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京津冀一体化的结构性分析与治理构想 （上）

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可追溯到1982年提出的“首都圈”，而后演进脉络是“首都经济圈”—“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一体化”。这些表述在不同时期内容虽有不同，但强调“区域一体”的内涵基本相通。“京津冀一体化”概念不断发生演化，然而实际进程不仅没取得实质进展，反而因各种原因京津冀不均衡持续加剧，分化趋势大于一体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问题30多年来首次破题并上升为国家战略[1]。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顶层设计为京津冀一体化实践进程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京津冀一体化各相关领域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也成为京津冀地方政府“十三五”规划重点。

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京津冀一体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使之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从新近文献研究看，有关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政策解读与宏观预见[2]；第二，从交通、金融、产业等领域破题京津冀一体化问题[3-5]；第三，从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区域承载力等角度探讨京津冀一体化问题[6-9]等。

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新近文献发现，约九成作者从事的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且以区域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为研究视角切入京津冀一体化问题研究。经济固然重要，它是京津冀一体化一翼，但区域发展并不唯一表现在经济层面，在社会方面同样有显著呈现，而且在某些领域甚至更为突出。换言之，对京津冀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需要经济层面的呈现，更需要社会层面的体现，而且还需对经济、社会做比较分析，从而全面挖掘阻碍京津冀一体化的症结。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本文探讨的京津冀一体化问题是主要基于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10]，其关注资源（如象征政治资源的权力、经济资源的财富等）的不平等如何产生、如何持续下去以及社会关系怎样被建构起来维持这种不平等，尤其是形成不平等的“再生产”。具体化到“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上，是指“京津冀”作为行动者，在经济的、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动用各自资源，再生产了经济的、社会的结构和随之而来的资源分配以及维持这种发展和资源分配的关系。也就是说，京津冀作为行动者在其境遇中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的情况，当使用这些资源谋求自身发展的时候，由于它们独自保持着各自那一部分资源，必然再生产它们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例如，北京在资源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天津次之，河北末位，这就决定它们先天的不平等以及再生产不平等的方式，而再生产不平等方式最为显性的表现是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或不均衡，并最终导致京津冀的发展差距和结构脱节愈演愈烈。

这样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种“结构论”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直接表现。为此，借助“结构论”思想，研究发现结构性问题是阻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根源，而“区域结构均衡”思想对破解这一阻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结构，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结构骨架，是观察和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情况的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维度[11]。京津冀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主要是通过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来反映“结构性问题”。这些经济的、社会的结构发展变化，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重要表现。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阐述的结构性问题，是京津冀区域间以及京津冀各自区域内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均衡问题。当然，这里所指的“均衡”只是相对的，因为现代化的推进必然是非均衡性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发展也很难是同步或者均衡的。有些区域发展快一些、有些区域发展慢一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快与慢是否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制定的政策是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还是扩大了区域的差距？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当前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要义。

本文针对京津冀一体化现状，引入“结构论”思想，详细分析了京津冀一体化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区域结构均衡战略思维为出发点，以国家治理为统筹，借助新型城镇化三步走战略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支点，破解京津冀一体化根源问题——结构性问题，以缩小结构差距，促进均衡发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

二、京津冀一体化的结构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在经济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社会建设、社会结构优化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统计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1.9%，2013年京津冀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3%，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02%，GDP占全国GDP的10.9%，人均GDP约合9197.7美元，约是全国人均GDP6770.3美元的1.4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从这些数据看，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体之一。但是，由于京津冀各自拥有不同等级的资源，先天不平等，而在后续发展过程中，政策又没有很好地关照，进而又再生产了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就是京津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不均衡，结构脱节愈演愈烈。

（一）经济的结构性差距

经济的结构性差距主要通过经济总量（发展实力）、人均GDP（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发展动力）、所有制结构（发展活力）几个代表性指标来反映京津冀经济结构方面的差距。

1.经济总量差距

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12年，京津GDP占全国GDP比重均有增长，而河北GDP占全国GDP一直维持在5.1%的水平。从这一时间跨度看，京津两方增长，冀一方面没变，京津冀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是京津拉动，北京作用凸出。另外，从时点数据看，2013年，京冀GDP占全国GDP比重均有所下降，津GDP占全国GDP比重与2012年持平，但就面积、人口等综合因素而言，京津冀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是京津拉动，天津作用凸显。

2.人均GDP差距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北京、天津与河北人均GDP比值（河北=1）为2.93:1，2.35:1；2012年，北京、天津与河北人均GDP比值为2.39:1，2.54:1。从这一数据来看，北京与河北的人均GDP差距缩小了0.53，天津与河北的人均GDP扩大了0.19。但是，2013年与2012年相比，北京、天津与河北人均GDP比值有所扩大。总的来说，北京、天津与河北的人均GDP相差近2.5倍。而且，2013年，河北人均GDP低于全国人均GDP绝对值。

3.产业结构差距

从表3可以看出，2013年，北京三大产业占自身GDP比重为0.8:22.3:76.9；天津为1.3:50.6:48.1；河北为12.4:52.1:35.5。数据表明，北京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阶段的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且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低于5%。而天津、河北处于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模式，但是，相比较而言，河北第一产业占GDP比重高于北京、天津十多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的10.52%。从这可以看出，河北依附第一产业经济强度高。进一步可以说明，河北产业结构转化比较缓慢，还处于比较低的产业“业态”，经济建设水平比较低。

4.所有制结构差距

所有制结构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与经济动力情况，直接影响经济结构。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北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河北，天津稍微少一些。但是，这里还需要分析这些类型企业的内部结构，其中，国际性、全国性、垄断性、利润丰厚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尤其是集中在北京。此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北京、天津占有绝对优势，这与地区的投资环境直接相关，与人口流动趋向一样。从所有制结构“内外”两方面说明，北京、天津能够带来丰厚利益的所有制结构优于河北。因此，所有制结构上，河北也是处于滞后状态的。

（二）社会的结构性差距

社会的结构性差距，主要通过社会结构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几个子结构来体现京津冀社会结构方面的差距。

1.社会阶层结构差距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内核，从中可以窥见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间配置的走向。在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学术界通常采用职业结构表示社会分层结构[12]，为此，本文也以职业结构作为社会阶层划分标准。从表5中可以看出，河北应该增长起来的国家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都没有显著增加，该减少下去的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没有减下去，与北京、天津有很大的差距，与全国值也有一定差距。从中产阶层比例来看，够得上中产阶层的国家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三个阶层占比[13]，北京为38.83%、天津为25.15%、河北10.53%、全国12.93%，河北低于全国值。此外，从图1—图4可以看出，北京已经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天津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非标准“金字塔型”，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型态类似于“土字型”[14]，而河北的社会阶层结构则是一个“倒丁字型”[15]。由此得出，河北及全国处于社会结构紧张状态，走向宽松需要加速扭转“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

2.城乡结构差距

代表城乡结构的主要指标是城镇化率，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年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全过程呈一条S型曲线，具有阶段性规律：当城市人口超过10%以后，进入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30%以后，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当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2013年，北京城镇化率为86.4%，天津为83%，河北为49.33%。按照城镇化阶段性规律，北京、天津已经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而河北则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同期，全国城镇化率为54.77%，河北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更低于北京近37个百分点、天津近34个百分点，如果按城镇化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计算，北京、天津城镇化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河北要赶上来，至少需17～19年（见表6）。

3.人口结构差距

人口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力资源丰裕程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从表7可以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抚养比、文盲比例三项指标，河北的数值都远远高于北京、天津，特别是人口抚养比，河北100名劳动力要负担约37名非劳动力。因经济、民生等差距，人均预期寿命方面，河北人均预期寿命74.97岁，与北京、天津分别相差5.21岁、3.92岁；人口素质方面，河北15岁以上人口中每100人就有3个文盲。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北京、天津外地流动人口中，河北流动人口占据第一位，这说明，河北适龄劳动力为北京、天津补充人力资源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处于人口红利高峰期，但对河北而言，受北京、天津人口“虹吸效应”影响优质人口流失严重。

4.就业结构差距

一定的经济或产业结构决定一定的就业结构。2013年北京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为4.8:18.5:76.7，天津为8.14:41.75:50.10，河北为33.57:34.37:32.06，同期全国为31.4:30.1:38.5。通过比较，河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北京、天津，而且高于全国水平。根据钱纳里的就业结构标准[16]，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就业结构依次应为15.6:36.8:47.6，与此对照，河北的就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而且，河北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与GDP中第一产业占12.4%，有21.17个百分点的结构差，即33.57%的劳动力人口创造了12.4%的产值，说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