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

2017年04月10日来源:国研网作者:李长安

一、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基本稳定

“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是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由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包含了四个典型特征，即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从经济增速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新常态阶段，当年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两位数（10.6%）下降到当年10%以内（9.5%），并且出现了逐年下滑的态势。至2015年，经济增速就已经回落到7%以下了（6.9%）。不过，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同时，我国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保持了基本稳定，无论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还是调查失业率，都呈现出较为平稳的状态。

按照奥肯定律（Okun’s Law）的描述，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比如在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低3%的话，将会使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Okun，1963）[1]。对中国的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因为经济条件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蔡昉，2007）[2]。在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也确实表现出经济增速下降，但失业率并未随之上升的这种现象。

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经济增速在不断下滑，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每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近3年维持在1300万人以上。即使是以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率指标来看，我国的调查失业率也基本稳定在5%左右。该指标虽然比调查失业率要略高，但和发达国家平均近7%的失业率相比则明显要低，与声称已实现“充分就业”的美国不相上下。

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来看，2011年，国民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为128.5万人。此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年提高，2012年为164.4万人，2013年为170.1万人，2014年为181.1万人，到2015年已经提高到190.1万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能力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就业形势在经济增长下行时期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

再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基本保持了供需均衡的态势。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2011—2015年期间100个左右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在此期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始终略大于供给，这表现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一直大于1，即每个求职者都存在着1个以上的岗位可供选择。但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至2015年第二季度，该比率仅为1.06（见下页图2），这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企业用工需求增速小于供给增速、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可供选择的岗位有所减少的现实。

二、经济新常态下就业保持稳定的基本经验

（一）就业优先战略取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采取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宏观调控手段，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创业政策，加大了鼓励扶持的力度，完善了相关的配套措施，涵盖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人力资源政策等多个方面。以创业扶持政策为例，目前我国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日臻完善，从涵盖的人群看，包括了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复员转业军人、留学归国人员以及部分在岗人员（比如高校教师）等；从出台政策层级看，从中央—省市区—各区县—街道社区；从出台政策主体看，有政府部门、高校、社会团体（青、工、妇、残）等；从扶持政策的内容看，包括了财政、金融、税收、场地、培训指导多方面的内容。鉴于企业负担较重、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政府还专门出台了降成本、保就业的相关政策，包括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据财政部门测算，仅采取该项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超过1000亿元。

（二）结构升级优化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动力

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的就业结构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优化。从2011—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44.3%上升到50.5%，也即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一半。在我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有明显提高，在2011—2015年间，第一产业的比重由2011年的2.2%提高到2015年的2.8%，第二产业的比重则从43.8%下降到40.6%，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从53.9%提高到56.6%。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作用也日益显著。2011年，三次产业就业的比重为34.8：29.5：35.7，到2015年演化为28.3：29.3：42.4，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6.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略降0.2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则上升了6.7个百分点（见图3）。这意味着第三产业不仅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地，也成为承接第二产业转移人员就业的重要阵地。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下行阶段保持就业基本稳定的主要力量。

（三）新经济新业态为劳动者创造了大量新岗位

近些年来，我国的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在新经济新业态中就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多。此外，新经济新业态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集中到就业灵活部门就业，就业灵活性也有所增加。目前，中国的新经济新业态取得了快速增长，高端制造业、电子商务等一些转型升级的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全年网络的消费增速达到31.6%，比整体消费要快2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经济新业态中就业的人员日益增多，据测算，仅阿里巴巴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超过1500万个。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诱发了快递业的高速增长，快递业也由此成为吸纳就业的又一重要场所。目前，我国的快递业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约20万个，就业总人数大约有600余万人。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成果显著

经济新常态阶段，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就业创业结合在一起，大力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2011—2015年期间，全国新登记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特别是在2014年，新登记企业的增幅达到45.88%，而且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的数量首次突破了1万家。2015年，新登记企业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43.9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的数量超过了1.2万家。2015年底我国每千人企业量达16家，较2014年底的13.3户增长了20.1%。与此同时，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也开始显现，国家工商总局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2016）[3]的研究表明，2014年个体工商户平均就业吸纳能力是2.6人，私营企业平均就业吸纳能力则达到12.6人，全国共有2.73亿人在私营个体经济中就业（见图4）。大量创业创新企业的涌现，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创业高潮。

三、经济新常态下就业面临的新挑战

（一）结构性就业难问题突出

总体就业形势的稳定并不意味着就业的结构性难题就此消失，与此相反，在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就业困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就业领域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劳动力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引致需求，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从根源上来说，产生结构性就业难问题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不相匹配。而投资结构是影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讲，资本向哪些行业倾斜与集中，哪些行业的增速就会较快，并推动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相应变化。因此从逻辑上说，投资结构直接影响的是产业结构，而间接影响的则是就业结构。我国结构性就业难较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招工难”“两难”现象的并存。目前，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50%以上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人数比例也同步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在就业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且平均受教育年限目前仍未达到高中以上，其中房地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由此可见，这些获得大量投资的产业在吸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方面相对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停留在依靠大量劳动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驱动的阶段，尚未转到依靠人力资本素质提高、依靠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上来。并且由于廉价劳动力长期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使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廉价劳动力依赖症”。这样对就业市场产生的结果就是：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引发了对以进城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农村可转移劳动力逐渐减少、劳动力市场面临“刘易斯拐点”的情况下，出现了农民工“招工难”的现象；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依然停留在粗放型发展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引起对大学生为代表的较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同步增长，再加上大学扩招的速度仍未减缓，这样大学生的“就业难”现象就不可避免。劳动力市场中的“两难”现象存在，加剧了结构性就业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二）供给侧改革引发大量转岗就业问题

去产能、去库存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产能过剩一般是指产业潜在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实际需求所形成的供大于求的状况。国际上一般用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正常值应该在79%～83%之间，如果该指标低于79%，则说明有可能存在产能过剩。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透露，到2012年年底，我国电解铝、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1.9%、72%、73.7%、73.1%和75%。此后几年，产能过剩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化解。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供给侧改革、努力化解产能过剩就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人社部门的估算，仅钢铁、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就涉及约180万职工需要转岗就业。

（三）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冲击

“十二五”以来，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0.9%增加到55.1%。根据《“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安排，到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到60%。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位列世界第一。2015年，我国共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达到279.9万件，其中授予发明专利权171.8万件，已经大大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同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14220亿元，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跻身世界第18位。与此同时，在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中国版的“工业4.0”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和“制造强国”的转变。科技进步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动力，全员劳动生产率代表了每个劳动者在一年中平均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升和劳动者技能提高的重要指标。在2011—2015年期间，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从58705元上升到76978元，并且基本上保持了与GDP同步增长的态势（见图5）。

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率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理论上，对于科技进步对就业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一般认为，科技进步短期内将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性失业”的增加，长期的影响则有可能偏于正面。但对于低素质劳动人口而言，科技进步对他们的就业替代作用尤为明显。以机器人为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的最大采购商，其中2013年共买入3.7万台工业机器人，占到全球销售量的1/5，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机器人买家。至2015年，中国采购的机器人已经超过了6.8万台。按照工信部2013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就必须达到10万台。在目前技术水平下，一个机器人能够替代大约10名左右的工人。由此推算，由于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在短期内将会引发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损失。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抑制用工需求

近10年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根据张继良、赵崇生（2015）[4]的测算，在2008—2013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城镇劳动力成本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8%，不仅明显地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也显著快于南非、巴西等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蔡昉、都阳（2016）[5]指出，尽管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只有0.238，仅相当于美国的38.7%、韩国的36.7%和德国的29.7%，但由于近几年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快速上涨，因而这种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受到了削弱。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中国工资的快速增长以及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那么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只比美国低4%，两国已经相差无几①。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研究结论与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结论几乎一致，他们构造了一个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如果以美国为基准（100分）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也就是说在美国进行制造业生产的话大约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而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2020年左右将不复存在②。除了工资上涨较快外，社会保障费率较高也成为加重中国企业负担的另一个诱因。目前，“五险一金”已经占到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企业负担，这势必对企业的用工需求产生抑制。

另一方面，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劳动力“刘易斯拐点”来临所引发的人口红利消退。人口红利指的是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比较大，能够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三高”态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长期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抑制作用，使得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这也就意味着维持了多年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衰减。统计数据显示，在2011—2015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每年都在减少，5年间一共减少了近300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也节节下降，5年间下降了3个多百分点（见图6）。在经济规模依然在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就容易引发工资率的上涨，这又反过来成为企业转变用工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就业质量不高问题比较突出

就业质量是反应劳动者就业状态优劣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根据李长安（2013）[6]的研究，评价就业质量至少应该包含六个方面的维度：就业环境、就业状况、就业能力、劳动者报酬、劳动关系、社会保护等。在我国，在就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就业质量能否同步提高，不仅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我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虽有所提高，但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6.2%，比2014年还下降了1.8个百分点；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外出农民工中平均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人占总数的39.1%，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人占85%，月从业时间平均达到25.2天。赖德胜等（2014）[7]的研究也发现，我国超过90%的行业平均每周劳动时间超过了40小时，有一半多的行业每周劳动者需要加班4小时以上；劳动工资水平不高。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不少企业停止了加薪，甚至出现了工资绝对水平下降的情况。此外，农民工欠薪现象有所抬头，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达到1%，其中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达到2%，成为欠薪的重灾区；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全，保障水平普遍不高。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参保率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退保现象严重，而且与城镇职工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李实，2015）[8]。职业病发病率偏高，据卫生部门的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有80多万例，而且新发病例数仍呈逐年攀升的趋势；劳动关系有所恶化，劳资冲突有所加剧。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劳资冲突的高发期，2011年，我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5.89万件，到2014年迅速上升到7.15万件。此外，非正当途径发生的劳动纠纷群体性事件也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经济新常态下的就业政策选择

（一）增强稳增长与保就业的政策衔接，将就业稳定作为经济增长区间的下限

稳增长、保就业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尽管在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价体系中逐渐放弃了“唯GDP”论的考核方式，但并不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就不重要。事实上，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依然是保持就业稳定的最基本途径。在当前阶段，必须将就业目标设为经济增长波动区间的下限，明确稳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的战略意义，防止稳增长政策与保就业政策脱节。具体来说，在财政政策方面，实行更加有利于扩大就业的财政支持和保障政策。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各项税费负担，努力增强企业的活力。以营改增为例，据统计，自2012年在上海率先开展营改增试点以来，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试点纳税人共计592万户，累计实现减税6412亿元。而营改增全面推开后，预计2016年全年减税将超过5000亿元。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第三产业，很显然，该措施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最大阵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着力增强对扩大就业具有显著效应的相关产业的支持力度。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实体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应千方百计地为其解决各种融资问题。对小微型企业、自主创业企业等，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优惠扶持政策，激发他们的生产活力，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在产业政策上，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注重开发新的就业机会。高度重视非公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就业主渠道的重要作用，通过打破市场壁垒、完善市场竞争环境、畅通融资渠道、减轻企业负担等多种措施，遏制民间资本投资下降的势头，激发民间资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增强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创新性和有效性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就是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就要求在出台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前，必须对调控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并将其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中。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政策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注重政策的创新性和有效性。就业政策的创新性是指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形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和方法，紧紧抓住稳增长、保就业这个核心，围绕着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出台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就业政策。在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过程中，重视创业质量，提高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目前我国虽然有创业企业大量涌现，但创业质量不高的问题突出，生存型创业数量大大超过发展型创业，而且创业的成功率及生存年限普遍较低。根据公益组织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调查统计，我国青年的首次创业成功率还不足10%。③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各级政府出台的就业政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但政府部门在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知情度，如何用好相关政策，使政策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出来，真正惠及劳动者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利用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后就发现，有22.9%的青年对问卷中所列12项创业政策“均不了解”，30.8%的青年“均未享受过”。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创业扶持政策常常由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分别制定，缺乏政策的介绍、梳理和汇编，加上信息沟通不畅，导致创业者普遍不会或不懂利用优惠扶持政策。同时，一些创业政策又抬高扶持政策申请门槛，致使许多创业者很难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优惠，导致政策作用未充分发挥，政策目的未能实现。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奖励补贴政策太多太滥，还容易被少数不法分子钻空子，利用政策漏洞骗补骗贷，抑或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因此，下一步应把如何提高创业质量作为“双创”政策的首要任务（冷小杰，2015）[9]。与此同时，必须狠抓就业支持政策的落实，让劳动者充分知晓并合理利用相关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并将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三）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供给侧改革，增强劳动者的就业适应性

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已经由传统的依靠大规模的劳动、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改革也势在必行。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以质量提高替代数量减少，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冲击。平均素质不高、缺乏一技之长依然是我国劳动力队伍的一大软肋，当前的“用工荒”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技工荒”。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估计，目前我国技工的缺口大约在2200万至3300万人，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技工缺口还将不断扩大。因此，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转变成高等职业院校，同时鼓励和支持企业内部的技能培训，扩大技术员工的供给量，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二是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建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平等谈判的劳动关系制度，既要消除传统上资本强势、劳动者弱势的现象，也要改变现行用工制度中不利于用工单位的相关规定和约束；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强职工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的协调性。三是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激励功能。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险金只停留在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功能方面，其预防失业与促进就业的功能远未发挥出来。可以考虑将失业保险金的发放与失业者的就业努力挂钩，建立健全对失业者的跟踪调查制度，如果发现失业者没有履行积极寻找工作的义务，那么就应该受到暂时或永久性取消其失业保险金的惩罚。

（四）高度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提高就业扶持政策的精准度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贫困家庭、女性、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都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更大的受害者。这不仅要求国家不断完善就业失业保障机制，还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扶持帮助政策，实施精准就业扶持，使这些弱势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要充分发挥就业在扶贫攻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失业是导致贫困的重要诱因，由于就业性收入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失业极容易导致贫困现象的发生。文雯（2015）[10]利用CHIPs数据的研究发现，高失业率家庭往往是贫困脆弱的家庭，在我国城镇低保家庭中，2002年有19.88%属于高失业家庭，2007年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但仍高达17.44%。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不稳定，因而成为容易陷入贫困状态的重要群体。王美艳（2014）[11]针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由于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95%以上，因而当农民工失去工作时就很容易陷入贫困，可见就业状况对农民工的贫困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为此，2016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6]71号），提出了分类提供精准就业服务、拓宽贫困劳动力就业渠道、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培训、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等多项措施，帮助贫困劳动者就业脱贫。女性就业一直是劳动力市场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得女性就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女性的失业率一直高于男性。这其中，女大学生就业难不仅是女性就业困境的一个是突出现象，而且正在演变成大学生就业难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2009年开始，我国在校女大学生数量开始超过男生，但应届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却明显低于男生。不仅如此，女大学生就业后无论是起薪还是毕业半年后的工资涨幅也不及男生。解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问题，除了要转变传统女性歧视的观念外，政府还应制定专门的针对女性就业创业的扶持性政策，在加强就业保障的财政金融等政策中，可以考虑融入社会性别视角，鼓励创新针对女性创业者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切实为促进女性就业创业创造条件。目前我国有残疾人超过8500万，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残疾人有近3200万。但2015年实现城乡就业的残疾人总数只有2100万左右，残疾人的就业率仅有65.6%，有超过1/3的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尚未实现就业。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必须加强针对残疾人的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逐步实现残疾人就业由岗位提供向能力提升，构建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政策从分割到融合，推动残疾人就业从被动型就业到创业型就业的转变，加快残疾人就业观念的转变等。同时重视贫困残疾人的扶贫开发，实现精准扶贫，构建和完善防止因残致贫的社会保护网络。

（五）将提高就业质量作为核心，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就业质量不高是经济新常态下就业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就业矛盾就是就业质量不高引发的各种摩擦和冲突。对于劳动者而言，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好”的、“体面”的工作。努力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一方面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企”“依法治市”，用更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各项合法权益（宋保胜，2014）[12]。从抓劳动合同入手，大力提高劳动者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对拒不签劳动合同或不合规劳动合同的企业，必须加大惩罚力度。对拖欠劳动者工资、社会保障不缴纳或不平等劳动领域的突出矛盾，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予以治理，如建立工资保障基金、银行卡直接发放工资、建立企业和包工头信用评价机制等。尽快推出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考虑设立国家公平就业委员会，防范和消除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弥合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创造公平就业的制度性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管理，转变用工观念，树立劳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按照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理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其劳动效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企业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的做法虽然有可能短期会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但从长远来说则会损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很容易提高员工的流失率，削弱员工的忠诚度。因此，在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增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劳动者的待遇水平，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双赢”行为。此外，对劳动者来说，也必须重塑“劳动光荣”的理念，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岗位的变化与升级。就业质量包含了劳动者对就业状况的主观评价，因而劳动者的就业心态就显得非常重要。要坚决摒弃那种浮躁、好高骛远的就业心态，重视培养踏实肯干、坚守持久的“工匠精神”。总之，只有政府、企业与劳动者相互配合，互相联动，推动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实现全社会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才能顺利达成。

注释：

①中国劳动力成本仅比美国低4%，环球财经，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6-03/8727987.html.

②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已微乎其微，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410/21/t20141021_3746085.shtml.

③创业成功率低青年创业者现状引关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8/06/c_1116168767.htm.

参考文献：

[1]Okun A. M.Potential GNP：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R].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1963.

[2]蔡昉.为什么“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再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J].宏观经济研究，2007（1）：11-14.

[3]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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