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对外投资的特征与前景

2015年，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在政府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鼓励对外投资创新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逐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进一步巩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

一、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特征

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走入新时代。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转型升级阶段“三段交汇”的特殊时期。

(一)对外投资流量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201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5553家境外企业开展直接投资，全年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截至2015年，中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630.1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2015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继2013年小幅增长4.7%后，2014年同比下滑4.3%，降至1.35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的9.1%和存量的3.4%，按流量排名，中国连续三年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三位。2002年至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7.5%。

(二)“中国制造”产业链加速海外布局

中国企业积极把握全球经济曲折复苏中的机遇，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对外投资产业格局，稳步实施国际化战略。

2015年1月至11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为118亿美元，同比增长95.4%，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58.9亿美元，同比增长117.3%。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为“中国制造”产业链主要的海外载体之一。截至目前，中国企业正在推进建设的合作区共计75个，分布于34个国家(其中上合组织国家21个)，带动近180亿美元的投资，吸引1141家企业入区。

2015年，无论中国的国企或民企、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均通过并购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升级。例如，1月江苏长电科技公布7.8亿美元并购全球第四大的新加坡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领军企业星科金朋公司；3月，中国化工报价7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轮胎生产商倍耐力100%股份；5月，紫光集团宣布以25亿美元收购华三51%股权，并于数月后再度以38亿美元价格收购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西部数据15%股权；6月，万达集团以22.46亿元收购澳洲第二大院线HG Holdco公司100%股权；12月，中国化工集团又欲以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报价收购世界顶尖农化企业瑞士先正达(Syngenta)。

(三)对外投资区域扩大，分布高度集中

一方面，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个，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资金主要流向亚洲、北美和欧洲。1-11月，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91.3亿美元，同比增长109.9%；新签承包工程项目合同1381份，合同额284亿美元，同比增长41.2%。对美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达71.87亿美元，同比增长54.9%。对上合组织投资27.1亿美元，同比增长37.6%。在大洋洲的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25.3亿美元，增长73.3%。在安哥拉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85.7亿美元，是2014年同期的3.6倍。

从存量来看，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三个地区的投资存量之和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8.4%，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受益于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例出现上升。

(四)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展开

中国加大国际产能合作推进力度，与处于产业价值链上端的欧美发达国家开展资本和技术要素对接，同时与处于产业价值链下端的新兴国家开展应用市场合作，为推进参与国多方共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2015年，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增幅强劲，投向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优势产业的直接投资累计约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80.2%，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10%；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出口和建设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合作热点。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提升，模式创新越发重要。近年来，商务部积极鼓励企业承揽特许经营类工程项目(包括BOT、BOO、PPP等)，初步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新签和在建(包括运营)的特许经营类项目30个，涉及合同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五)对外投资并购更加多元化

2015年，中国企业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对外投资范围更加多元化，全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401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并购项目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央企主要投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如中国电建投资1.15亿美元建设巴基斯坦大沃风电项目，中国建筑在巴哈马投资2.5亿美元建造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中广核投资60亿英镑建设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并且收购“一带一路”沿线13个清洁能源项目，中国核电与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59.94亿美元的核电站商务合同。

地方国企和民企对外并购更加多元。例如，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17.9亿美元收购注册地在百慕大的天狼星保险集团公司100%股权项目；中信环保投资集团以7.3亿美元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联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54.9%股权项目；光明乳业拟斥资70亿元人民币收购以色列乳业公司TNUVA；海航集团以27亿瑞郎(约合175亿人民币)收购世界最大航空地面服务及货运服务供应商Swissport公司100%股权，并以25.55亿美元并购飞机租赁企业Avolon Holdings公司100%股权；复星国际以20亿美元完成收购美国保险巨头Ironshore；中润资源以283亿元收购铁矿国际(蒙古)公司、新拉勒高特和明生公司；中粮集团7.5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剩余的49%股份。

(六)地方及民企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央企

2015年，地方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猛。在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中，地方及民营企业投资额占比首次过半，在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其比例更高。2014年，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24.8亿美元，同比下降6.8%，而同期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47.3亿美元，同比大增50.3%，地方企业占同期对外投资的比重上升至51%。2015年前三季度，地方企业对外投资538.6亿美元，同比增长78.8%，占比首次超过六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同时，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规模发展速度远快于国企。其中，上海、广东和北京的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位列全国前三。可以认为，地方企业特别是地方民营企业的壮大，以及利用资本市场优势撬动杠杆效应是对外投资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15年，106家中国内地企业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较上年增加15家。其中央企47家，地方及民营企业59家，还有65家中国内地企业入选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ENR)全球最大国际工程承包商250强排名，比上年增加3家。这些企业涉及金融、能源、通信、制造和建筑等诸多行业，整体排名相对于上年继续提升。伴随中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这些企业成为中国竞争力的典型代表和中坚力量。

2015年，在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中，地方及民营企业投资额占比首次过半，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的比例更高。2015年，中国大陆有12家民营企业跻身《财富》杂志2015年世界500强排名，较上年增加4家，分别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96位)、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第228位)、联想集团(第231位)、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第234位)、正威国际集团(第247位)、绿地控股集团(第258位)、江苏沙钢集团(第274位)、中国民生银行(第281位)、中国光大集团(第420位)、海航集团(第464位)、友邦保险(第467)、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第477位)。其中，绿地控股、海航集团、光大集团和友邦保险首次上榜。虽然中国民营和私营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总量中的占比仍然较小，但在2015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国企。

(七)“走出去”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国际投资协定方面，自贸区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继续深入磋商；与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完成中澳、中韩自贸区协定谈判；启动与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的自贸协定谈判；设立丝路基金，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取得实质进展；达成《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

在国内对外投资政策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例如，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2015年《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5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布《中国双向投资发展报告2014》，旨在帮助中外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双向投资政策资讯，促进中国企业更加稳健“走出去”。商务部持续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实行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通过推进重大项目、投融资支持等手段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贴心服务。“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5版)》已于近期正式发布。此外，中国政府已经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的原则，把一般性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八)与东道国双赢效果显著

截至2014年底，中国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投资企业2.97万家，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1万亿美元。2014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各种税金总额191.5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185.5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83.3万人，来自发达国家13.5万人，较上年末增加3.3万人。

(九)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投资增速虽然很快，但总体规模却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名列全球(地区)第8位，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4%，英国和德国的55.7%。其次，产业结构仍然失衡。2014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占5.9%，科技研发服务业对外投资仅占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仅占1.4%，三产总体比例与上年相比没有明显提升。第三，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仍然占据50%以上。“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金额增速较快，但国家数量仍较少，例如，非洲地区只有南非，并且缺少对南美洲国家的投资。第四，企业海外投资盈利水平有待提升。2014年，境外投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为盈利和持平的境外企业占77%，仍有23%的企业处于亏损线下。根据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报告，272家跨国公司提供的海外营收占营收总额的比例仅为10.9%。第五，企业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还需提升。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国际标准的认知程度，海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利益相关方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均有待提高。总体而言，企业大而不强，国际化经营还处于摸索学习阶段，跨国经营和风险管控能力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还有差距。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挑战

(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竞争更趋激烈，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已结束谈判，美国还在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意欲强化其国际规则主导权，为中国企业全球化设置障碍。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将对中企海外投资带来复杂影响。

(二)行业标准、技术资质互认困难

行业标准、技术资质互认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高地。中国虽已发布《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与欧盟、新加坡等实施的商品标准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开展互认工作，但在中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设施工程、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标准、技术资质仍得不到国际认可。例如，超临界电站、千伏输电线路、海上钻井平台等已达到国际一流，但德国、美国标准的认可度仍然较高。现阶段，中国亟需领军企业和政府联合推进中国行业标准“走出去”，与外方开展技术资质互认工作。

(三)按市场化进程培育跨国公司困难重重

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质和改革滞后，国企和民企之间缺乏顺畅的并购渠道，例如，受国资管理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国企和民企之间并购需经过多部门审批协调。如果不通过市场化进程进行兼并重组，中国企业很难成为具备核心竞争力和全套产业链的跨国公司。

(四)国内并购融资模式效率低。

相比国际惯例，国内以抵押和担保为基础的传统并购融资模式效率低，无法采取基于标的物信用的融资模式。支付方式以现金并购为主，无法采用现金加股权。国内银行一般不接受以境外BOT/PPP项目资产作为贷款抵押担保。此外，民营企业融资贵、受歧视现象普遍存在。

(五)境外国际招投标成本高、效率低

由于竞争日趋激烈，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招标方会通过指定标准、缩短投标时间、要求提供各类公证文件等方式设置隐性障碍。目前，企业参与国际招标普遍面临以下困难：首先，中国缺乏境外国际物流采购平台，不利于企业实施全套产业链成本管理。其次，当地中资银行未能配合开立各类银行保函和完成尽职调查，耗时长。第三，由于投标公证文件需从不同国内部门获得，手续繁琐，影响投标效率。

三、相关建议

(一)政府层面

1.加速承包工程和装备制造领域行业标准、技术资质互认工作

建议国家组织承包工程和装备制造业领军企业，加紧翻译整理已有标准，并且收集各国适用标准，建立在线数据库，方便企业查询；以电力超高压、高铁等新领域的中国高标准为突破口，推动相关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向国际专业委员会提出申请，推动中国专利和技术标准走向世界，打破国际跨国公司在标准领域的垄断；与相关国家开展行业标准、专业技术资质互认谈判，在自贸区框架内打破技术壁垒。

2.鼓励通过并购打造全产业链的中国跨国公司

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打破地方垄断，引导国企和民企在国内通过技术优势开展并购重组，培育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一带一路”战略统领新时期扩大开放、推进改革、发展多双边经贸关系全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优势互补的跨国产业链、价值链，拉近与相关国家的利益纽带，面向全球打造中国跨国公司。

3.创新融资模式

建议国内银行监管机构和国内商业银行尝试建立基于项目公司现金流、有限追索的并购贷款方式和相应再保险配套的融资模式。改革相关并购融资的政府事前批准、交易披露等规定，尽早实现现金加股权融资方式。放宽对民企赴香港和海外开展债券融资的限制。借鉴民企在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创办中资海外银行的经验，鼓励企业拓展并购融资渠道。

4.建立服务中国企业的国际招投标体系

一是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国际融资平台，为境外中企提供国际设备采购物流平台。二是推动国内商业银行海外布点，服务中资企业从保函到法人财团等方面的需求。三是下放投标文件公证权限，便利企业海外投标。

(二)企业

1.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企业应遵守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标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其产品战略、市场战略与技术战略相结合，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并转化为提升企业软实力的驱动力。

2.建立完善利益共享方沟通机制，促进透明管理

加强企业向社会公开其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意识，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保障利益共享方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建立相应的沟通机制。定期进行企业履责情况评估，促进透明化管理。

3.完善内部组织架构，提升运营效率

出海企业要积极调整和树立内部组织架构以适应自身的国际化战略，理清各组织间的权责界面，完善规章制度，提升管理效率，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运营。

4.加强跨国文化沟通

跨国公司面对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应该增强企业跨文化管理的意识和能力，降低因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差异带来的运营成本，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当地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增强其归属感和凝聚力，培养其对企业文化的认可度。

5.积极支持东道国经济发展

学习和熟悉东道国法律法规，增强合规运营意识。主动将自身商业运营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寻找优势互补的经济合作发展路径，推进互利双赢和可持续发展。企业应提高本地化采购比例，促进东道国供应链发展。企业可通过技术入股和建立子公司的形式向东道国直接进行技术转移，促进东道国经济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展望

2016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发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一)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构建全球产业链的理论支持

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价值链构建有大量文献做理论支持，例如，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Cantwell(1990)的对外投资产业分布变化路径，Kumar(1998)对亚洲新兴国家的研究；国内王志乐(2004)，汪琦(2004)，江小涓、李辉(2008)，卢进勇(2015)等专家的研究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推动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四因素”环境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以上理论解释了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呈现的三个重要特点：首先，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下，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有关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其次，务实推进工业化伙伴、境外经贸合作区合作，为国内释放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生产要素，从而加速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第三，在原有“走出去”重点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再投资吸收技术人才、整合市场渠道、树立品牌资源、完善产业链结构，形成中国企业构建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大幅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综合竞争力。这是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新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内在需求。

(二)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

1.国际宏观形势利好

首先，全球经济形势有望恢复全球投资者信心。展望2016年，美国经济复苏大势不改，内生增长动力稳定、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4%，较2015年进一步提升0.27个百分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相关投资，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贸易、投资和结构转型。此外，人民币加入SDR将增强各国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促进对外投资和便利贸易结算。

其次，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将取代货物贸易成为主要内容，中国正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多双边投资协议的制定。中美BIT、中欧BIT、各类自贸区谈判均获得实质性进展，将释放新一轮开放红利，使得中国在投资高度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中，实现投资和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第三，跨国公司影响力持续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增加。虽然2014年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国际生产均出现下降，但全球FDI呈现结构性活跃特点，其中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上涨23%，达到46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2015年全球FDI流入量预计将增至1.4万亿美元，增幅11%，2016年进一步上升至1.5万亿美元。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截至2015年12月22日，全球并购规模同比增长38%，交易额达到4.6万亿美元，超过2007年4.3万亿美元的峰值。

2.国内形势推动

首先，支持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十三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完善对外开放和海外投资的战略布局，并出台相应政策。例如，简化境外投资管理，搭建政府和企业对外合作平台，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等。鼓励国内企业继续加大对外投资力度，要求企业从资金、技术、标准、装备、服务等各个环节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内企业海外竞争力，形成合作共赢的国际贸易投资新秩序。

其次，以对外投资带动贸易，加快贸易与产业结合，开展工业化伙伴合作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要素转型升级，还可以提升中国的金融创新能力，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打造对外投资新格局。

中国高度重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已经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2015年11月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0.1亿美元，同比增长35.3%。

工业化伙伴计划的实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对外援助力度的不断加大、“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区的结合将促进对外投资高速增长。据统计，仅中国新承诺的较大规模对外援助和支持的资金总额就超过1700亿美元，其中包括无偿援助、开发性基金和优惠性质贷款等。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对传统行业实行缩减产能、兼并重组，达到调整供给结构的改革目标，这些措施将释放大量经济红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

第四，面对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对外投资是规避贸易壁垒的现实选择。截至2015年12月16日，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59起，美国对华发起337调查29起。

第五，随着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对外投资是必然选择。从产业链结构看，位列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然处在低端，其赢利水平远远低于位于产业链高端的美国企业。未来，中国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将逐步得到优化，制造业水平提高，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通过并购重组，产业链向高端升级。

第六，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2015年，国务院部署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出台大力推动服务业对外投资政策，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商务部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编制《“十三五”实施走出去战略专项规划》，起草《对外投资台账制度》，发布2015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推动境外投资便利化，落实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策略　

随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格局正逐步向资源全球配置阶段演变，在世界工厂的生产模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常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寻求发展机会(Buckley，2007)。对中国企业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主动整合全球资源是其最大的竞争力，也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的体现(王志乐，2015)。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逐渐多元、立体，与原有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模式相比，中国企业开始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吸纳第三国企业参加，开始在海外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卢进勇，2015)。

在政府推行“走出去”政策之后，大批中国公司走出国门，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经营的跨国公司，但这些公司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部分行业的附加值不高。从近几年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的行业分布中可以看出，中国跨国公司从事的行业仍然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为标志(陈静，2015)。本土企业应通过研究国家关于新兴产业规划措施，学习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的方法，积极培育创新能力，以便能够立足于价值链，并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此外，中国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取价值链租金，以谋求发展(曹明福，2007)。二是企业规模大但盈利能力亟需加强。中国跨国公司普遍具有庞大的体量，但在体现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数据上，如企业利润、人均创效水平等方面，中国企业显得比较逊色。有关数据显示，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净利润增长了27%，但中国企业的净利润只增长了不到8%，利润增速显著落后于世界500强的整体水平。入围世界500强排名的中国公司的平均利润额为32.2亿美元，低于世界中位数39.1亿美元。企业应优化组织架构，强化内部治理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建立管理体系，评估税务风险，关注汇率变化，防止汇兑损失。三是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管理意识不强。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已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很多企业还一直存在将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公益的错误认识，中国企业海外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主要源于东道国政府的要求，与当地社区、利益相关方、社会团体需求的贴合程度还不高。中国企业应加强对利益相关方在经济、环境、社会和人文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认知。

4.区域及国别招商引资竞争

从投资区域变化来看，2016年北美、亚太、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是主要投资目的地。有关调研结果显示，70%的央企的国际化方向会朝“一带一路”倾斜，这预示着今后几年国企的海外投资还将掀起高潮。

发达国家和地区引领着技术革新和制造业回归，较大的市场容量、良好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吸引中国学习型和市场型投资。近年来，中国向欧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等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快速增长。其中，欧洲占比略有下降，2014年达到7.9%；大洋洲保持平稳态势，2014年达到2.9%；受益于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北美洲的占比显著上升1.2个百分点，达到5.5%。

然而，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开始出现分化。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最高的亚洲区域，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2014年首次小幅回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自2009年后总体趋于平稳，2014年略有下滑。

为了吸引中国投资，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投资促进措施。“选择美国”大中华路演活动在国内多地举行；英国贸易投资署每年举办中国商务会议，吸引中国投资；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设立成都代表处揭牌；阿联酋与中国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迪拜商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东欧十六国将与中国发表《“16+1合作”中期规划》和《苏州纲要》两份成果文件，加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推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正式运作。

另一方面，鉴于部分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中信保2015年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列出的高风险国家值得关注，这些国家包括：亚洲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越南、菲律宾、印度、伊朗、也门、吉尔吉斯；欧洲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希腊；非洲地区的尼日利亚、南非、加纳、安哥拉、利比亚、布隆迪、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国。

5.国际产业链转移驱动重点产业整合

2016年，跨国并购将继续保持活跃，区域合作不断拓展。为适应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新常态，中国企业需要具备全球化的眼光和大开放的思维模式，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水平，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拓展空间，从而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农业、消费品和娱乐等行业将是中国企业投资的热点。

与此同时，以技术为驱动的装备制造业也将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除了将自身产品做好做实，还应在相关的技术、标准、应用和服务方面实现全链条“走出去”，这是国际竞争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另外，商务部正在推动建设经营一体化重点工程，促进企业在输出资金的同时，积极跟进技术运营等后续服务，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提升经济增效。此外，中国企业要想在国际产业链转移过程中成为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跨国公司，还需要加强顶层思维，建设和提升各种企业内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