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传递及其机制分析（下）

(一)政府作用

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控制省际经济增长传递，但是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影响经济传递的过程。中央政府在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传递过程中主要发挥引导和推进作用。1978-1985年，在中央政府改革开放和能源保障政策的导向下，带动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相对均衡，包括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农业发展较快的省、较早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初见成效的省、拥有国家重点建设能源基地的中西部地区省(市、区)。1986-2000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改革前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土空间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2001-2005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同时期还实施了扩大内需宏观经济政策，国家投资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设立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政策措施，引导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

中国多层次、多地区M型层级体制下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以及地方官员间围绕GDP增长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拥有建立非国有企业的动力和权力。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发展地区经济，在扩大税基的内在欲望和地区间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以市场为基础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在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地方政府发挥建立非国有企业和支持非国有企业发展作用的表现。

(二)需求条件

市场需求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东部地区毗邻世界市场、中西部地区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都是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较好的国际市场为我国扩大出口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国家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依靠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模式，不仅加速了我国产品进军国际市场步伐，而且吸引了国外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外需萎缩的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开始寻求实施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使我国依靠的国际市场需求顺利地转变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保障了省际经济增长从东部地区省(市、区)向中西部地区省(市、区)的传递。

(三)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可分为初级生产要素与高级生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投入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同地区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但是可以通过部分生产要素的创造、发展(尤其是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以及区域间要素流动改变生产要素的地区分布。因此，生产要素禀赋、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以及生产要素的创造发展都对省际经济增长传递产生影响。

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每个阶段，都发挥了当时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如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东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区位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等要素条件是其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向中西部省(市、区)过渡阶段，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低、矿产资源藏量大、土地广阔的要素优势，是中西部省(市、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加工产业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由于改革开放等优惠政策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以及外国的资本、技术向东部地区流动。19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的“民工潮”即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截止2000年，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中90%来自中西部地区(中部56%，西部34%)，82%流向东部地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江苏的劳动力流入占跨省(市、区)流动劳动力的75%，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广西、重庆的劳动力流出占跨省流动劳动力的77%[25]。2000-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由41.47%下降为38.78%，省内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由58.53%上升为61.22%，主要就是因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中西部中心城市，导致劳动力回流。

1990年代，地区间资本流动整体向东部地区倾斜。净财政转移支付始终是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由于中部地区国有企业集中，银行资金转移主要是流向中部，但2000年出现向东部转移的趋势；通过资本市场与民间渠道流动的资本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外资的85%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直到2000年这种趋势也没有改变。由于市场导向的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和民间渠道流动的资本、外资)流动超过了政府导向的资本(财政资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银行信贷资金)流动，所以资本整体向东部地区流动。向中西部省(市、区)过渡和中西部省(市、区)带动阶段，中西部地区省(市、区)形成了要素培育的发展模式，生产要素的创造发展在这两个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合作，以及通过对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在初级生产要素和一般性生产要素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中西部地区原本不具有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从而为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提供了条件。

(四)经济集聚与扩散

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相互强化，经济集聚形成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使得经济活动更有效率。经济集聚是某些地区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必要前提。1986-2000年，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东部地区较好的发展基础、较高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启动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吸引了各类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东部地区省(市、区)聚集，市场潜能随之不断扩大。随着市场潜能扩大，经济集聚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进一步促使企业和劳动力不断迁入，大量资本流入。虽然地理位置和优惠的要素价格刺激了东部地区早期的经济增长，但最能解释1990年代东部经济迅速增长的是中间商品或差别产品生产领域出现的规模经济和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集聚效应。

经济集聚并不是无限的、任意的，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会产生拥挤效应，一方面会使各种要素的成本上升，提高经济活动成本；另一方面会因过度开发、污染等原因超过资源、环境承载限度。经济扩散在宏观上表现为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体厂商跨地区投资。基于工业总产值计算的主要制造业省区基尼系数显示，我国产业集聚程度于2003年到达最高值，2004年开始出现下降。从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经历向中西部省(市、区)过渡阶段到中西部省(市、区)带动阶段，体现了经济扩散过程。

(五)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影响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政府作用、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经济集聚与扩散等四个关键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其中任一要素条件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相应的改变(图2)。

图2  影响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政府作用不仅可以创造、发展和提升部分生产要素，还会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如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毗邻世界市场、天然港口等天然生产要素，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为其创造了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等高级生产要素，并吸引了国内外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流入。政府还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要素市场，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公平竞争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经济集聚效应的发挥创造良好竞争与法治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性制度；通过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弥补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下降的影响，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开拓国内市场。

市场需求条件变化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地区间产业转移改变对生产要素组合的需求，不仅会刺激生产要素的创造，而且会引起生产要素流动。市场需求条件变化也会引导政府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在国际市场潜力较大时，国家给予了东部地区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出口贸易，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后，政府转而寻求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

经济集聚与扩散、市场规模、生产要素流动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作用。经济活动集聚依赖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经济集聚地区的市场规模较大，同等条件下厂商偏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选址，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因接近市场区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即市场接近效应；劳动者(消费者)同样有迁入大市场区的动因，因为规模较大的市场既可以提供较高的实际工资，也因集中了大量的厂商可以提供品种繁多的商品，即生活成本效应。厂商和劳动者(消费者)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集中会进一步扩大该区域的市场规模，促使该区域经济活动更加集聚。当经济活动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因拥挤成本或土地价格的上涨可能导致分散化趋势取代集中化趋势，而经济扩散过程中也将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市场规模的变化。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分析了1978-2015年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现象及传递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省际传递现象，这种传递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均衡带动阶段(1978-1985年)，第二个阶段为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1986-2000年)，第三个阶段为以东部地区省(市、区)带动为主向以中西部地区带动为主的过渡阶段(2001-2005年)，第四个阶段为以中西部地区省(市、区)带动为主阶段(2006-)。

第二，政府作用、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经济集聚与扩散是省际经济增长传递机制的四个关键要素，它们既各自影响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过程，又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经济增长传递的结果。在政府相关政策引导和推动下，不同时期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需求、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不同地区在经济集聚效应作用下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差别，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从东部地区省份到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传递。

第三，省际经济增长传递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关键要素的变化，传递方向会发生变化。随着国内市场日渐成熟，中西部地区省(市、区)可能继续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但世界经济复苏、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因素变化，也可能使带动经济增长的省份再次传递到东部地区。1978年以来，东北地区省份基本没有承担过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2003年国家实施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举措，但没有从根本解决东北地区经济体制僵化、生产要素外流、传统能源产业产能过剩等问题，短时间内仍不能承担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上述结论可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由于发展条件和机遇等方面的不同，内部各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增长阶段异质性。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阶段差异，对不同区域的快速增长阶段进行有效的组合，形成区域接力增长态势，把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接力棒”有序地传递下去，就有可能实现全国经济更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应遵循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规律，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框架下，东部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东北地区争取实现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制，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供新动力。

政府行为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把控全局、审时度势，适时引导经济增长在省际间传递，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注释：

①由于在自然地理、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性，西藏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中央政府主导式的发展，故本文分析对象不包括西藏。

②按照常理，应该选择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各省(市、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太多，如2011年有23个省(市、区)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有悖常理。

③指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经济开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