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与供给侧改革研究（上）

近2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同比递增13.9%，2001年我国人均GDP1048美元（按支出法核算，下同），2008年达到3439美元，用7年时间实现了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而同样实现这个跨越的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分别用了9年、13年、17年和20年，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分别用了10～15年（叶敏华、陈祥生，2004：93-96）。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余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举世罕见，但从近1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看，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我国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及国际比较

（一）我国宏观经济相关数据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并计算得到1995-2014年最近20年我国按支出法核算的宏观经济相关指标数据、宏观经济指标比重及增长率，宏观经济相关指标变动分别如表1、表2和图1所示。

表1和图1显示，20年来我国的投资率在33.9%～47.3%之间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投资名义增速14.7%，高于年均13.9%的GDP名义增速；年均投资率为40.8%。2012年我国的平均投资率为46.5%，同期世界208个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只有22%。中国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显示，20年来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15个百分点，近几年的投资率则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H.钱纳里，1988：95-98）。

（二）我国宏观经济相关数据的国际比较

将2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消费、对外贸易和储蓄相关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可认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及结构性问题。

1.投资

世界银行（2011）按人均GDP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了划分：低收入国家小于等于1  025美元，中低收入国家1026～4035美元，中上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高收入国家大于等于12476美元。200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48美元，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为4359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

2.消费

我国最终消费率在63.7%～49.1%之间波动，总体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年均名义增速为13.2%，低于13.9%的GDP年均名义增速。根据钱纳里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判定标准（徐诺金，2009：35-37），按1970年购买力平价①折算，2003年我国人均GDP为271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2008年为618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4年为1255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与同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国际平均最终消费率在70%左右的高位上稳中微升趋势相比（江林、马椿荣、康俊，2009：35-38），我国在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仅维持在50%左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美日和多数欧洲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般在70%～80%，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国家一般也在70%以上。②2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总体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率从46.8%下降到37.9%，降幅较大，年均名义增速为13.0%，低于13.9%的GDP年均名义增速。

3.对外贸易

20年来我国年均净出口率为3.7%，对GDP的增长影响不大。一方面，我国年均外贸依存度为46.3%，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23.8%和日本28.7%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印度39.9%、巴西19.3%的外贸依存度水平③；另一方面，尽管2004-2008年我国出口率超过了30%，但其余年间均较低，平均低于东亚发展中国家约5个百分点，长期低于东亚和欧洲主要国家，仍处于世界较低一半国家行列。④

4.储蓄

我国居民储蓄平均每年以11.1%的速度增加，居民储蓄率年平均值为43.3%。目前，中国居民储蓄率世界第一（陈凌，2015：21-22）。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测算，全球平均居民储蓄率约为22.5%，发达国家约为22.0%，中等收入国家约为25.2%，低收入国家平均只有19.5%，OECD国家平均约为21.6%，美国平均约为16.4%（艾春荣、汪伟，2008：5-10）。

二、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分析

（一）有效需求不足及原因

最终消费率大于投资率的点数越大，居民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多（程卫红，2013：17-24），对国民经济拉动的可持续性作用就越强。相关数据表明，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率长期过高、导致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乏力。自2000年起至2014年，我国投资率从33.9%增加到45.9%，最终消费率却从63.7%降至51.4%，近20年我国的平均最终消费率为55.6%，年平均投资率为40.7%，两者仅相差14.9个百分点。毛中根等人利用改革开放30余年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年平均最优居民消费率为54%（毛中根、孙豪、黄容，2014：134-147）；近20年的年均居民消费率仅为41.3%，远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水平。本应是国民经济增长最大引擎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凯恩斯主义认为，居民消费乏力主要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灵活偏好规律”从理论上揭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进入市场经济后，面对日益攀升的房价、教育、医疗等费用，加上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以及对子女的“无私”奉献等因素，我国居民普遍存在谨慎动机而放弃现实消费。2014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47600多亿元之巨，近20年平均储蓄率高达43.3%，似乎在实践上验证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观点。但是，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是供给。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乏力与其说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不如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

（二）有效供给不足

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内容包括产品品种品质与产品成本价格两个方面。现阶段我国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1.优质产品供给不足

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刊物《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估算，2014年中国游客在出境游期间总支出达3.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购物总额就达1万多亿元，甚至出现境外奶粉、奢侈品、马桶盖抢购潮。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国内的优质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其基本原因是忽视商品供给侧的技术创新，长期优质产品供给不足。除优质商品外，我国的有效供给不足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等优质服务方面。例如，优质养老服务明显供给不足。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6%，2020年将占到总人口的18%。我国“4-2-1”型家庭结构十分普遍，即2个中青年组成的家庭，只有1个子女，却有4位老年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60岁以上老人中，处于“不健康”状态和“生活不能自理”严重不健康状态的老人比例达14.1%。显然，“4-2-1”型家庭结构难以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续；而目前能够集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救治等功能于一体的优质养老资源供给远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家庭的需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自2012年2月开办以来，尽管每个床位每月固定自费项目高达6 100多元，但3 000个床位仍不能满足需要，一些亟待“照料、护理、康复”的老人等上几个月也难以入住。

2.供给层次与低收入人群需求层次错位

供给层次与低收入人群需求层次错位是指“没有能够充分满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需求”（邹蕴涵，2016：7-9）。农村市场是我国最广阔和最有潜力的市场，但由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消费市场具有重价格而非品牌、重实用质量而非包装、消费环境差、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随着城市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尽管很多供给厂商把目光转向了农村市场，但他们往往继续沿用城市市场营销的惯性思维，把适合城市消费的商品向农村推销，导致农村市场呈现出“洋气新潮商品多、高档商品多、青少年商品多；价廉实惠商品少、中低档商品少、中老年商品少”的状况，加上农村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多、网络信息欠发达、产品维修维权困难，使得农村商品供给层次与农村居民需求层次形成错位，不能形成有效供给。

3.外贸依存度大和储蓄率高

无疑，外贸依存度大，对外开放程度高，对产业升级和居民就业等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问题是，我国出口商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科技含量不高，抵御风险能力弱，2014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2342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6603亿美元，仅占外贸出口总额的28.2%。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特别是以代工产业、低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出口和发展高消耗的粗放型产业带来大量的能源、原材料进口，一旦世界经济发生较大波动，必将影响国内经济安全。而且过高的高新技术进口依存度，会制约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薛选登，2011：28-31），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一般来说，储蓄存款利国利民，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更多的投资资金。但储蓄存款并非越多越好，因为我国居民储蓄率高是一种“虚高”，巨额的居民储蓄隐含着人们对学费、住房贷款、养老、医疗等未来社会保障的预期，老百姓不敢花钱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过高的储蓄存款率限制了即时消费需求，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无效供给状况严重

无效供给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二是供给产品质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三是供给价格超出需求支付能力。

1.供给量大于需求量

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无效供给就是产能过剩。在我国，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和石化九大产业被国家列为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九大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69%、73%、7%、69%、65%、60%、72%、76%和62%，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导致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无效供给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和体制的缺陷，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行为推动。诸如上述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由于产值高、规模大，对地方的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大，企业退出时员工安置及养老困难等，加上长期以来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主要看GDP和社会稳定状况，这些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对产能过剩产业的整治政策不能落到实处。二是监管机制缺位和执法不严。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加上区域间经济协调机制、非政府与民众监管机制都不完善，各区域的经济竞争往往变成了各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往往与地方政府的业绩需求一致。在这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政府既是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者，又是市场竞争行为的保护者，还间接是市场的竞争者，这就使企业和个人的负外部经济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和约束，抑制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比如，水泥、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能之所以严重过剩，大多与地方政府监管机制缺位和执法不严有很大关系。三是产能过剩的责任成本低。在我国区域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大多依靠高投资、高产出企业的建设与扩张去完成，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饥渴、扩张冲动”现象贯穿于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整个进程。而我国的银行结构一般以国有大银行为主，银行行为受地方政府干扰较大，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与政府产业发展意愿一致，就会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源源不断地获得利率优惠的银行贷款，用于投资。企业扩大规模，可以获得高产能下初期规模效益的高额“红利”，即使日后市场萎缩、企业亏损破产，有政府“兜底”或补贴。因此，在低责任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存在“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助推着产能过剩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