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上）

当前城乡文化二元结构及衍生的城乡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端或无效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深层根源，成为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公共文化产品兼有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城乡文化发展不仅要满足人民需求，更要在文化消费中提高人民文化素养，提升大众品味，引领文化需求，因此，公共文化领域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深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起点上，适时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改革，解决城乡文化“供需错配”，加大文化扶贫和文化惠民力度，已成为“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举措。

一、我国城乡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加快改善文化民生，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统筹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但当前城乡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农村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益低下，公共文化资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可以说，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文化贫困”问题已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

（一）城乡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失衡

从财政投入经费看，城乡公共文化供给总量比例失衡。一方面，文化总体投入比重不足。我国文化投入虽持续增长，但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收支年增长率，更明显落后于其他社会事业费。无论从规模还是比重上看，文化与其他社会事业的差距被迅速拉大。2015年，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0.39%。另一方面，城乡公共文化投入比例失衡。与城市相比，国家对农村文化财政投入比例是少之又少，且缺乏刚性有效的投入监督机制。据文化部统计，1995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县级以下地区，文化机构文化事业费的比重分别为26.8%、26.7%、36%和48.3%，其中县级以下地区2015年比2014年下降1.6个百分点，而县级以上地区文化投入2015年比2014年提高1.6个百分点。县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的运营维护费占剩余文化事业费的绝大部分，导致真正用于改善广大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人才建设的政府投入极度匮乏。农村公共文化投入不足势必造成农村文化资源贫乏，服务能力弱化，阵地建设缺失。

（二）城乡公共文化供需结构失衡

近年来，政府的现实供给和城乡居民的内在需求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文化有效供给不足，“伤财却不慰民”的现象时有发生，远没有达到施惠于民的效果。

1.重市场、轻精品。我国电影、电视剧、图书音像出版等文化产品和服务总量规模空前，但由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追求市场销量、缺少人文关怀，致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审美情趣、价值偏好和价格定位都存在较大差距，导致真正有文化内涵、高品位的作品比例很少，文化供给内容低俗化、庸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呈现出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矛盾。即使当前为数不多的反映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能够真实描写农村新生活、反映农民真实思想情感、让群众产生共鸣的作品少之又少，且不乏误导文化消费取向，网络色情和电视暴力的内容，混淆了是非善恶美丑，严重污染了农村社会风气。

2.重输出、轻互动。文化供给除了提供文化消费的场所、设备和产品外，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一种文化输出和文化表达，且需要来自消费者的呼应与互动。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从某种程度上说，注重的是一种单向的文化输出，缺少来自群众的文化反馈，百姓大多是被动接受，没有公共选择权。由官方文化馆或下辖艺术社团承担的公共文化活动，大多手段过于单一、内容缺乏创新，而许多富有时代气息、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扭秧歌、鼓乐队、庙会等传统文化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诸如科技指导、市场信息服务、就业技能培训、综合文艺演出、知识讲座等需求没有被有效供给，从而导致千篇一律的服务模式，没有给群众带来持续的享受和文化影响力。

3.重建设、轻管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组织，目前农村仅存的一些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文化大院等文化机构，不仅面积狭小、资料稀少，而且存在资源闲置、锁头高挂、变卖、遗失损坏、挪作他用等建而少用、建而他用、建而不用现象。“重硬件、轻软件”、“重形式、轻内容”以及为赶时髦、讲排场、摆阔气而大肆兴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等已成为农村文化设施中或多或少存在的通病。凡此等等，不仅浪费公共文化资源、损害文化服务机构的社会形象，而且成为农民文化生活单调乏味、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缺失的重要因素。

（三）城乡文化消费结构和水平差异显著

文化消费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目的，更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表征。城乡居民无论是在消费总支出上还是在人均支出上都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总支出已突破万亿元，但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不容忽视。

1.城乡文化消费支出对比差异显著。2014年出版的《文化蓝皮书》中指出，“200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总支出相差1878亿元，2012年这个差距拉大到5780亿元，增长约2倍，平均年增速25.66%。虽然2008～2012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但其增速最近两年有递减的态势”[1]（pp.69，77）。可见，在总量上农村文化消费水平与城镇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2.城乡文化消费结构明显不同。从文化消费内容看，当前城乡娱乐服务和娱乐用品方面支出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增长率上都在逐年提高。但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主要以文化耐用消费品、教育性知识、文化科技类等娱乐服务消费为主，文化消费内容和结构较为合理；而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主要以购买电视、影音设备等娱乐用品为主，报刊杂志、看戏和电影等娱乐服务类消费占的比重较少。

3.城乡文化消费品位差距较大。虽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陆续免费开放，但这些机构设施大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可以随时到公共图书馆博览群书，到美术馆欣赏艺术，到影剧院放松心情。而在广大农村，诸如图书馆、电影院、体育健身馆、公园等文化场所基本缺失，农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严重匮乏。相应的农民文化休闲娱乐方式单调贫乏，看电视、打扑克或麻将、聊天成为农民基本消遣方式，特别缺乏具有时代气息、格调高雅、健康文明的文化娱乐活动。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低效和不足极大限制了农民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

二、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失衡的成因

（一）国家偏向的城市工业化发展战略

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本以其独有的特质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共同推动着中国文化的进步。但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为了稳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国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城市偏向的发展路线，并逐步配套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异质的制度体系和社会政策来保证工业化顺利推进。这种城乡二元化的制度体系，使我国克服了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奠定了现代经济发展基础；但又导致城乡呈现出一种自我封闭且截然相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种城乡二元的治理结构使得城市在国家公共政策领域享有话语主导权，强化了城市市民的身份优越感，强化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心态，扩大了城乡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文化差异，并使这种本无高低贵贱之分的城乡文化差别逐步演变成了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可见，这种城乡二元格局不仅造成城乡的“空间分层”和城乡居民的“身份分层”，“使农民失去参与市场活动和融入城市的机会，而且失去了接受理性精神洗礼的机会，影响到农民现代性的获得以及行为和心态文化的更新”[2]。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制度供给一致性是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二）城乡异体的文化供给制度和单一的“自上而下”供给模式

在“城市公益事业国家办，农村公益事业农民办”的方针下，我国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实行异体的“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这种政策安排使得政府掌握着资源，垄断着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方式和内容，大量的现代文明成果和公共产品集中供应城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一系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而作为广大的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工几乎无缘或极少能够分享这些社会福利，没有表达文化意愿的话语权和渠道，处于失语境地。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所接受的是政府完全理性的既定预设和国家力量的强制嵌入农村社会，“只供给、不问需求”、“只输入、不培育”模式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我们的文化供给未能很好地与优秀的农村传统公共形式相对接、相融合，很难在农村社会这块沃土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可以说，近些年我们供给的角度是偏重于考虑市场需求和过度迎合群众需求，导致无效和低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过多，不仅没有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人民文化品位的提高，引导社会文化需求朝正确方向发展，而且由于整个社会缺乏农民公平享有文化权益的制度保障，事实上衍生出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上的巨大差距。

（三）城乡文化价值观的差距

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语境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社会体制的变革与转型以及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其中，“城乡文化差距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化、都市化的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差距。这些差距恰恰反映了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全部矛盾”[3]。可见，城乡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与冲突更为深刻、基础。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最难的是统筹价值观上的矛盾。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方面，而是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恒定意义和人生价值。进一步讲，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生活方式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层面，国家话语要做的不是给广大农村提供标准的文化形态样板，而是引导农村文化生活形态的转型与社会核心价值取向相符或一致，逐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良莠并存的村落文化进行转换与创新，摒弃一切颓废、低级趣味和蒙昧落后的文化形态，树立文明健康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我国推行的以工业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导致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也一直实行城市偏向的非均衡供给制度。而这种非均衡的供给制度反过来又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创新文化供给制度和供给模式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策略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