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六大特征——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较

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供给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这两种变量的政策分别被称为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无疑是国内经济学界最热门的概念，人们围绕供给侧改革相关问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供给管理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但是截至目前，对供给侧改革尚处于初步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在对照需求管理政策理解供给侧改革的时候，要认识到“供给侧改革”政策所具有的六大特征。

一、“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历史更加悠久

相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无限需求而言，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且这种稀缺贯穿了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如何以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近乎无限的需要，是人类要面临和解决的永恒的第一问题，经济学本身也是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而“供给”的。人类的几乎每一种经济制度创新，都是为了改善供给，在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漫长。

而需求相对不足，则是在生产力取得一定的发展，从而与生产关系产生一定矛盾之后所产生的表面现象，主要是分配制度不合理所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少数具有购买能力但缺少购买欲望的人，与多数具有购买欲望却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同时存在的“需求不足”，并非是供给的绝对过剩。而这种“需求不足”大范围出现的时间，在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出现在2O世纪3O～7O年代，期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以战争方式进行的激烈的“洗牌”之后，在20世纪4O年代到70年代间，西方世界赢得了近3O年的“黄金增长期”，也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期。但20世纪7O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无力解决西方经济“滞胀”问题，强调供给的“供给学派”再一次粉墨登场。

我国经历了长期的供给不足时代，历代统治者都为如何增加财富的供给而殚精竭虑。历代王朝的兴起是因为供给不足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减少降低了需求总量)；历代王朝的覆灭也是因为供给不足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集体都为如何改善供给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其中“改革”其实就是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来实现供给的长足增加，“开放”则是借助外部资源和国外的先进经验来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助力。这样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我国的物质产品变得较为丰富，结构性需求不足问题浮出水面，国家开始注重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到现在，需求管理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已经呈边际收益递减态势，单纯依靠调控“消费力”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助推经济增长的方案已经不太可行，因此，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回归本源，重视依靠调控“生产力”的供给管理政策来为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总之，供给管理政策是主旋律，需求管理政策是插曲。“供给侧改革”政策主张的提出，是政策回归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源的具体体现。

二、“供给侧改革”政策不但注重数量增长，更注重结构调整

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近二十年来，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令世界惊叹的高速增长，今天的我们，正在分享这增长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经济发展高数量、低质量，高速度、低效益，重增长、轻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出现了如下问题：

— — 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民众收入增长的感觉却未能有同等的变化；

— — 为了有效刺激投资，很多地区经济被房地产所“绑架”，不断虚高的房价衍生出了严重的金融泡沫，从而导致资源和资本过度向房地产行业集中，到最后不但导致地区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还导致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与金融业面临严重的风险；

— — 一方面是国内产品销售困难，另一方面却是国人不远万里赴境外购物，甚至所购买的商品是大陆制造和出口的产品；

— — 为了招商引资，引进的高污染项目不但导致了地区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更导致民众抗议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 — 为了促进出口，在付出高昂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之后，出口的产品不得不以近乎零利润的价格销售，还要应对全世界最多的反倾销调查；

凡此种种，表明我国经济出现了供求错位问题：一方面，高要素投入的确带来了产出量的迅速增加，但也因此导致了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不但使产出效益大打折扣，更因为产品滞销引起“无效供给”的增加，还加重了资源和环境压力；另一方面，与高要素投入同时存在的低要素成本机制使生产要素的价格难以升高，不但造成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还不利于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收入增加，从而影响居民收入的增长，降低了“有效需求”。

上述问题的日益凸显，要求我们及时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优化的供给满足变化了的需求，实现“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同步良性增长。为此，“供给侧改革”政策要求进行“加、减、乘、除”：其中“加”，就是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增加对市场急需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减”，就是努力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问题；“乘”，就是大力推进万众创新、创业，充分发挥双创的乘数效应；“除”，就是去除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消除各产业和政策领域累积的风险。

三、“供给侧改革”政策形式更加多样化

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供给管理政策则相对更加多样化，包括收入政策、指数化政策、人力政策、教育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甚至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在内，都属于供给管理政策范畴。另外，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属于财政政策范畴的税收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也具有供给管理作用：定向的减税或增税政策会相应激励或限制相关产业的发展，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也会促进相关行业的供给。

因此，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管理政策的具体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更有利于各种政策措施的综合实施与协调配合，能够实现更为复杂的政策目标。

四、“供给侧改革”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加间接

要想实现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主体性作用，必须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因为任何直接干预政策都可能导致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从而影响资源最优配置目标的实现。

所以，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要尽可能地减少刚性干预，实施柔性干预；尽可能地减少直接干预，进行间接干预。需求管理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直接。以财政政策为例，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和一般性政

府购买本身就是宏观经济总需求的组成部分，调整政府支出就是直接调整宏观经济总需求。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水平的调整也都直接影响着消费、投资和出口，从而对宏观经济总需求水平产生着直接的、即时的、明显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整对宏观经济总需求水平的影响虽然比财政政策缓和一些，但也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总需求水平。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调整贴现率，还是调整准备金率，都会立即直接导致货币供给的变化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从而直接影响着消费、投资和国际收支。

与上述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则更加间接。例如科技政策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推广来发挥其作为第一生产力对国民经济的强大助推作用，至于这些科技具体更有利于哪些产业的迅速发展，更早对哪些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则并不是科技政策的直接目标。再如教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其目的是实现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质量和数量的优化，至于这些优质人力资源最后为哪些国家、地区和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则并不是教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考量范畴。

五、“供给侧改革”政策更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需求管理政策有两大目标：分别是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其中经济稳定的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防止通货紧缩)、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存在“流动性陷阱”，加上个人和企业事实上都有对冲政策目标的自利性避险行为，以及两种政策都具有的“时滞性”等缺陷，经常导致需求管理政策的目标难以完全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常要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甚至不是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就是为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但未能经济稳定的目标，反而成为加剧经济动荡的推手。

自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以后，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处于下行状态，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历时最久的一次经济回落。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措施，包括批准实施十一类重大工程包建设(截至2016年3月底，已经完成投资额55 945亿元)，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等。但是从国内情况来看，自2012年3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转负开始，生产制造部门率先进入了通货紧缩，到2015年l2月PPI指数为一5．9％ ，降幅持续扩大，CPI指数也在低位徘徊。特别是，进入2015年后，我国GDP平减指数进入负区间，这一切均已表明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仍在不断增大。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这些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供给侧改革不是通过被动地调整需求来适应已经产生的供给，而是主动通过优化供给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这种变化标志着经济调整从经济活动的末端—— 需求转向经济活动的始端——供给，不但能够为供给提供与之相匹配的需求，而且因为更好地满足了社会需求，从而增加了人民的福祉。因此，“供给侧改革”政策更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六、“供给侧改革”政策效果显现需要的时间更长

需求管理政策——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主要都是通过调整政府财政收支和流动性等手段，拉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这种短期刺激政策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的作用，也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当前，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 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6年5月10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有关中国负债情况的报告称，中国整体债务已增至大约GDP的280％ 。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避免经济政策中的短期性、被动性的应对效应。

虽然一些供给管理政策，如税收政策、产业许可政策等，也能够在长期内实现对总供给的直接调整，但是，一个经济体系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可利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难以发生重大的变化的，因此，供给管理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特别是“供给侧改革”中的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入口政策等生产力促进政策，其效果显现的时滞性更长，常常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而不能急于求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注重“供给侧改革”并非要放弃需求管理政策，而是两方面的政策措施协调配合使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双引擎”。

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各种特征，才能更有效地与需求管理政策相配合，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