应性预期。封闭、集权与自我强化的制度惯性在压制突破型技术进步方式构建力量的同时，强化了小规模、间歇性的技术进步方式，并通过抵制效应不断巩固农业、手工业框架下的大一统式技术结构。制度惯性、常规型技术进步方式构成的选择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经济系统内多样性成分的累积，但是不规则的制度“策略偏离”与偶发的技术构建力量为农业经济的自然衰落提供了可能。

图2  经济转型增长过程中“常态”转换的时代方位

当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通过贸易发展、技术革新、金银资本流动拓展至世界经济范畴时，商业成分、交换关系等脱胎于农业经济形态的新兴社会逻辑在看似坚固的旧逻辑中不断涌现与积累，构成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以及现代文明兴起的基础。工业化浪潮的持续涌现汇集成全球经济长周期演进的三次上升趋势，促使经济增长由中低速“常态”转入区别于18世纪以前的相对高速“常态”。反观“中体西渐”发展战略下的近代中国，滞后、被动、不彻底的适宜制度调整过程未能孕育出以内源型工业经济为导向、民间力量为主体的资本积累激励机制。过于依赖外部环境的技术进步方式无法产生突破型科技的扩散加速机制，经济增长过程始终停留在无序、低效以及不均衡的状态。伴随着国外技术、机器、非生物性能源对中国新工业发源的入侵式催化，[13]尽管经济系统内的创新机制激发出了制造业部门、新型金融系统、现代通信方式等多样性成分，但是与政治、军事、财政利益高度捆绑的选择机制借助政府“国资垄断”、军阀“苛以重税挖掘岁入”形成对多样性成分的挤压，致使新工业、先进技术以及新型生产关系无法蓬勃发展，高度繁荣的农业经济“常态”转入衰落、不稳定且与世界经济趋异的早期工业经济“常态”。

图3  英、美、日、中、印五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二)计划经济“常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转换

1945年以后，计算机、生物新兴技术革命带动全球经济迈入第四轮上升期，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持5%的高速增长“常态”。受到外部地缘政治与内部资本稀缺的双重约束，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未出现复苏迹象。1952年我国GDP仅占到世界GDP的5%，现代产业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4%，各项指标远未达到经济起飞所必须的初始条件。

在“国家重建”的理性共识下，中国迅速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适宜制度供给意愿和激进、强制式的推进手段。其内含的封闭式追赶型政治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凸显“一元化”强意识形态的文化发展手段，催生出扭曲价格体系、计划行政管控、政治动员相结合的官方合法资本积累激励途径，过度倾斜的资本积累激励偏好(军工、基础设施)以及“重工业、城市”双优先的资本积累适应性预期。定向模仿、引进的技术进步方式抵制了市场、民间导向下的技术需求以及层级扩散式的技术供给。经济系统内的政治集权运动、低成本危机转嫁机制[14]与封闭、单一、扭曲的技术进步惯性构成强大的选择机制，在抑制偶发性政治放权试验、经济战略调整等创新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放大了经济结构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国有化成分，致使计划经济“常态”呈现出复苏、波动与失衡相互交织的特征。

图4  1957—1965年中国GDP增长率、农业增长率与工业增长率表现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首先是一个“改革、发展、开放”理性共识下的适宜制度形成过程。无论是对“真理标准”的理论探讨，还是小岗村分田到户的风险实践，均属于既有制度构架内行为主体对化解历史认知刚性做出的尝试性努力。这些构建力量通过试错与调整来削弱“历史依赖”力量对变革的即时抗争意愿，促使整个制度构架在反复解锁过程中实现根本性变迁。“稳定为先、逐步推进”的政治发展战略、“出口-投资”双驱动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凸显“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发展手段，通过重塑价格信号、激活微观主体纠正计划经济时期扭曲、低效率的资本积累激励机制。由“比较优势、市场导向、成本底线”共同驱动的新型技术进步方式以及“局部试点、渐进推广”的技术扩散手段释放出强大的转换效应，有效地增强了政治战略对匹配科技的容纳能力，凸显了预期利润对科技行为的引导作用，提高了突破性技术脱离科技筛选范围的“重叠共识”。伴随着“全球化红利”的获取、“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工业化加速战略的推进以及乡镇企业的大规模涌现，系统内以改革为核心的创新机制有效扭转了政治力量、封闭偏好以及扭曲政策等选择机制对多样性成分的过度挤压，促使中国经济在契约观念、效率思维的时代精神下迅速复兴，步入稳定、高速增长“常态”。

(三)新常态：数量赶超型经济“常态”向质量赶超型经济“常态”转换的必经过程

从1980年开始的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转换进程来看，石油价格、生产率等外部冲击趋于减弱的好运气(good luck)[15]与深度全球化契机下的技术性突破、地缘政治变迁、市场化体制改革、金融深化发展等因素相汇集，共同放大了第五轮“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的上升趋势，促使全球经济迈入高增长、低失业、弱通胀与微波动的大稳定(moderation)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步入了数量赶超型经济“常态”，以年均9.8%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后发快速赶超。但是这种源自于全球范围内梯次追赶的繁荣增长景象并没有足够的理由作为一个整体维持，[16]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GDP增速回落，经常账目收支失衡、杠杆率攀升等根植于结构层面的现象陆续显现并相互加强，促使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趋势下的新常态(new normal)。而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效应日趋减弱，[17]中国经济也于2009年步入了“结构性减速”的新阶段。

尽管全球经济周期性趋势的起承转合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互相关联，两者反常特征的常态化趋势在时间上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延迟相似性。但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异质性的初始条件、运行机制与演进规律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形成逻辑的根本差异。从异质性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具有大国身份的发展中经济体将转型增长阶段性“常态”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作为初始条件，进而驱动赶超模式转型的新起点；而全球经济新常态刻画的是后危机时代经济运行转轨过程中(发达国家主导)出现的区别于“大稳定”时期的初始条件集合，构成全球经济秩序、实体基础、治理机制重建而非周期性危机修复的起点。从异质性运行机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赶超模式转型过程中“常态”转换的过渡状态，涉及低层次运行机制的瓦解与高层次运行机制的建立，有赖于适宜制度形成、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经济结构转变内在良性互动演化关系的建立与调整；而全球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对“长期停滞”趋势的回应，其运行机制的重构与调整更为庞杂、艰难与被动。从异质性规律来看，农业经济“常态”向早期工业经济“常态”的转化孕育出了赶超型经济“常态”的雏形，计划经济“常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的过渡同样也是重建型赶超经济“常态”向数量型赶超经济“常态”的实践性转换。这些内嵌于非线性转型增长载体的“常态”演进过程尽管也面临“增长收敛趋势”的约束，但是并未出现发达经济体短期“回归均值”[18]的压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区别于全球经济进入下行轨道的不可逆趋势，其赶超速度的回落恰恰构成自身异质性演进规律下数量赶超型经济“常态”向质量赶超型经济“常态”转换的契机。

三、适应新常态：根植于经济转型增长大逻辑的新经验与新矛盾

顺利适应经济长期转型增长大逻辑下的历史新状态，既要从中国经济由衰微到复兴的众多趋势变化中形成新的经验认知，识别趋势转折带来的发展机遇；又要厘清经济转型增长互动演化机制未能消解的深层次矛盾是如何转化成新矛盾，并显化为新常态下不可回避的新挑战。

(一)根植于经济转型增长大逻辑的新经验

中国经济由衰微到复兴的新经验源自于转型增长运行机制各组成要素互动演化关系的不断瓦解与重建，在适宜制度全面调整、技术进步方式持续转换以及经济结构动态演进的共同作用下，经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顺利转换既释放出了巨大的增长潜能，也创造了新常态下不可忽视的历史新机遇。

从适宜制度形成的新经验来看，决策层对基本国情、转型目标认知共识的演进通过切换主导战略予以显现，进而松绑政治制度的绝对权威、增强经济制度的分权激励、重塑非正式制度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内核。“平衡、兼容、多元”型适宜制度的形成趋势借助赶超动力激发出大国独有的资源禀赋、内源发展与规模经济优势，有效规避了经济增长回归“绝对均值”的风险，非均衡的相对高速赶超增长趋势以及可观的经济增量构成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机遇。而制度实验手段的运用能够创造出特定的成本收益适应性预期，削弱“历史依赖”力量下既有利益主体对适宜制度形成的抗争意愿，有效激发并协调来自“顶层设计”“群众共识”与“民间首创”的构建力量，为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宜制度形成动力的重塑提供值得借鉴的运作范本。除此以外，适宜制度形成过程中政府、社会、市场分工关系的合理化演进创造出了相对稳定、有效的激励环境，不断凸显的双向市场力量在重塑国内外互动竞争机制的同时，创造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制度、技术、结构优化的倒逼机遇。

从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的新经验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前沿技术的定向模仿、直接引进，20世纪90年代国际技术转移过程对“学习消化、模仿创新”的凸显，以及后期“比较优势、市场导向、成本底线”共同驱动式技术进步方式的出现，既是技术差距认知、赶超动力构建以及扩散路径选择等方面动态实践的关键节点，也串联成为中国技术进步方式独有的经验性演进路线。而构建“适宜制度激励、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调整”良性互动关系的战略思维，借助科技战略导向激发产业系统变革进而重塑科技转化、应用与扩散载体的经验做法，通过外资引入带动前沿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的技术赶超运作手段，以及对外部互动竞争、生态资源约束等倒逼压力的政策回应，共同构成技术赶超、比较优势驱动下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的新经验。进而有助于在新一轮的要素禀赋条件改变、技术差距形成以及外部竞争环境变化中识别并把握经济增长主导技术动力优化升级的新机遇。

从经济结构动态转变的新经验来看，资源禀赋空间分布异质特征的优化重组、多层次区域分工关系的协调重建、政策战略非均衡推进的成本考量以及应对不规则外部冲击的实践积累，既构成时间、地域维度下中国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基础，也构成新一轮国家、区域动态崛起过程中，激发“有序竞争、互利合作、发展赶超”示范效应与带动作用的新经验。而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持续推进，催生出“适宜制度激励、技术进步方式驱动”共同引导经济结构动态演化的运作经验。其中，适宜制度的激励功能体现在对土地、户籍制度等既有选择机制的修正以及市场流动秩序、收入分配规则等创新机制的重构，而技术进步方式能够通过战略性演进、创造特定产业载体倒逼生产效率变革等渠道来更新系统内的选择与创新机制，引导多样性成分累积。从结构长期演进的新现象来看，需求结构中新消费引擎的启动、[19]产业结构中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区域结构中平衡发展维度的凸显以及分配结构中改革成果共享理念的确立，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优化演进的新起点与新期待。

(二)根植于经济转型增长大逻辑的新矛盾

根植于经济转型增长大逻辑的新矛盾是既有经济“常态”出现制度适宜特征减弱、技术进步方式转换压力凸显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伴随着旧矛盾的不断消解、转化与累积，脱胎于旧矛盾的新矛盾构成时代趋势下转型增长阶段性演进的新挑战。

从制度适宜特征减弱引发的新矛盾来看，制度构架的适宜性考量取决于特定激励机制的重构能否解决转型增长阶段性演进的主要矛盾，既不具备时间、地域维度下的普世价值，也无法规避制度演进的成本与副作用。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增长大逻辑内含的适宜制度演进不仅是增长激励机制重构的过程，也是矛盾消解、转化与积累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晋升锦标赛、经济分权激励以及竞争开放、效率优先“重叠共识”相互加强，在松绑政治制度绝对权威的同时驱动可视性产出迅速增长，有效缓解了计划经济式短缺与超额物质需求的矛盾。但是，随着历史依赖低效率锁定的破除，适宜制度构建力量创造出的社会收益趋于消失，改革者对私人收益的追逐汇集成为制度构架内新的路径依赖力量。适宜特征的减弱显化为地方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下小范围政治绝对权威的复归、扭曲式资本积累激励的增强以及不计成本趋利、扩张行为的出现，致使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行政权力干预与市场规则运行、地方发展激励与不良竞争内耗、改革红利分配与利益格局固化、全球改革竞争与内部调整维稳等新矛盾、新挑战日趋尖锐。

从技术进步方式转换压力引发的新矛盾来看，尽管“比较优势、市场导向、成本底线”共同驱动型技术进步方式作为长期经验性演进的成果，创造出了巨大的增长效应。但这种方式也只是在技术赶超策略中增强了技术复杂度比较优势下的分工意识、拓展了技术转移的市场界限、引入了成本控制的理念。既离不开高储蓄、低消费模式下生产性投资的驱动，大规模要素积累的支持以及“干中学”的扩散机制，也无法克服模仿套利与低成本竞争机制的自我强化风险，依旧属于前沿技术差距驱动下的模仿赶超型技术进步范畴。该方式的自我强化通过倒逼制度层面的失衡激励削弱制度构架适宜性调整的动力，致使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落入“模仿陷阱”。因此，非根本性创新下经济增长赶超收敛时间的延长风险、[20]学习效应递减趋势对制度适宜性调整的负向冲击以及“干中学”扩散机制可能引发的经济结构失衡隐患，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的主要压力，极大地加剧了生态约束与资源耗费、规模式增长与效率式增长、分工定位愿景与比较优势约束等新矛盾的对立与新挑战的严峻程度。

从经济结构失衡引发的新矛盾来看，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经济数量适宜化、形态高级化演进的阶段性产物，既反映了结构转变的历史进步性，也构成新一轮经济结构由失衡向平衡调整的新起点。数量赶超型经济“常态”下适宜制度内含的激励机制无法为技术进步方式由学习模仿向自主创新转换提供必要的制度、政策支持，而非根本性创新的技术赶超惯性也无法自发内生出能够有效冲击既有制度构架的技术构建力量，制度适宜特征的减弱趋势与赶超模仿型技术进步方式相互加强，在放大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同时，促使相互交织的旧矛盾形成连锁反应，并衍生为转型增长演进的新矛盾。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中产能相对过剩与质量效益低下之间的矛盾间接引发投资需求疲乏，劳动生产率结构失衡通过放大产业间的收入分配矛盾又形成对消费的挤压，从而加剧需求结构的失衡矛盾。而依靠传统工业化引致城市化发展的战略与区域发展非均衡推进战略，既无法解决服务保障均等化需求激增、资源长期错配、区域发展同质化等深层矛盾，也无法改善重短期需求、轻长期供给管理实践衍生出的众多新问题。除此以外，全球治理新规与优惠政策依赖的冲撞、黑色工业文明与绿色生态文明的权衡同样构成经济结构再平衡、再优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新矛盾与新挑战。

四、引领新常态：未来经济转型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思考

数量赶超型经济向质量赶超型经济的全面转型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摆脱旧轨道、谋求新发展的必经过程，其增长动力的转换并非创新驱动力量对要素、投资驱动力量的简单替代。应该以动力转换实际依存的背景特征为约束条件，在厘清动力要素自身演化趋势的基础上，权衡子动力改造、培育与重组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据此形成对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思考。

(一)树立符合新常态下国情特征、战略特征与体制特征的增长动力转换新意识

首先，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要立足于经济长期转型增长新阶段所处时代方位的国情特征。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之后，中国成功跨越了“物本经济”亢奋扩张的时期，逐渐步入理性权衡下以人本诉求为核心、多价值取向共同驱动的战略改革机遇期。因此，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有赖于能够反映新时期价值取向激励环境的重构，而子动力的改造、培育、重组要与赶超模式转型内含的增长效率优化、经济结构再平衡、资源环境消耗降低、国民经济素质提升等质量层面的需求相挂钩。其次，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要能够反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新改革观”。从增长动力转换的最终目标来看，要在经济转型增长互动演化运行机制中重塑具有释放红利、整合资源、激励创新、优化结构等功能的新型增长动力体系；从增长动力转换的推进手段来看，需要借助既符合历史逻辑又有崭新价值取向的社会经济系统性变革塑造动力转换的内源力量；从增长动力转换的整体过程来看，要在开放互动的大系统环境中实现增长动力要素及其子动力的协同、平稳过渡。最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要符合新型开放体制的特征。“单一引入”式外向型经济体制向凸显“优进优出”战略的全方位开放新体制转型，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势必受到更为严苛的国际经济秩序约束，全局性的互利共赢也将取代单向度利益考量的思维惯性。而充分激发新型开放体制下“制度、技术、结构”协同创新的力量，能够有效地克服数量赶超式经济增长动力过于依赖短期外生比较优势的缺陷，进而塑造出长期内外比较优势下的质量赶超式经济增长新动力。

(二)确立“制度、技术、结构”协同创新、共同驱动的增长动力转换新理念

从中国经济长期转型增长的大逻辑来看，“制度、技术、结构”作为新常态下数量赶超型经济向质量赶超型经济转型的动力要素，其多向度的作用机制决定了三者之间协同演化关系在动力转换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性。一方面，以适宜制度调整为核心的制度动力要素演化作为对时间维度下制度构架适宜特征反复减弱的创新性回应，其内含的激励机制变动能够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技术选择的抵制偏好以及技术扩散的速度、途径、范围产生特定导向；而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技术动力要素演化可能带来的新收益与新知识，能够通过修正行为主体的收益预期与认知模式创造出技术层面的构建力量，诱致制度动力要素发生演化。另一方面，在资源环境的动态约束条件下，技术动力要素演化能够改变部门间的产品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分布与生产率差异，形成结构变动的需求拉力与供给推力；而结构动力要素演化能够改变技术选择的偏好、创造技术创新的产业载体，对技术进步的方向、内容与程度进行反向激励。除此以外，制度动力要素演化内含的政策安排偏好与习俗观念变迁构成特定时期下动力系统内的创新机制与选择机制，通过阻碍或者促进多样性成分的累积影响结构动力要素演化的实际效果；而结构动力要素演化过程中新矛盾的生成、旧矛盾的转化以及深层次矛盾的累积，也可能促使既有制度构架内不同层级行为主体基于“权力”“共识”与“利益”结成新的依赖力量与构建力量，阻碍或者促进制度动力要素的演化。因此，“制度、技术、结构”协同创新、共同驱动新理念的确立，有助于在构建动力转换体系过程中平衡不同动力要素演化的构建与依赖力量、应对可能出现的渐进与突变趋势、[21]突出赶超增长的质量效益考量。

(三)形成传统动力改造与新型动力培育相结合的增长动力转换新思路

从传统动力的改造来看，数量赶超型经济向质量赶超型经济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对要素层面投资力量的彻底摒弃，而是在新常态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明显衰减的实际约束下，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与能源的投入结构，发挥投资在更新改造科技进步设备载体、扶持可持续发展产业等方面的引擎作用。理顺投资与结构性矛盾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之间的关系，借助投资模式升级修正传统GDP虚高与质量低下共存的旧增长“常态”。而新型动力的培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培育具有“价格引导、正向刺激、规模效应”激励功能的新型制度要素子动力体系。即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合理化价格信号驱动资源优化配置的子动力，重构以知识产权、人力资本薪酬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正向激励子动力，[22]建立对外多层级战略性合作、对内区域经济协调整合的规模效应激励子动力。二是培育以自主创新为引擎的新型网络化技术要素子动力体系。一方面，建立具有基础科学研究、新技术开发、技术成果市场化垂直链条的国家创新支持体系，在科研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构建学习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型的纵向互惠子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创新环境、发挥新型制度要素子动力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与风险意识的激励功能，改变单一模仿、被动推进、分隔间断式技术进步偏好，明确企业在自主创新、主动创新、协同创新中的主导地位，激活多元化企业创新主体与辅助机构共同组成的横向竞争子动力。三是培育以工业化、城市化战略转型为依托的新型结构要素子动力体系。即启动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双引擎”驱动工业化战略全面转型，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子动力；推进“以人为本”定位与城乡一体化框架下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转型，重塑城乡结构协调化与平衡化的子动力。

(四)建立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的增长动力转换新思维

经济转型作为经济演化非均衡路径上不断出现暂时均衡状态的动态变迁集合，[23]既涉及供给侧技术进步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涉及需求侧内含于特定制度构架下的偏好与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变化之间的协调关系。制度适宜性调整作为连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重要因素，会对两者分别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其中，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内含的权力分布调整与行为激励变化，会对供给端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价格形成、报酬分配以及技术进步的筛选意识、加速机制、规模激励产生特定影响，也会通过创造成本收益预期影响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出口数量与结构。而供、需两侧之间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增长动力转换的实际效果。供给侧要素结构调整动力与技术动力要素的演化会分别引起收入需求弹性以及消费、投资、出口偏好的变化，进而传导至需求侧；而需求侧制度调整动力内含的偏好变动趋势以及消费、投资、出口需求调整动力也将分别通过技术渠道、产业渠道对供给侧产生影响。因此，新常态作为结构层面数量特征适宜化、经济形态高级化的逻辑起点，其赶超增长模式的转型有赖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的新思维，即增长动力的转换要能够满足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动态匹配式升级的实际需求。一方面通过需求侧调整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相关环节的自主创新行为，解决市场需求拉力匮乏引起的“供给失灵”问题；另一方面借助供给侧调整间接形成投资、需求、出口模式升级的需求拉力，助力需求端的结构性调整。通过供、需两侧的协调并进，降低动力体系演化过程中各动力之间产生负向冲击的可能性，提高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注释：

①适宜制度(appropriate institution)的提出既承认了时空维度下制度差异的合理性，也证明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阶段性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

②我们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适宜制度构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政治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政府形式及其代理人(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分布，其事物治理权与资源控制收益权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政治发展战略的取向；经济制度是国家对不同主体的经济动机与行为选择作出的规范性制度安排，在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细化为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的规范与修正下，衍生出能够固化与加强现有制度构架的文化发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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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津津(1988—)，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长期经济增长与转型；任保平(1968—)，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长期经济增长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