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升级新路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经济质量效益低下，产业缺乏竞争力。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多种经济矛盾相互交织，粗放式发展模式日益与新常态不相适宜，已到了必须依靠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只有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

一、中国产业升级面临三大难题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判断，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将面临三大难题。如何来破解，为中国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已成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难题之一：如何在中短期内实现通常是中长期过程的升级

西方多种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规律证明，一国产业发展和升级涉及到经济社会各种配置的优化配置，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一国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初始产品空间结构，产业升级是伴随产品空间结构的优化来实现，产品空间的高度异质性与不连续性影响到了产业升级的过程[1]。新贸易理论则认为，一国初始专业化分工对其未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贸易比较优势的转化是产业升级的前提。发展经济学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提出技术距离和产品质量构建受研发资源的制约，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禀赋结构变迁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Romer，1997）。总的来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内生的经济现象，由要素禀赋、初始贸易条件、产品空间结构等决定[2]。也就是说，产业升级往往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3]。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升级却要在中短期内实现面临着传统理论的挑战。

（二）难题之二：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无衰退的升级

关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衰退关系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指出，伴随着历次全球产业的大升级，经济增速却不断走低。Barrett（2009）等研究表明，企业产品创新往往逆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衰退往往是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最多的时期，从而实现所在产业的升级。还有学者，利用泰国的汽车产业对产业升级和经济衰退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衰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泰国汽车产业的升级，提升了其全球产业价值链（库派蓬，2011）。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增速放缓或将“倒逼”产业创新和升级，也就是说，一国的产业升级过程往往会伴随着经济衰退过程[4]。尤其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愈演愈烈，而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我国明确提出，要在实现经济“双目标”的前提下来升级产业。

（三）难题之三：如何实现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下的升级

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产业政策很难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譬如，早期的大推进理论代表罗森斯坦·罗丹（1943）指出，产业政策在具体实践操作和选择目标缺失的双重困难，导致发展中国家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均衡增长的政策措施无效。新结构主义（200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应优先考虑自身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但是政策的路径依赖性往往会导致政府在推动比较优势竞争战略时存在“比较优势陷阱”，产业升级始终脱离不了固有的比较优势产业，长期“低端锁定”，无法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产业的有效升级[5]。这个问题长期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张维迎（2016）教授提出产业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能阻碍创新，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然而，林毅夫（2016）则提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转变产业政策调控的思路、方式和手段，更好地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直接影响到产业升级的整体绩效。

二、中国产业升级的基本动力机制

产业的升级和变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进行，遵循一定的规律性[6]。但全球主要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一再证明，产业的发展和升级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林毅夫，2016）。结合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特殊阶段，试图从产业演进发展的规律和机理上，来探寻破解制约产业升级难题的路径。

（一）技术创新驱动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集群式技术创新正在多个领域孕育突破，强有力地推动新产业革命①，加速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形态的深刻变革。

从信息技术来看，信息通信技术成为支撑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和动力。信息通信技术是全球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高速光纤网络和高速无线网络建设为信息应用业务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集成电路开始进入“后摩尔时代”②。新一代移动通信、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引领新的创新浪潮。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制造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提供了重要手段。

从制造技术来看，智能制造模式正引领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形态重大变革。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技术将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智能化装备、智能化系统、智能化服务构成的智能制造体系正成为重构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从新能源技术来看，新能源技术突破正推动能源生产方式和利用方式的深刻变革，倒逼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将推动全球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页岩气、可燃冰等非常规油气的技术突破可能引发全球能源供给格局的重大调整，核能能源加快向可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发展。绿色能源革命是新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内容之一③，也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从新材料技术来看，材料复合化、纳米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碳基新材料、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取得重大突破。新材料是材料工业发展的先导，将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发展。

从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基因工程、干细胞、生物育种等技术不断突破④。据OECD预测，到2030生物技术对化工和其他制成品领域的贡献将达到35%，对药品和诊断产品领域的贡献将超过80%。在民众需求和巨头的市场潜力驱动下，干细胞治疗、人造器官、基因治疗等发展将给生物医药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

（二）市场需求拉动

国内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近年来，消费需求呈现出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两大升级趋势。其中，服务型消费需求日益以递增速度急剧增长；信息消费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推动信息产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主力军[7]。新型文化消费日益成为当前消费的新时尚，引领创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健康消费水平快速上升，带动生物医药、保健产业、银发产业、睡眠产业快速发展。以汽车、住房、耐用品为主的热点消费不断提升。这些均已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城镇化深入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2007年到2015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6.1%，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后，城镇化率一般要达到70%以上。这说明，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城镇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将产生大量产品和服务需求。

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新趋势。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以更低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国际产业出现“双向转移”的新特征。这有利于国内制造业企业利用国内外资源，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劳动新增人口呈现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16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⑤达到峰值，为9.93亿人，到2020年下降到9.79亿人。劳动力短缺，将带来对劳动替代需求的增多，推动制造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等先进设备；也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制造型模式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另一方面，基于高素质劳动者的“新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启。在2015-2020年间，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总数高达700多万人，年轻一代高素质人才加快积累，配合以相关激励和扶持政策，将会推动越来越多的新兴制造业萌发、成长、壮大。

（三）政府政策推动

围绕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这一历史性转变，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国家先后出台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划、政策和文件，如下表所示。

（四）资源环境“倒逼”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重化工比重偏高，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由于长期粗放式发展，资源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我国总体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发达国家的3倍至4倍。像钢铁、炼油、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单位产品能耗高出发达国家先进水平10-20个百分点。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实质性遏制，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生态系统破坏带来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约束的加大，对我国产业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提出了紧迫要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待加快向低碳绿色、节约集约升级和转型。

三、推进产业升级的五大路径

产业升级受到技术水平、市场条件、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可构建五位一体协调运行的产业升级选择路径。

（一）以发挥后发国优势为特色的蛙跳型科技创新路径

作为后发型创新大国，我国具有创新体制的制度优势，以创新驱动作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抓手，争取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科技创新蛙跳的升级路径。选择技术路径清晰、产业发展方向明确、与发达国家有同发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领域，集中创新资源进行重点攻关，促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力争在具有同发优势的领域占据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从目前全球产业技术优势来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对较小，有些领域具有同发优势、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局部领域取得领先优势⑥。可以考虑在这些领域加强政策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整合产业链创新资源，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新一代技术储备、专利池集聚等，形成不同形式的创新联盟，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二）以新兴产业占优为突破口的多元复合型产业发展路径

在目前我国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技术和科技水平普遍相对较低，如何快速实现快速转型和升级显得尤为迫切。可以考虑，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浪潮中，要充分利用和快速捕捉全球涌现出的新技术、新产品，通过实施“熊彼特创新”，即率先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促进先发升级产业结构。要紧紧瞄准全球新兴产业的制高点，通过观察技术领先者的研发路径，以较低成本鉴别新兴产业内的关键核心技术，快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探讨，通过率先实现市场化推广和应用来抢占全球市场，以“市场为先”作为突破口撬动产业跨越式发展。这一创新路径成功实现的关键环节在于：吸收消化并改进和发展全球已有的成熟技术，并率先在国内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商业化—应用—研发”是实现技术赶超的最佳创新模式。

（三）以前沿边际产业干预为着力点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推进路径

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离不开产业政策（林毅夫，2016）。同样，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政府扶持需要适度，扶持过度反而会引起企业和产业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导致“政府扶持悖论”（黄先海、诸竹君，2015）。如何平衡这种困境，进一步发挥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加快产业政策调控思路和方式的转变，加快由直接扭曲性的强干预向间接激励性的功能性干预转型；由之前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重点支持产业微观主体研发和创新、战略性产业发展，着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能力。

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需要找准调控的着力点，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发力：一是加快调整政策调控的手段和方式，由对产业全周期和整个产业链的泛化式政策干预向边际新兴产业干预转变。之前政府常用的泛化式政策干预现已难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且产业发展容易形成政策依赖（张维迎，2008）。这就需要瞄准新能源、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及新能源汽车等比较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创新路径清晰的新兴产业，制定边际产业干预式产业政策，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推动新兴产业成长，建立全球产业链和培育国际竞争力。二是坚持技术优先，坚持“熊彼特创新”战略导向。我国产业的创新基本上以低成本跟进模仿式技术创新为主，产业持续升级的动力不足，产业被锁定在低端。进入新常态，这个模式的弊端和不利影响进一步放大，日益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产品新技术加速涌现的大背景不相适宜。技术政策亟需向“熊彼特创新”⑦行业倾斜，引导和鼓励企业对当今全球涌现的新技术实施首次商业化应用和推广，利用信息技术所来的商业新模式和市场网络新优势，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三是完善动态扶持机制，增强政策效果。当前，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技术的创新、新兴产业发展、新模式的兴起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政府要牢牢把握产业科技的最前沿，根据产业景气状况实时动态调整，加快产业向高端化、高技术性、高附加值的方面发展，占据战略高端[8]。以适应新的需求增加新供给，实现始终为正确的产业和企业提供支持。

（四）以大国大市场为基础的需求拉动型升级路径

需求是经济结构升级变化的基本动力之一（王岳平，2002）。社会需求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基本规律证明，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培育和引导（王金照，2006）。我国应充分发挥大国大市场效应，把握当前新一轮的消费革命及其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加快构建一体化大市场，突破新产业规模经济效应门槛值。

具体来看，就是要提振国内需求、升级对外开放，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好两种需求。从国内市场来看，一方面，要消除市场封锁和行业壁垒，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针对当前国内市场仍然呈现条块化分割状态现状，迫切需要消除地方市场分割、行业分割，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公平竞争、多方位开放的市场体系，把潜在的大国大市场效应转化成为中国新产业发展的现实优势，把潜在的市场需求化成为拉动产业升级实际的市场需求[9]。另一方面，培育多维度、多层次的市场需求，突破新兴产业规模效应门槛。新兴产业在前期产业化应用、市场化推广的最大制约是规模经济门槛，如果不能突破这一主要瓶颈，就会陷入拥有同发甚至领先技术却不能启动产业化的被动局面。为此，需要发挥大国大市场需求规模的基础性作用，挑剔性需求激发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先发性需求推动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通过多元化市场需求引导和促进产业高级化发展[10]-[11]。

从国外市场来看，就是要升级对外开放战略，提振外需规模和质量。近年来，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我国产业国外市场的开拓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增进外需，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已显刻不容缓。大国大市场的对外吸引力和带动力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思路：一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区域中心作用和增长极效应[12]。二是进一步放大自贸区的窗口作用。以自贸区建设⑧为抓手，培育我国产业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将自贸区打造为连接内需和外需的重要纽带，引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合作，立足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既要拓宽合作的领域，也要增进合作的深度，更要提升合作的质量[13]。尤其要强化与其它“金砖国家”的协同合作。

（五）以综合环境硬约束、政策性强制、法制化管理的过剩产能有效退出路径

开发新产品、培育新产业、升级传统产业是产业升级的主要形式，而落后产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工业化所处中后期特殊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过剩产能依然十分严重⑨，存在大量的落后产业，僵尸企业严重影响行业发展，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目前来看，国内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⑩，越来越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瓶颈。

基于此，要坚持尊重市场规律与改善宏观调控相结合，综合运用法律、经济以及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强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形成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从环保管理、政策标准强制、法制化管理等方面，形成落后产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等有效市场退出路径。一要转变产业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快由依靠行政审批管理向更多的依靠规划、政策、标准等措施转变，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税、环境税改革，规范投资政策，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进入过剩行业。二要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约束的有效做法。“负面清单”管理成为行业管理的主要方式，逐步建立起与“负面清单”相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三要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法律法规、价格杠杆等手段规范和约束过剩产业微观企业的市场行为，鼓励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国际产能合作等途径，引导部分过剩产能主动退出。四要加快健全完善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部门规章，加强制定相关立法，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法制化管理机制。

注释：

①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来表述更能体现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②后摩尔时代是指摩尔定律失效后的时代。所谓的摩尔定律，是指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晶体管数目大约每隔18个月会增进一倍，而性能也提升一倍。

③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

④现代生物技术已有近70年的深厚积累。

⑤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

⑥譬如高铁、机械制造、通信设备等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⑦即对新技术新发明率先进行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创新。

⑧目前，我国已有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由南到北4大自贸区“连点成线”。

⑨供给适度大于需求是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有利于调节供需，促进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但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超过有效需求时，将会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⑩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在70%左右，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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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玉春（1979-），男，山东临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产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