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的经济再突破策略（下）

（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保障问题更加凸显。实际上，由于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养老保险制度自1993年才开始逐步构建，及至2015年才基本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整体而言，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的资金数量巨大，必然需要国家进行大力投入，进而导致减少积累资金，降低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损害经济增长，加大政府财政风险，甚至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保障体系建设的层次和水平涉及社会稳定，现在不尽快做好基本网络建设将会后患无穷，不仅仅难以保障社会公平，影响社会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甚至触及政治稳定天花板。因此，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建设与增长、人们期望与政府能力有效协调，构建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现实的难题。

（五）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涉及的问题和矛盾也就越多，源于既得利益者也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也越大，应该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目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制度供给滞后现象。一方面，市场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得到制度上的巩固，价格形成机制还存在诸多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主体的“市场化”还没有形成（就好像一个有形的市场有了，市场规则也已经制定好了，但是来交易的主体却是不守规则的）。另一方面，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定位应该是针对诸如公共产品提供、市场秩序维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持、环境保护等方面，平衡社会利益分配，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安全保障，但是现实情况是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能力不够、水平不高，还存在着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

三、宏观经济调控中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回顾近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主要政策运用还是侧重于需求管理，这种政策的运用对于扩张有效需求、提振发展信心有很强的政策效应，特别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面对我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环节，需求管理方式也存在着其局限性。

一是需求管理无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总量调控特征。总量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实施扩张性政策时，增加的政府投资及其带动的信贷资金一般会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大型重化工行业；在实施紧缩性政策时，对于传统产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紧缩力度往往较大。从而造成了需求管理的政策性效应不仅仅弱化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初衷，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扭曲。

二是需求管理难以平衡保持增长与稳定通胀的矛盾。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临近刘易斯拐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显现，劳动力、资源要素等成本上升，助推价格水平上涨，宏观经济调控以需求管理为侧重的做法，不仅仅难以缓解通胀压力，反而促使经济增长与稳定通胀的目标矛盾凸显。尤其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采取扩张性政策的话，就会形成更大的通胀压力与成本上涨压力叠加，使稳通胀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如果为了稳通胀而出台紧缩性政策的话，则会拉低经济增长。事实上，必然出现需求管理政策难以两全的效应。

三是需求管理可能会加剧政府债务风险的累积。事实上，上一轮的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切意义上政府债务的数字远远不止四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已经引起各界对广泛关注。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为了保增长如果继续采用需求刺激计划，将会进一步加大政府债务基数，不仅仅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难以接受，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累积将会难以承受，甚至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区域性经济危机。因此，需求管理的调控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

四、供给侧改革视角的经济再突破

从经济运行的现实来看，短期内依靠需求管理来去产能、去库存、保增长非常困难；从长期来看，依靠需求管理来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也将会是无效的。因此，重新审视供给管理，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的再突破将是现实而又必然的选择。

（一）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制度供给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一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法治化水平，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事项准入制度，以防止在改革过程中边减边增、先减后增的现象再次出现；二是积极推进行政审批业务的流程再造，提高其系统性和协同性，进一步提高行政工作效率；三是构建全国性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以及在线行政审批平台，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加大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引导，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化职能，全面规范行政审批秩序。

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一是要加快构建现代预算管理体制，全面建立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覆盖财政资金管理全过程的政府收支管理制度、跨年度预算平衡制度以及相应内外部监督体系；二是以全面推进“营改增”为切入点，减少间接税，实施结构性减税，构建科学合理的税收体系；三是以正在进行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改革为切入点，建立和完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

加快政府转变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管理和管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保障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

（二）强化科技创新，提升要素生产效率

坚持走建设创新型国家之路。“干中学”是赶超型国家发展的捷径之一，但不是领先型国家发展的路径，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再突破，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依靠原始的、自主创新的路径，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引进、吸收和再创新，以实现以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性产业为引领的新引擎的创新发展和经济再突破。要强化科技创新，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构建全社会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调动和激发大众创新的积极性。

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和生产效率。一是以人口政策调整为契机，优化人力资本战略。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在正视刘易斯拐点的现状下，积极推进“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化。目前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在下降甚至为负数，但是高文化程度劳动力占比持续提高，显示出中国已经进入到“教育红利期”，只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教育红利”必然会转换为“人力资本红利”，由于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主动地位，“人力资本红利”不仅仅抵消“人口红利”消失的损失，还将会大大提升生产效率。二是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土地产权确认和流转制度，重新审视土地在生产要素中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高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效率。三是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加大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混改力度，提高金融企业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益，鼓励金融创新，加强金融业稳健性和风险性监管力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以提升效率，破解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三）推进区域生产布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不仅仅“胡焕庸线”的问题的存在，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引导资源和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以此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发挥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力效率，实现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增长，以此来引领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经济再突破。同样，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三次产业比例逐步合理，第三产业效率和就业占比也大幅提高，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二产业相对产能过剩、第三产业供给不足的现状，说明在生产领域行政主导造成了副作用，需要通过市场主导来提升服务业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打造产业结构的升级版。

全面实施供给管理，是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相机选择。但是，供给管理本质上还只是一种经济调控方法，它在结构性调控上具有优势，具有长期性的特征，但是对于短期性的、总量性的供求失衡，需求管理具有快速有效、提振信心的优势，在下一步实施供给管理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需求管理的作用，在适当时机要让需求管理配合供给管理，以实现我国经济的再突破。

注释：

[1]金海年，关于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探讨[J]，财政研究，2013，（9）.

[2]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J]，财政研究，2014，（8）.

[3]刘霞辉，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J]，经济学动态，2013，（10）.

[4]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1）.

[5]贾康等，“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J]，2015，（6）.

作者简介：张传洲（1968-），男，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