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传递及其机制分析（上）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5年的6.9%。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得到两种不一致的结论：一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较快增长持谨慎或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采取有效的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等措施，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述研究工作均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空间均质的经济体而对其经济增长进行总体性的考察，忽视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与活跃的、多元化的区域经济紧密相关的。因此，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有助于获得更有价值的发现，同时对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基本事实；第三部分是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阶段；第四部分是省际经济增长传递机制；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研究综述

我国拥有区域接力发展的巨大空间，且已出现区域接力发展的良好态势，如能有效利用区域之间的发展阶段差异，形成区域接力发展、梯度推进态势，有序传递带动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接力棒，就有可能实现经济更长时间的持续健康发展。“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区域经济空间战略新棋局为三个层次：经济支撑带-“新战略区域”和“潜在新战略区域”-城市新区。“新战略区域”是指与第一代战略区域(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相对的，在未来15年左右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引领区和带动区域，是推进国家区域经济战略调整的主导力量。“潜在新战略区域”是“新战略区域”的接替区域，是未来10-25年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区域。新战略性区域既需要具备工业化、城镇化等经济结构较快变动的潜力，又需要具备聚集劳动力、资金、物流、土地等要素的吸引力。按照工业化程度、城镇化进程、劳动力增长、资金聚集、物流汇聚、土地增值六个标准，我国285个地级市中有38个有潜力成为新战略性区域的竞争者。

“经济增长的区际传递”最早由阿尔伯特·郝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但他未对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约翰·弗里德曼以“创新的传递”取代“增长的传递”，认为创新趋向于在少数具有最高潜在作用点的中心发生，并将从这些中心(核心区)向下或向外传递到交叉作用概率较低的地方(边界区域)。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关于区际经济传递的“极化效应”、“涓滴效应”学说，被统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学说”，初步揭示了区际经济传递的内容、效应等一般性规律。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区际经济传递理论作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区际传递”概念作了界定，分析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区际传递机制，揭示了区际经济传递的本质、规律、类型和传递发生的条件，以及区际经济传递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另外还对沿海与内地、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区际传递进行了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国少数学者虽已意识到区域经济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关于经济增长区际传递的研究，在区域层次上仅限于沿海与内地、东中西三大地带层面，在研究视角上多基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角度进行分析。鉴于此，本文从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视角，研究省域经济增长的区际传递问题。

二、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基本事实

区域经济传递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间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因素相互影响、波及而使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在比较利益机制作用下的区域之间的互补，在区域互补中形成区域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区域内部性的外部化。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区际传递的最直接表现。本文通过分析1979-2015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①(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变化研究经济增长的省际传递。文章分别计算了1978-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5、2006-2010、2011-2015年各省(市、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并根据不同时期增长率的位次将30个省(市、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排名前10位的省份，第二个层次为排名中间的10个省份，第三个层次为排名后10位的省份。图1显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省份的空间分布，本文把经济增长率排名前10位的省份作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区域②。

(a)1978-198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b)1986-1990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c)1991-199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d)1996-2000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e)2001-200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f)2006-2010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g)2011-201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

图1  1978-201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各省(市、区)相关年份统计年鉴和2015年各省区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图中年均GDP增长率区间端点值的选取以把全国30个省(市、区)分为三个层次为目的。

经济增长的省际传递现象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梯次性，即由东向西逐步过渡。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区)经济发展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靠近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下最先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与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市、区)开始发挥其资源要素优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二是阶段性。1978-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省(市、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1-2005年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过渡，2005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种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协调发展转变的时间基本吻合。三是多因素性。导致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市场需求、要素禀赋变化有关，还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经济集聚与扩散有关。

三、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阶段

我国省际经济增长的传递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均衡带动阶段(1978-1985年)，第二个阶段为东部省(市、区)持续带动阶段(1986-2000年)，第三个阶段为以东部地区省(市、区)带动为主向中西部地区过渡阶段(2001-2005年)，第四个阶段为以中西部地区省(市、区)带动为主阶段(2006-)。

(一)均衡带动阶段(1978-1985年)

1978-198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份在地区分布上相对均衡，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策导向下的改革开放和能源需求。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起点，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全面、持续高速增长(除浙江、海南、湖北、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少数省份外，这一期间其余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均高于第二产业)。对外开放以沿海地区为重点区域，1979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列为经济开放地区。

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造成了基础工业发展慢于加工工业发展，原材料、能源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这一期间政府采取措施加快基础工业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力度[17]，因此，以内蒙古、河南、安徽、新疆为代表的资源省(区)经济增速较快。该时期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农业发展较快的省份；二是较早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初见成效的广东和福建；三是得到国家重点建设的中西部地区能源基地，如安徽、河南和内蒙古。

(二)东部省份持续带动阶段(1986-2000年)

1986-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东部地区省份带动，1986-1990、1991-1995、1996-2000年经济增速较高的东部地区省(市、区)分别为6个、8个和6个。这些省(市、区)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1980年代初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改革开放前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非均衡发展战略。“七五”时期，国家首次提出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资金和政策倾斜，中西部地区作为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支持东部经济发展。1986-1990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区)(包括辽宁省)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达51.7%；1990-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为23.1%，中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0.7%，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1.9%。1999年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2%和45%。

第二，经济发展基础好。东部地区不仅自然地理条件好、人口密度大，而且区域优势明显，地处太平洋西岸，沿海大小港口星罗棋布，铁路、公路纵横交错，毗邻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国，具有对外贸易和国内外合作交流的地缘优势。新中国成立之时，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我国70%的工业，“四五”后期和“五五”前期，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等省市投资建立了众多的工业基地，并对沿海港口及铁路进行了配套建设。

第三，市场化程度高。1984年以后，我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主要以“增量改革”方式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推进。到1990年代中期，从辽东半岛到广西沿海一线涌现出成片的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具有很强活力的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首先在此地区形成，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正因为如此，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有了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先后出现了典型的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

表1  2000-2002年不同地区市场化指数与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整理。

第四，对外开放程度高。1980年以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3个开放的三角洲和三角地区、2个开放半岛构成了沿海地区从南向北延伸的对外开放地带③。这些开放地区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试验基地，拥有国家在外资引入、税收减免、土地使用、扩大自主权、放宽项目审批权限等方面给予的大量优惠政策，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尤其是外商)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结构。

(三)向中西部省份过渡阶段(2001-2005年)

2001-2005年，带动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过渡，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随着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八五”时期国家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九五”时期开始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十五”时期，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重点项目投资布局偏向中西部地区。1990年代中期开始，东部地区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不断下降，1996-2000年沿海与内地投资之比由0.93:1下降到0.66:1。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1993-2000年国家在信贷计划中单独安排专项贷款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在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方面制定了新的优惠政策。

二是扩大内需政策实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和利用外资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为了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政府开始寻求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而国内市场最具潜力的区域则是中西部地区。1998-2000年，扩大内需的方针取代了抑制需求膨胀的方针，扩张性政策取代了紧缩性政策。在安排扩张性政策下国家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时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了倾斜政策，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达了117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60.3%布局在中西部地区。

三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十五”时期，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作用。这一时期国家在巩固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相继开放了一批边境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内陆省会省市，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部省会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促使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使东部地区独享的外资优惠政策部分地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四是东部地区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199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为了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东部地区不得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因接近能源与原材料供给地，在劳动力成本、水、电、土地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且部分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具备经济迅速扩张的能力。因此，这一阶段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纺织、化工、冶金、电力等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四)中西部省份带动阶段(2006-)

经过2001-2005年的过渡时期，2006-2015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转变为以中西部地区省(市、区)为主。该时期，国家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继续立足扩大国内需求、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此外，国家通过设立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措施，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逐步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0年以来，先后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7个国家级新区和7个国家级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

四、省际经济增长传递机制

通过省际经济增长传递阶段分析发现，省际经济增长传递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关键要素的变化，传递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在政府相关政策引导和推动下，不同时期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导致不同地区在经济集聚效应作用下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差别，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从东部地区省(市、区)到中西部地区省(市、区)的传递。政府作用、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经济集聚与扩散是分析省际经济增长传递机制的四个关键要素，它们既各自影响省际经济增长传递的过程，又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经济增长传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