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的经济再突破策略（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持续了三十多年，经济总量和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特别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经济率先回升。但是进入“十二五”后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凸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潜在增长速度放缓，风险因素显现，甚至在国内外都出现了唱衰我国经济的声音。如何面对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如果应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乏力？2015年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国经济管理重心将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如何正确理解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如何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的新突破？这个具有非常现实而又迫切意义的课题需要我们来面对和应对。

一、宏观经济调控方式：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于满足需求，而动力和实现则在于供给。离开需求增长的供给增长毫无意义，离开供给增长的需求增长则是无法实现的。[1]实质上，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在于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但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是静态的，动态的情况应该是：在经济增长中寻求均衡，在不均衡中寻求经济增长。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对于正确把握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为了更好的认识和理解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必要将其放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视野来审视。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供给管理

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标志，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曾经大行其道。其中一个代表人物萨伊在其《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化和消费的》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后经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继承和发扬，奠定了古典自由主义供给管理的思想。他们认为经济的运行完全可以交由市场来调节、完成，供给可以自行创造并满足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其理论前提是依据物物交换，而没有充分考虑货币经济的现实和外部性等缺陷，“市场失灵”的出现是其理论的必然。

（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难以保障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他指出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机制的约束，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因此要放弃自由放任的思想，拿起国家干预的工具，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投资和消费，调解经济运行，达到供求平衡，实现经济增长。在其理论框架中，需求管理就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者抑制总需求，防止经济衰退或者经济过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广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被奉为西方各国的政策金典。

（三）新自由主义的供给管理

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滞涨”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威胁英美等西方强国，导致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深刻反思，众多学者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其中以拉菲和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供给学引人注目，他们认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是：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均采取了放弃需求管理、强化供给管理的政策措施，虽然政策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在摒弃了需求管理“金典”理论后挣脱了“滞涨”的束缚，经济开始复苏。

（四）反周期的需求管理

应该说以美国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供给管理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其减税的政策也带来和累计了巨额财政赤字问题，严重制约了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危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继承者重新拿起需求管理的工具，提出了反周期调节的思路和措施，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及至本世纪初美国以科技为先导的巨大增长驱动注入了活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断然摆脱“华盛顿共识”，放弃了反周期理论，从供给侧进行了影响全面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和结构性调整，明确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解或者需求侧调解。[2]

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经济学史的演变来看，需求管理是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者抑制需求，保持供求平衡；供给管理则是通过政府各种政策来影响生产领域的效率，从而实现供求平衡。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只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法，不存在价值判断问题，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是其作用机理、作用效果不同，时效性、针对性和策略性上存在差别。正确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分迷信工具的理论和实践往往会陷入方法论的泥潭。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时间，我国经济以年均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超过10%，进出口贸易总量保持世界第一位，人均GDP超过75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应该说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经济体长期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回顾和总结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前期主要依靠转轨经济体的供给管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通过制度供给（比如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释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经济活力充分显现的同时也交替出现了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调控经济越来越多地从供给领域转向需求领域，同样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说，中国作为动员型经济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化大发展，延续了高增长速度。[3]但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些问题开始呈现，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增长速度瓶颈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分类，2011年中国就开始由中下等收入国家跃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表明国家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4]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由于经济总量基数扩大，加之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价格优势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呈现递减趋势。基于国际经验，成功跨越“中下等收入陷阱”国家GDP增长率均值至少要有8.5%，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GDP增长率均值至少要有5.08%。[5]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目前我国经济面临国内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现实问题以及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诸多约束，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晰、不乐观，经济增长的速度瓶颈将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二）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区域差异问题

目前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后工业化的到来，助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是城镇化。但是推进城镇化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推进城镇化，需要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同步推进，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但是财政资金约束是个大问题；二是推进城镇化，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这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但是目前中国的第三产业的低效率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现在一味讲求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和就业，即便是未来复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外壳，但是缺少效率的支撑，极有可能导致资源的错配，沿袭低效率路径，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中国区域性差异问题在几十年的增长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解决。比如“胡焕庸线”，该线是由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在当时“今自黑龙江爱辉（今黑河），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的面积计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计四亿四千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总人口的4%。其多、卦之悬殊，有如此者。”，而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是94.2%比5.8%，与六十多年前比较，比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线东南的人口数量已不是当年的4亿多，而变成12多亿。

（三）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宏观经济运行需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均衡，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显著变化使得总供求平衡存在潜在的危机，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普遍的产能过剩问题。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这一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仅仅依靠政府只能消化很小一部分。同时也表现出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对称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前期刺激需求的政策造成的超供给以及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考虑导致的无序扩张，总体而言是2008年以来过分强调总量增长导致的经济总量失衡，进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同时潜伏着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不仅仅威胁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危机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