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转折中的全球体系：通往新常态之路（一）

前言

《转折中的全球体系：通往新常态之路》学术报告是俄罗斯国立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战略预测小组的合作研究成果。

同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大西洋理事会之前的预测性著作一样，这篇报告分析的是最近20年全球发展的趋势和潜在可能。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预测未来，不如说是揭示即将到来的挑战和机遇。俄美关系危机仅是当今世界所经历的日渐危险的变化的表现之一。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强调合作与一体化的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但今天各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各国间和本国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而日益加大。资本主义同历史上的共产主义的矛盾已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含有民族主义、宗教和历史—心理成分的道德价值的冲突。

2013～2016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表明，经济利益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无法阻止基于政治、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野心而产生的冲突。如今东西方的分裂明显不同于“冷战”后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80年代中叶），彼时默认的“不可侵犯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已被划分清楚，不值得再为其他地区冒险进行直接的武装冲突。2016～2035年同样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25年，这期间不会产生重大矛盾——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和中国虽不情愿但仍接受西方的领导地位。

当集结在中俄周围的国家开始对抗美国及其欧亚盟国，新的两极状况的出现也许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最坏的可能。另外，世界有可能被划分成几大区域集团和势力范围，以此来维系以单独协商为基础的全球合作，这种情况相对不那么危险。

在此要特别强调当今国际形势的严峻性，而我们的研究同样也密切关注分歧缓和情况下我们两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机遇。核不扩散机制的加强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有效运作都要求所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目前共190个国家）协商达成一致，包括条约的潜在破坏者。即便在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这也是难以达到的，在大国对抗的形势下更是完全不可能实现。2016～2035年将会有更多国家走上拥核之路，最坏的设想是核武器的继续扩散可能会导致“核俱乐部”成员国数量从9个增加到15个乃至更多。在区域冲突中运用核武器或使其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将会提高。俄美与各国之间在其他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也同样重要，例如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暴力、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防止气候变化、保障包括和平空间在内的全球公共空间的安全。只有当各国停止纷争，在严格可控的范围内在各领域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上述合作才有可能展开。放眼未来20年，也许并没有解决当前东西方危机的最有效手段，尽管如此，我们究竟想给下一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会是开启克服当今冲突和致命分歧进程的最佳方式。

研究简述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变化越来越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即将遭受的威胁多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成果。“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全球化——信息、资本、货物和人才跨国界的流动——导致各经济体、各民族和国家的互动空前广泛，也导致全球财富分配和人口分布出现由西向东，由北至南的大规模推进。全球化在带来无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风险。随着整个世界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形形色色的行为者参与到争夺权力的竞争中来，这些行为者有的代表国家利益，有的并不代表国家利益，其中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会动摇他们的地位。这就加剧了世界秩序的不稳定。

展望2035年：

——实力雄厚的大国，其中包括美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以及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加剧；而二流国家，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会转变为核战争。逊尼派与什叶派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加重，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可能会升级为沿宗教、民族和政治分界线爆发的全面战争。作为对外部武装干涉的回应，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也在发展——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素。冲突的频率和规模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而冲突一旦增加，将会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全球化构成最严重威胁。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民币已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第三大储备货币。人口老龄化是新的全球风险因素，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给国家财政造成负面影响。到2035年，世界财政资源增加的部分将集中于英美金融中心以外的区域集群。

——全球能源领域在价格和投资方面都具有不确定性。全球石油消费大约会在21世纪30年代下半叶达到顶峰，但如果中国经济开始放缓的速度比预料的更快，而印度经济还未达到较快增长速度，那么全球石油消费的顶峰可能会提早到来。

——诸如自动化和机器人等新技术将减少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而引发反对现有国家机构和多边机构的社会政治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新的高薪工作岗位会出现，教育和技能水平也会得到提升，这有助于缓和日益加剧的内部不平等现象。

考虑到未来全球图景的变化深度和规模，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已不可避免。尽管如此，没有任何霸权主义势力能够建立世界秩序，各国关于世界新秩序到底如何的看法不可能一致，但并非没有可能降低和预防我们未来会遭遇的风险。国际群体对成功应对全球挑战谱系的关注度远超过任何现有的矛盾。我们希望，梳理“冷战”后形成至今的国际体系基础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有包容性的、建立在公认规则之上的多边秩序，它能够重新降低爆发冲突的风险，为全球合作打下基础。

变化中的全球化面貌

全球化的特征在不断变化，正在形成一个日益不稳定的全球环境，世界经济中心和外缘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人更加呼吁维护国家主权。

全球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相反，随着物质财富和技术向东方和南方推进，全球化会越来越多地在非西方文化环境下进行。全球化消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福利差异，却加深了几乎所有国家国内经济的不平等。

国家权力体系变得日益模糊。民族国家正经受着来自上层的全球化的压力，同时由于族裔民族主义发展、公民渴望扩大权利也饱受来自下层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在整个预测时间段都具有自身意义。

信息的实时获取引发了期望的“全球觉醒”，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短期内席卷整个中东地区，地方和传统势力重新掌权。世界范围内的分离主义运动，从欧洲的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到东非的南苏丹，都出现了离心力量，阿拉伯国家体制在中东的未来受到质疑。反全球主义本身不会终止全球化，但它会从地方到全球的所有层面破坏对治理的信任。

人口趋势——急速的人口老龄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迁移和机动性的增加——将继续使国家管理复杂化。当人口老龄化开始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而速度过快的城镇化和不断加强的人口迁移会引发社会的严重不满时，由于人口问题无法避免，一些政府回避解决人口问题。

战争：大国间的潜在冲突

不稳定因素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合作和一体化带来了希望，但国家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由于各国国内以及国家间的深刻分歧而加大。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过去的矛盾已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以及或多或少夹杂着宗教的、历史的和心理因素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观的冲突。这些分歧一旦同各国掌权精英的国内政治利益牵扯到一起，其破坏力将更大。

同最近20年相比，2016～2035年世界大国极有可能作为反冲突的一方参与各类冲突，它们会因当前危机的升级而被迫卷入直接的武装冲突。一方面，这种风险首先来自后苏联空间的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同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也在较小程度上源于美中关系，两国在亚洲的盟国和伙伴国都没有置身事外。中东局势日益不稳，亚洲南部和东部亦不安定，为大国冲突和世界秩序遭受潜在破坏埋下祸根。有大国参与的冲突将终结已经开始动摇的包容自由国际体系的思想，使世界经济遭受威胁。

始于2013～2015年、至今仍在持续的俄美欧关系危机表明，经济利益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可能被政治野心、地缘政治野心和意识形态野心冲淡。现今的冲突对抗与“冷战”下半期，即20世纪60～80年代的冲突有显著区别，当时在各方的默许下，世界被清晰地划分出了“不可侵犯的”地缘政治势力区，而其他地区则不值得冒险进行直接武装冲突。2035年之前的局势也不会像“冷战”结束后的头25年那样，彼时各大国之所以能避免严重分歧，主要得益于俄罗斯和中国虽不情愿但仍接受西方的领导地位。

悲观的预测

事件发展的坏结果可能是出现一个新的两极化——以中俄为中心形成的集团对抗美国及其欧亚盟友。另一种可能是世界分裂为几大区域集团和势力范围，它们在解决个别问题上有进行全球合作的潜在可能，但不予保障。

新的全球两极化，或世界分裂为几大区域集团将使美俄面临新的挑战。一旦美国同俄中的矛盾加深，同时中东的不稳定局面加剧，那么美国也会力不从心。世界分裂为几大区域集团和势力范围增加了玩家的数量，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这就破坏了在反恐和反核武器扩散领域的全球合作。在新两极化的条件下，俄罗斯不仅会处于同西方对峙的状态，还会被卷入起初与它毫不相干的冲突之中。如果有关出现区域集团的假想成为现实，那么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和印度同西方集团关系不协调，从而增强上合组织的力量。自2015年扩员后，上合组织实质上强化了自身的体制结构，吸收了四个核大国。

存在大国冲突隐患的地区。实际上所有后苏联空间及与其毗邻的地区，甚至包括亚太地区西部、中东以及印度洋北部，都有可能成为大国激烈竞争的场所。活动范围的扩大、反应速度的提升以及非核进攻性武器控制系统的高度自动化，加大了发生意外的或被挑唆的军事事件和武装冲突迅速升级的风险。

如果乌克兰解体的进程一直持续，而俄罗斯的干涉程度进一步加深，那么北约、美国或是“意愿者联盟”可能开始直接的军事干涉，从而导致正面冲突。即便抛开类似这种极端的可能性，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和北约的海军和空军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行动加大了可能酿成军事冲突的风险。这类危机带来的威胁会加大，如果同西方的关系具有对抗性，那么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会加剧。

中东地区及其周围的土耳其、埃及和欧洲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美国减少对该地区事务进行干涉的情况下，逊尼派和什叶派，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宗教冲突会尖锐化，进而导致该地区发生严重冲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冷战”已经结束，而也门正“如火如荼”地上演着地区性冲突。亲伊朗的什叶派胡赛武装同也门的逊尼派争斗，也门逊尼派获得沙特阿拉伯及其逊尼派同盟者的支持，其中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在中东地区，一方面，美国同其伙伴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美国同俄罗斯、伊朗及其他支持叙利亚领袖巴沙尔·阿萨德的国家的关系将更为紧张。

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强，冲突演变为“二流”核国家间的地区性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从这一点来看，主要危险在于日益恶化的印巴关系。

巴基斯坦没有明确的核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与此相反，印度保证不进行预防性核打击。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局势激化，同时核武器落入伊斯兰激进分子（塔利班）或国际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手中的危险也将导致冲突。

朝鲜针对韩国或美国（预计平壤可能在未来10～15年内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进行蓄意核攻击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朝鲜当局周期性地制造紧张气氛的举动会挑起军事冲突。一旦有败北的危险，朝鲜政府可能会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核武器。面对这种局势，美国会使用高精度的非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平壤估计会使用遇袭后残留下来的核武器回击美国。

未来20年印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远小于印巴间的冲突。即使印巴之间的战争演变为核战争，中国也未必会使用核武器。同时，印度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并引发一系列军事冲突，然而这些军事冲突不会导致使用核武器。

如果2015年7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无论是限制和要求伊朗核计划透明化的部分还是取消制裁的部分遭到破坏，那么未来20年，以色列或伊朗会在国际冲突中交锋。这样的冲突有“伪核”性质，也就是说，不会使用核武器，但会使用武力以达到防止核武器研制和扩散的目的。现行的协议只适用10～15年，如果伊朗不再拒绝研制核武器，那么就有可能爆发新的冲突。

如果战争爆发，尤其是一旦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就会出现极其危险的状况，即核国家巴基斯坦失去稳定，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战争还会使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纷纷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一些国家甚至会加快自己的核军事计划，以便在同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拥有核威慑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