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新常态下产业转移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产业转移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下的大趋势，也是经济发展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亦是宏观调控中的战略性决策。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本文较认同陈建军的定义，“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个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一种经济过程。”[1]37可见，产业转移虽然是企业的一项微观主体活动，却是有关一国宏观设计、战略布局、生产力配置甚至有关百姓生活的重要经济活动。国外有关产业转移的研究起步较早，以日本学者赤松要“雁形模式”的提出为标志，并随后从不同的角度探寻了产业转移的动因、效应、模式等，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理论，推动了产业转移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本身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使得其无法触及产业转移的实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从生产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揭示了产业转移的本质和内涵。

自2011年起，我国经济逐渐告别改革开放后30年间平均10%的高速增长，徘徊于7%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国家政策扶持以“代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接受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吸收了大规模的国际投资，造就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增长奇迹。然而，这种高速增长模式背后的隐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放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叫停了全球经济的高歌猛进，要素成本上升和国际经济的下行压力凸显了以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模式的弊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均进入新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期，当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革新和改变，能否抓住这一次产业转移的浪潮，重新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成为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更早地研究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国外研究也更早地涉及产业转移理论。产业转移理论的研究要从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开始，西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从宏微观出发探讨了产业转移的动因、方式和结果。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

西方学者有关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原因的研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比较优势的存在。（1）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存在。美国的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致使二战后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跨国转移。[2]（2）技术比较优势的存在。美国的弗农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产在国家间的转移应该遵循产品的生命周期，随着产品生产成熟阶段的来临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产品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为了获得新的超额利润转向新产品研究，原有的产品生产转向发展中国家。[3]（3）产业比较优势的存在。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扩张理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边际产业被定义为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而在引入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在国家间进行转移。[4]（4）盈利空间的优势。史密斯提出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存在盈利空间，企业的转移根据盈利空间的变化而发生，企业转移的集中发生就带来该产业的转移。[5]（5）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英国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研究微观企业转移活动，他将企业的对外投资优势总结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6]（6）垄断优势的存在。美国的海默认为不完全竞争是市场的常态，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些资源与技术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本身的垄断优势进行对外投资，以获得垄断利润。[7]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

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以赤松要的“雁形模式”[8]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模式[9]最被熟知。“雁形模式”描述了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简单的以“进口-生产-出口”这一路径进行。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取决于对发达国家的产业承接，始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模型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中心”与“外围”两个群体，“中心”为西方发达国家，“外围”自然代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心”掌握先进技术，获得其带来的高额利润，“外围”作为资源与劳动力提供者为“中心”服务，被排斥到工业化边缘。因此，“中心”与“外围”虽然是一个动态统一的整体，但又存在地位上的不平等。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在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其转移必然会带动转入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贸易增长，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但实际上，转移的产业大多集中在转出国已不存在比较优势或处于劣势的产业，转入国的产业发展依存于转出国。如赤松要在“雁形模式”中的结论，处于低级雁阵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必然是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开始，其本身的工业化的实现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因此，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不利的落后的。

（四）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评述

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梳理，揭示了国际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和方式，但这些理论在解释产业转移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依据或结论，从而是缺乏科学性的。（1）未能触及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众多的产业转移理论在描述时均提及超额利润，或是无法获得超额利润，或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超额利润。但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又纷纷将产业转移的原因归结为众多不同的外在要素表象。表象是多变的，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也就无法正确认识国际产业转移。（2）未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产业转移本身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西方研究本身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只能从一些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找原因，规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3）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分析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众多，针对特定的国家、产业、经济活动时期从不同的侧面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但纷繁众多的理论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分析基础和结论，不能用于广泛性的研究应用，也难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转移现象。

二、马克思经济学产业转移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指出，“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10]60随着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产业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部门，还必须包含非物质生产部门，即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产业是一种资本表现形式，产业转移实质为资本流动。马克思的资本流动理论及其发展科学地描述了产业转移的发生。

（一）产业转移理论的基石：价值转型

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其分析研究是建立在价值理论之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地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范畴，产业转移实则体现了价值范畴转型过程：价值-市场价值-生产价格-国际价值，即从行业内到行业间直至全球化的过程。

价值的实体为其交换价值形式，体现了交换中的生产关系。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11]119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商品交换按照价值等价交换。现实经济中，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商品生产存在众多个别生产者，因本身技术条件的差别，个别生产者拥有差别的劳动生产率，存在不同的个别价值。商品价值向价格就无法进行直接地转换，而需通过市场价值，即平均价值或是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个别价值。由于市场价值与个别价值之间的偏差，使得部门内的生产者都尽可能地降低个别价值，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众多的个别价值就在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中逐渐趋于统一，形成市场价值。

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市场中存在种类繁多的商品生产部门，也就存在许多的商品市场价值，这相当于部门内不同的个别价值。不同的商品生产存在不同的技术条件和要素投入比例，即可以简单地看成不同的资本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客观地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利润率水平，生产条件的平均化就转化为利润率的平均化。生产价格就是在平均利润之上形成的，生产价格的出现以及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结果，使得资本出现了产业间的转移，即为了获取更高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或者为了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等而进行的区域内转移，实现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平衡。

当抽象掉封闭经济的假设，价值范畴就上升到国际价值层面。价值范畴运行到生产价格的形成，平均利润率出现，市场机制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平均利润率在长期中下降。资本增值的唯一目的使其必将冲破一国的界限，往国外寻找出路。国际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围绕国际价值上下波动，国际价值由世界劳动的平均量决定。与国内市场价值的形成相似，按照世界平均劳动衡量的各个国民价值就相当于个别价值，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各国不同的个别价值，国际商品交换的市场价值就是个别价值的平均化。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12]645劳动生产率高的国民劳动可以看作是高强度的劳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国内的经济活动相似，我们依然可以探讨国际市场价格、国际生产价格等范畴，国家间存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产生有差别的利润率。资本的趋利性使得其本能的在国际产业间进行转移，形成一个平均的国际利润，国际市场价值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可见，产业转移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就体现为资本的转移，即随着价值范畴的运行过程由一国产业内转移向产业间转移变动，再扩展到国际间转移的过程。

（二）产业转移的前提：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形成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3]68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协作、分工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断演化革新，继而促进和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按照马克思理论的划分，分工分为社会分工和工厂内分工。社会分工的存在根源于个别分散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实际的地域、时间上的不同。工厂内分工则是单个资本家主导的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工，是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导的包含要素资料所属生产部门、生产工具生产部门以及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等的分工。社会分工的演进推进了行业的产生，当越来越多的行业细分独立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也就促进资本在行业间移动。

产业分工体现了生产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在不同产业之间的体现。产业分工的生产专业化体现在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并且往往因为产品同质性的原因，存在生产集聚现象。这时，产业分工就体现为地域的分工，而分工的国际化则促进国际市场的形成。分工的国际化使得各国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参与分工，这决定了国际分工必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转移过剩的资本，获取更高的经济利润，必然进行商品或要素之间的交换。这使得世界市场必然存在一部分国家进行发达制造，另一部分国家为之所服务，国际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

（三）产业转移的推动力：科技进步与劳动生产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本的产业转移实则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结果，科技进步在产业转移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成反比，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品生产者总是积极地提升劳动生产率，降低个别价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研究物质产品生产，技术的提升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代表。机器的大量投入排挤了生产中的产业工人，这使得市场中存在一大批相对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强化了资本剥削，进一步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平均利润率下降，影响资本在产业间流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大批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就在国际间流动，追逐高额利润，表现为产业的国际转移。

（四）产业转移的内外因：资本的趋利性与外部竞争

产业转移的内因为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外因为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本的本性为趋利性，产业转移的本质是资本流动，资本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主导资本在产业间及国际间流动。国际市场的形成是资本趋利性的直接结果，但也成为资本流动的有效保障。市场中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本家只能通过竞争来抢占生产资源，扩大生产规模。可见，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内部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同时，在开放经济中，资本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又会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新的投资目标，国内市场的竞争就蔓延到国际市场中去。这客观地决定了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中的优势，也使得国际分工格局必然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并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扩展的。

（五）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影响产业转移的各种表象多种多样，但其根本在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总有不停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社会的总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增高的，其结果是平均利润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决定了资本家必然会加速积累、扩大规模和增加利润量，同时也会为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转向那些投资利润高的国家中去，由此获得更多更高的利润。

三、产业转移的经济结果：一个马克思经济模型分析

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分析之初介绍了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是再生产运动的核心和起点，决定了后三者的实现。在社会再生产模型中，马克思创造性的将社会生产部门进行结构性的划分，得出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要实现两大部类的结构平衡，但在实际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失衡才是经济的常态。由再生产模型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动态化描述，经济增长率表示为： ，其中，资本有机构成为q，剩余价值率为γ为剩余价值中的积累比率，则γm=Δc+Δυ，表示扩大再生产的新增投资部分。经济的利润率表示为。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实现。根据杨继国[14]的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不是绝对的负相关关系，而是存在一个最优值。因此，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保持资本价值构成的缓慢增加或不变。

现实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总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积累从第一部类开始。第一部类的产出w1=c1+c2+Δc1+Δc2，这一均衡是可以实现的。而第二部类的产出完全依赖于消费，由资本家和劳动者分担。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与激烈的外部竞争使得他总将利润的最大化用于再投资，并且与庞大的劳动群体相比，其边际消费倾向和数量是极小的，相对的可看作是一个固定的存在，我们令其为α，则第二部类产出w2=v1+v2+Δv1+Δv2+α，更多的受到劳动者消费的影响，即受到收入的限制。

我们不妨假设当期两大部类供需平衡，r1、r2表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q1、q2表示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且q1>q2。资本家在下一期拿出r1m11的部分进行积累用于第一部类扩大再生产，则r1m11=Δc12+Δv12，引致第二部类也存在一个积累量r2m21=Δc22+Δv22，这时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两大部类的平衡分别为：

w12=c12+c22+Δc12+Δc22  （1）

w22=v12+v22+Δv12+Δv22+α  （2）

由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可知：v12+Δv12+α=c22+Δc22

则此时的w22=v12+v22+Δv12+Δv22+α=c22+v22+r2m21，而第二部类的实际产出积累率小于1，从而，存在m22-r2m21的部分无法实现。同时，实际中每期投入的资本构成是不同的，剩余价值也不能完全用于投资，即积累率始终不等于1，利润只表示为实现的价值与资本投入之比，第二部类总是失衡的。而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市场机制作用下，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经济的持续增长无法实现，平均利润率下降。

作为解决，既要消耗过剩的产品又要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可以依靠信贷消费和国际贸易两种主要方式。信贷消费需要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高度发达的实体经济作支撑，不是任何发展阶段和国家都可以选择的方式，从而产业转移成为过剩产品和资本消耗的首要方法，对外扩张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世界经济也一定会走向全球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使得国际产业转移必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为了缓解利润率的下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过剩的产品和资本，逐渐将其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转移。发展中国家作为承接方，通过进口-生产-出口的方式发展工业化。国际产业分工模型逐渐发展为如图1所示。

发达国家A掌握技术、资本，发展中国家B进行制造加工，技术作为难以进入的环节，使得发达国家可以随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过程。简单的，假设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为k，剩下的（1-k）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投入。两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为q1、q2，q1>q2，剩余价值率为m′，当期社会总利润为：

便于分析，令利润将全部用做下一期的投资，其中的m′v1，1用于发达国家研发创新的新增部分，则用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制造的新增。

两个国家下一期将获得的利润分别为：

其中，与为新增的资本有机构成，m1，2>m2，2，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剩余价值产生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获得的利润因为发达国家的分配低于名义值。

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为与，g1>g2。国际贸易的发生及国际产业链的建立，使发达国家的简单生产制造逐渐减少，缓解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减缓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了巨大的经济腾飞，其资本有机构成也开始上升。掌握技术和资本的发达国家占有利润的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靠低端产品的生产制造加工只能获得利润的小部分。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必然通过降低国内劳动者收入来缩减生产成本，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升，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可持续。

同时，在实体经济之上产生的虚拟经济依靠其反供求价格决定具有较高的收益，吸引着实体资本的进入。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不仅表现在实体经济，还表现为其逐渐转向虚拟经济，这助长了信用的发展，也为借贷消费的高涨创造了基础和条件。这时，发达国家A进行虚拟资本投资和参与不发达经济体B生产的技术资本投资，不发达经济体B进行生产投资（如图2）。

这时两国的利润率分别为，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利润和实体经济利润分别为，不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利润和虚拟经济利润分别为为两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比例。虚拟经济的反供求率总有不停的从实体经济吸收资本的能力，宏观经济也就没有达到均衡的可能。劳动者消费能力的不足可以通过借贷来实现，负债消费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假定借款额y=m22-r2m21，资本家的利润全部得以实现，此时的利润，资本有机构成变为，上升趋势得到缓解。但借贷行为只是一种提前消费方式，当期的借贷资本需要在接下来的经济周期中进行偿还，借鉴杨继国[15]144的方法，这时均衡的经济增长为：，其中，ε为单位收入借贷额，v′为劳动者收入增长率，y′为借贷量增长率。均衡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越来越庞大的借贷规模，而消费者存在一个借贷可偿还极限，一旦信用链条断裂，市场中的有效需求必然出现突然的收缩，债务规模价值缩水，过剩产品积累，债务危机由此发生。2008年发端于美国由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引起的危机席卷全球，造成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表现在虚拟经济部门，但危机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在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失衡。

四、新常态下的产业转移：趋势与启示

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经历了四次大的产业转移浪潮，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依据马克思经济学产业转移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是发达的大资本为了缓解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这决定了国际资本向我国的渗透，大量的本土企业命脉产业被收购，使得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只是作为承接方，通过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去。我国的产业发展、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受到外来资本的影响，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国际贸易的利益被发达大资本占有，由此实现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受到极大打击，经济的复苏和飞跃急需新的国际分工。当下产业分工以信息技术和高新产业技术的发展为特点，信息传播成本下降，为资本流动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当下各国贸易和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为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新的投资场地。后危机时代，西方各国都致力于摆脱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国际产业转移也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工业制造业的转移接近尾声，产业转移集中到非物质产业领域，即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具有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缓解利润率的下降。其次，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出口和投资需求萎缩，经济增长需要消费需求的拉动，除本国内需的提升，各新兴经济体庞大的消费需求也成为争抢的焦点。再者，理论与实践证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需要技术革命，当下科技水平已实现一个突破，新的技术革命的发生是困难的，各个领域的创新研发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有关科技创新的国际资本转移日渐突出。

自2011年起，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持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旧形式的淘汰，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的位置，被动也主动地依赖于以前的旧形式，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也必然预示了当下的转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不再单纯的处在承接国位置，而是逐渐转为资本净输出国，影响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对此，新常态下的产业转移应该实现经济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从资源消耗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转向质量效率优先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转向结构优化，从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提升本国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这需要增加科研创新资本的大量投入，加强外资的监管审查力度，扶持本土民族品牌的建立，迈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中国制造”。我们还要看到，世界强国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其制造生产，还在于对全球经济市场的占有和布局，在于其资本的输出强度和范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型经济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自然成为资本抢占的重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资本净输出国，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转移利润率下降的初级加工制造产业，资本与技术投入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劣势产业，积极抢占国际经济的市场、资源、利润与技术等，实现全球产业布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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