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政策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此后，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社会各界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抛弃凯恩斯主义拥护供给学派；还有一些人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微观层面的生产端改革，与宏观政策无关。笔者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新常态下的经济背景，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经济背景密不可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时代性的政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背景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速一直领先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由之前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且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有所下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属于需求决定型经济[1]。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我国出现了之前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的矛盾，我国进入了新常态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库存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成本过大导致利润空间趋于临界值、企业创新驱动力不足。由此可见，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都体现在供给侧方面，为了解决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并且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就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供给侧约束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土地和环境等）、制度、创新等五个方面。新常态下，这五个要素分别存在约束，这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所在。

1.劳动力成本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充足的劳动力是我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镇经济发展输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幅减少，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用工荒、招工难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等现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劳动力供给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状，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因此，在新常态下劳动力供给方面存在结构性约束，尽快调整人口政策以化解劳动力供给侧的矛盾。

2.资本利用效率逐渐降低。我国资本回报率从2009年的10%以上一路回落至2013年的不到6%，近两年还在下行趋势之中，实体经济融资受阻。大型国有企业融资相对比较容易，但资本回报率不是很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但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民营投资增长率从2015年的10.1%下降至2016年年初的3.9%，民营资本投资的骤减使国内资本总量减少。资本市场存在结构失调、功能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资本供给存在约束。

3.粗放增长破坏了自然资源，使之利用效率低下。多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自然资源长期低效使用，自然资源缺乏市场定价机制，部分资源濒临枯竭。土地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土地价格不断走高，从而将房价拉升，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因此资源滥用与环境污染导致自然资源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

4.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优化和制度供给存在滞后性，阻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优化是密不可分的，新常态下，制度陈旧和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已经阻碍了经济快速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逐步简政放权，主要发挥市场监督和维护公平的职能。部分领域的制度改革慢于预期，如养老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金融改革、人口制度改革等都存在与计划时间表不匹配的现象。

5.创新驱动不足，教育供给陈旧僵化。虽然我国科研人员数量以及科研论文数量都居世界首位，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却很低，创新驱动来源于教育，教育制度的僵化是创新驱动不足的主要原因。教育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有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教育投资增长乏力等。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供给学派的中国式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因此，我们要首先认清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逻辑，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理论再到供给学派，这些理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但又不同于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

1.萨伊定律。关于供给侧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让世人开始重视供给侧。萨伊认为，某种商品之所以过剩，是由于它的供给超过了需求，它的供给之所以超过需求，则是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是因为别的商品生产的过少。同时，在萨伊的年代，货币虽然已经产生，但萨伊认为货币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一瞬间的交换作用，即一种商品换成货币，货币立刻会交换另一种或者几种其他商品。所以萨伊认为一种商品生产过多，是因为其他商品生产的过少，而无法与前者进行交换，从总体上讲，商品生产过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商品生产过少。萨伊对于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办法就是增加那些“生产过少”的商品的生产。萨伊得到了他认为的“重要真理”——供给创造需求。萨伊的这个一般性结论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从本质上看，问题不在于销售（需求），而是生产（供给）。萨伊的这种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识，甚至连萨伊本人也认为很“离奇”。

以萨伊定律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方式是“以毒攻毒”，部分商品生产过剩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其他商品（短缺）的生产来解决，萨伊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并且萨伊认为，从微观个体上讲，别人生产的越多，自己生产的产品销路越好；宏观方面，邻国的繁荣昌盛会促进本国的进步，自由贸易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2.凯恩斯需求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生产过剩，人们发现“供给”不能创造出“需求”，要解决生产过剩的矛盾需要另辟蹊径。就在这次大危机时期，凯恩斯横空出世，凯恩斯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并且凯恩斯还在他的著作里质疑了萨伊定律：“从萨伊和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些以后我们都会提出疑问。”[2]为了解决危机，扩大总需求，凯恩斯提出了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凯恩斯需求理论在这次大危机时期得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认同并采用。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其经济复苏；当经济处于膨胀期时，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其经济降温。

3.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开始，西方国家一直奉行凯恩斯主义思想，并在短期内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带出泥潭。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而供给学派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的原因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自身的活力。在凯恩斯需求理论盛行40年后，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并伴随高通货膨胀率的情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根治滞胀。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新出现的经济问题，随即以拉弗、万尼斯基、吉德尔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公开质疑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上任的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通过减税、削减政府支出等措施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经济复苏和通胀下降，但失业率有明显上升，直到1986年美国失业率才下降至80年代初的水平。

里根经济学是供给学派的典型实际应用，其目的是为了解决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的问题。里根政府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提出通过减税鼓励生产和消费，并放松政府管制，加强市场主体的作用。在里根总统在任时期，美国经济状况的确好转，但政府赤字却持续恶化，这也便成为“供给学派”是否有用被怀疑的原因。

4.总结。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新常态背景，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不能单从需求侧或供给侧的某一方面入手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对于目前我国新常态下所面临的问题应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统一起来，使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改革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和长期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在里根总统上任初期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但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面临的是经济增速下滑，并不存在高通胀的风险。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对经济增速带来的影响，果断实施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现在看来，当时的4万亿元计划是反周期的，并且新常态下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这个反周期措施的结果。金融危机后的过度投资虽然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得到了延续，但也造成了如今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生产成本过高和库存压力过大的现象。对于解决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我们应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出发，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而应将其统一配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注重短期内见成效但持续时间短，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长期目标，见效慢周期长效果持久。因此，我国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相配合，才能长远解决问题。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10.6%一路回落至2015年的6.9%，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明显，并且出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生产成本快速上升、金融杠杆过高以及创新动力不足等增长乏力的现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成本，降杠杆，补短板”，通过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1.改善要素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经济结构。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出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扭曲。在新常态之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具体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和高污染产业的高速增长[3]。在新常态下，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环境因素制约使经济增长频现乏力，并且出现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

首先，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对于已形成过剩产能的行业进行政策补贴和产业整合，传统产业的兼并重组可使处于僵尸状态的企业起死回生。对于僵尸企业去产能，政府主动通过财政补贴、融资支持以及减免税收等方式进行经济补偿。降产能一定会带来失业，对于产能过剩企业的员工要进行有效的疏导，做好失业员工再就业培训，避免大规模失业的出现[4]。

其次，做好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对于过剩产能企业，减少其要素资源的输入，进一步缩减产能，并将要素资源更多地转移至高附加值的新兴企业。减少对高污染企业的要素资源配置，或对高污染企业征收污染税，政策扶持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成长。

最后，控制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减轻企业负担。在新常态下，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因此出现了劳动力成本增加的趋势，这对企业利润空间产生了巨大挑战。一些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应降低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多为这样的企业提供融资机会。一些企业在成长初期的税负负担比较重，税负对利润空间影响也较大，因此政府要加强税收的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营改增税收制度，从而降低企业成本。

2.加强技术进步，向创新型驱动转变。近几年来，随着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资金的缺乏、核心技术以及高端人才的匮乏，我国企业大多陷入发展路径依赖之中。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体现在资本的增长、劳动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在新常态下，资本增长的乏力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们应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到技术进步上。对于企业，科技研发投资大、见效慢，相对于稳定且有保障的代工收益，大多数企业会选择后者，这就形成了阻碍企业技术创新的屏障。当爆发金融危机时，这些靠代工为生的企业就很难生存下去，因此传统企业应向创新型驱动转变，增加科技研发投资，增加企业产品的附加值。科技创新型的成熟产品能够满足我国消费者的新需求，能够改变国内产品供给结构[5]。

3.加强金融体系改革。首先要健全传统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相互合作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继续巩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成果，进一步优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完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商业性金融的效率。推进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做好针对产能过剩企业的金融支持。其次要进行金融创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构建主流业态与新型业态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用互联网信息化科技推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平台等新型金融方式，建立大数据平台并规范管理和严加监管，确保百姓资产不受侵害。最后要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构建产权协调、混合所有、有效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

4.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尽量让市场进行资源有效配置。通过市场对产品和企业进行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和降低过剩产能。政府着重从宏观经济入手，把握经济形势，适时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与政策调整，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政府在宏观方向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给予创新动力，使企业自身进行结构性改革[6]。

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套的宏观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生产端入手，但也不能忽略宏观政策配合。从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三低一高”的难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在新困境下做好稳增长需要的是非简单的传统刺激政策，而是要依靠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以及灵活的宏观政策。供给侧改革并不孤立于宏观政策，也不会否定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供给侧改革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补充，只有供需两端政策齐发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1.通过降税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从企业的角度讲，税收作为企业的隐性成本影响着企业的利润。对于产能过剩企业面临停产倒闭，减税就是这样企业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根稻草，通过政府税收的减免可以增加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使企业存在盈利空间。企业可进一步将利润转化为技术创新投资，淘汰落后产能，使传统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产品附加值。对于创新科技企业，政府应给予减税或免税奖励，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从个人消费者角度讲，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继续推进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进行生产转型。近几年来，我国居民到国外旅游和购物的数量大幅增加，购买的国外商品大多是国内无法生产或者国内生产质量较差，因此政府应对此类商品的国内厂商进行税收优惠鼓励，增强企业生产研发积极性和产品国际竞争性。二是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减税可使消费者增加可支配收入，进而消费的增加有助于去库存和去产能，但税收减少对居民财富增加的影响幅度很小。若要使消费长期稳定提高，还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这也是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2.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性建设，辅助去产能和去库存。在经济下滑阶段，采取逆周期措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经济、增加就业，进而消耗过剩产能和去库存。政府投资项目主要是国家基础建设，因为基建项目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私人投资对公共物品投资参与度不高，不会出现政府投资挤占私人投资的现象。新常态下，我国的过剩产能和库存积压主要是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这些正是基础建设的原材料，所以政府投资基础建设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反而会起到去产能和去库存的作用，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7]。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基础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城市的地下管线需要修缮管理，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也需要进一步扩展，这些公共产品的建设会减少交易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增加人民财富水平，进而促进消费增长。

3.在确保不发生严重通胀的条件下，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常态下，我国的通胀水平一直维持在2%左右，价格水平有下降趋势；经历近几次降息后，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是居高不下，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由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债务负担过重，甚者可能关门破产倒闭，这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坏账率上升。需求下降和价格下降相互作用影响，可能形成螺旋式的下跌，如不在需求侧进行相应调整，可能会形成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在新常态下，可适时适度地通过降准降息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来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以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参考文献：

[1]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863：21-24.

[3]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12-21.

[4]杨伟民.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宏观经济管理.2016（1）：4-6.

[5]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7-22.

[6]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12-17.

[7]刘霞辉.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3（10）：9-19.

作者简介：尚航（1983—），男，辽宁黑山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