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运用供给侧改革引导消费文化健康发展（下）

三、以供给侧改革引导消费文化回归健康发展之路

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在质和量上的增长。供给侧改革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与变革，是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而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对消费文化变迁产生影响，更优的生产方式能消解消费文化的异化，实现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

首先，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灵魂和根本动力，更是消解消费文化异化的法宝。供给侧改革旨在通过技术创新以及各项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但是，创新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创新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消解消费文化的异化：一是，创新为人们提供实现自我、构建自我的有效途径。创新的内涵丰富，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等。以企业为例，在需求侧主导、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生产方式中，创新很容易陷入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陷阱。熊彼特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和推广过程的花费是巨大的，每推出一种新技术、新产品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然而，每推出一种新技术或技术上的创新，都会使原有技术变得陈旧、过时，从而降低原有技术的生命周期。当技术创新的周期不断加快时，新技术会使原有技术在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创新的高额成本之前就已经成为陈旧的技术，在市场上变得无利可图。因此，市场上每一个创新者都会担心收不回高额的创新成本，从而没有人愿意在创新活动中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出现从社会角度来看创新活动不足的现象[5]。显然，这里存在一个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博弈的问题。而企业缺乏创新，其员工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受限，其产品就不可能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企业为了体现差异化就不得不在产品之外的意义和品牌故事等方面下足功夫，其结果是，企业员工作为生产者时缺乏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有效途径，作为消费者时也缺乏能够真正满足自己个性消费的定制化产品。而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政府为大众创新进行了各种先期的体制机制创新，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门槛，“人人创新”不仅是口号，更成为可能。在创新的过程中构建自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英国学者伊恩·伯基特在谈论“社会性自我”时指出：“作为个体，我们本身也是多重的：当我们身处自己行动的不同情境，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人。”[6]（P4）在一个“人人创新”的社会中，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塑造不同的自我，在工作中、生活中都可以通过自己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创新、创业来构建自我和重塑自我。不仅如此，当创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创客遍布社会各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可以通过创新而形成一些新的关联，在“通过扩展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实存的关联还是想象的关联，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差异和个体差异，在塑造自我时，有更加广泛的样板可供借鉴”[6]（P15）。因此，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消费来区分自我、实现自我、重塑自我，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层次、各个领域的创新活动、创新大赛、创业致富等来实现创意生活、不同人生。二是，在全社会普遍性的创新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时尚逐渐消亡，人们失去了追逐时尚的动力与意义。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尚的制造既有必要又有可能。时尚一般不是由技术上的革新所带来，而是由美学上的新认识所导致。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就认为，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制造、引领时尚，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而大众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刻意模仿上层社会的时尚，消费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制造与模仿的渠道中得到扩散和发展的。但是，在一个全社会普遍创新的环境下，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功能革新、产品设计创新所展现的新创意随处可见，人们在生活便利、舒适的同时很容易兼具美学意义上的感官体验。而且，在一个普遍创新的环境下，创新的成本在不断降低、创新的障碍在不断减少、创新的收益在不断明确、创新的形式在不断丰富，原先所谓的时尚变为虚假的时尚，随时可能被新的创新所打破和取代，时尚的转换周期越来越短，制造和模仿一个瞬间即逝的时尚，既无意义也无动力。在创新社会里，真正的时尚是创新，创新是新思维、新方式、新元素、新结构的综合体现，无所谓模仿与复制，只要是模仿便不再是创新。

其次，“去产能”“去库存”是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培育新兴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路径，二者是弱化消费主义的利器。消费主义在我国之所以能存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因素。从外部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义思潮向我国的输入，资本控制下的消费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从内部因素来看，较长一段时期以来的经济刺激、投资过热带来了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我们需要鼓励消费来消化产能、促进增长，但在鼓励消费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健康消费的正确引导和宣传，以致于部分人对鼓励消费进行了简单的庸俗化理解，认为“消费就是好事”“消费就是有利”，这给消费主义留下了部分生存空间，且在一些传统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引导不够充分的地区和人群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去库存”，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会越来越符合需求的变化，会减少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出现的情况。在供给和需求有了更多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情况下，使消费回归到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本质当中，人们既无需为消化产能而被迫消费，也不会因结构性短缺、无效供给、低端供给而[HJ2.4mm] 将就消费，消费主义自然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土壤。而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我们要培育新兴产业和业态。这种新兴产业的方向必然是生态的、可持续的，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消费主义本质上是生产主义的延续，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7]（P5）换言之，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产主义价值观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体现的是对抗性，是一种机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通过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科技等）的培育和发展，必然引领消费文化走向消费生态化。需要指出的是，消费生态化不是要退回茹毛饮血、无可消费的原始社会，而是在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供给与需求的灵活适应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最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引领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方法。公共产品和服务类似于法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斯所说的集体消费品。卡斯特尔斯认为，集体消费是对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如交通、医疗、休闲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的消费[8]。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是世界各国较为普遍的做法。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增加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需要我们辩证地来看待：一方面，集体消费品中的一部分如公园、图书馆、广场等，几乎都是免费供人们使用，这类产品的消费是无任何门槛的，与其他一些会员制的高档娱乐场所相比，这些集体消费品不会助长奢侈消费、等级消费的风气，这些物质产品之上所附着的消费文化是平等的、和谐的、健康的；而且，集体消费的增加，可以使个人相应地减少私人消费的部分，减少在私人消费领域中的攀比消费、无度消费。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确实存在因为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而对消费文化产生误导的情况。如就高速公路这一集体消费品而言，辩证地看，高速公路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流基础设施的保障，为人们生活空间的扩展和生活时间的缩短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是，由于人们在拥有私家车之后能更自由更充分地享受高速公路给个人带来的便利，而汽车品质越好、档次越高，这种极速体验的感受就会越强，这其实是在变相地推动对汽车特别是对高档汽车的消费。因此，我们在供给侧改革中所讲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的集体消费品。我们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尽可能少地给公共产品的消费设置各类门槛。如因医疗资源相对不足而对享受医保的人群进行地域、职业、职务上的划分；再如，对义务教育的享受人群进行户籍上的区分等等，这些门槛容易使得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上产生消费等级的差异。未来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目标应该是实现最大限度的普惠性。当前，正是由于医疗、教育等资源的不足以及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充分，导致一些民营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所提供的产品有奢侈消费之嫌。当然，并不是说在这类领域就要排除民间资本，事实上，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贵族式的医院、学校等所提供的服务价格高昂，并且将在此类机构接受服务与社会身份、等级相联系，从而助推了消费主义和奢侈消费的扩散。二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尽可能避免无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现实中，不仅是企业提供的产品存在无效供给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公共产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口仅几万人的县城，却建设了大型的歌剧院、博物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博物馆、歌剧院等公共产品本身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要求，在人口总量很少、消费层次还未达到这一阶段的地区，将大量宝贵的公共资金放在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生活的改善并不明显，这些公共产品对于那些地区而言本身就是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四、结语

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其实质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生产方式自身也在经历否定之否定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在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我们要对以往一段时期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消费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充分利用好此次生产方式的转型。一方面，克服原有生产方式中对消费文化产生误导的不利因素，扩大和加强原有生产方式及转型后生产方式中促进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要通过鼓励创新来拓展人们自我构建和实现自我的途径，改变过去人们因为自我构建途径缺失而盲目通过消费实现自我的现象，消除消费主义思潮中鼓吹因消费而高人一等的思想动机，而是通过创新、创业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实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减少因现实结构性产能过剩压力而过分地鼓励、刺激人们在某些领域的消费，消除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产生的国内环境；通过培育新兴产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用消费生态化来消解消费主义；通过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部分减少私人消费中的攀比和奢侈消费，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同时，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将对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如果消费文化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必将要求其供给结构是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如果消费文化是网络化、服务化的，必将带动各产业与互联网+有效结合，从而把经济发展模式向服务经济推进；如果消费文化是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将促进供给侧改革做到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为本，进而助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因此，我们要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运用供给侧改革来矫正需求侧积累的问题，也通过需求侧的改善来推动供给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