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关于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概念。虽然理论界对于新常态的内涵存在不同的解读，但一般认为，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等几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成为摆在经济理论界和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此提出一孔之见。

一、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看法

近两年来，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问题，经济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或严重通货紧缩。这种观点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一直存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中国出现了物价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随之就出现了通缩论。例如，2010年在中国已经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通胀苗头已经显现的情况下，就有人不仅不思考如何防范通胀，反而提出中国可能出现技术性通货紧缩。只是由于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实施我国于2010年至2011年出现了通胀问题，这种观点并未引起重视。

近两年来，我国出现通缩的观点又一次不断见诸国内外报端。随着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物价进一步走低，很多人对我国通缩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例如，申银万国的研究认为，中国面临着最为严峻的通货紧缩危机。他们认为通缩压力既有内忧亦有外患，所谓“内忧”是指内需不足，“外患”是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再也不能无为而治，中国要再次进入量化宽松周期①。2015年2月25日，央行旗下《金融时报》发表的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秘书长詹向阳的文章也认为“从目前国内经济与货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来看，通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②。2015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也表示，中国必须警惕通货紧缩风险③。2015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5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着通货收缩的局面，预期中央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④。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5年11月20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面临日本式通缩风险》的文章。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不存在通缩紧缩。例如，《华夏时报》2015年3月2日刊发贺江兵的文章，该文不同意詹向阳关于通缩离我们已经很近的观点。他认为，尽管顶级经济金融学家对通货紧缩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综合起来有三套指标可以衡量：由于货币供应减少，购买力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从而引起经济下滑和失业率增加。从物价上说，要看长期，而不能用一个月的CPI数据。长期看，中国的CPI是上升的，尽管某个月会下降，但长期趋势是上涨。再从经济情况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最高者之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偶尔出现增速放缓，实属正常。再从货币供应量来看，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一直在快速增长，根本不存在通缩问题⑤。

李克强总理也认为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韩国KBS（韩国放送公社，中文又译韩国广播公司）记者就中国是否已经进入通货紧缩、中国是否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出者的问题时，李克强总理明确回答：中国CPI仍然正增长，所以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虽然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实际上我们是“被通缩”。

可见，关于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判断，无论理论界还是决策层，都存在不同的看法。由于这种判断直接关系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客观而深入的分析。

二、我国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一般是指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少，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物价下跌的经济现象。长期的货币紧缩无疑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但对于究竟如何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国内外经济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大体有三种观点：（1）通货紧缩就是物价的全面持续下降，这种观点被称为“单因素论”。（2）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表现为价格的持续下跌和货币供给量的连续下降，即所谓的“双因素论”。（3）通货紧缩是经济衰退的货币表现，因而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二是货币供给量的连续下降；三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全面衰退。这种观点被称为“三因素论”。尽管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于何为通货紧缩存在不同看法，但笔者认为，无论采用上述哪种判断标准，都不能说明中国存在通货紧缩或严重通货紧缩。

（一）单因素的判断

按照“单因素论”的观点，通货紧缩就是物价的全面持续下降，因此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只能以物价作为唯一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如果物价只是局部或暂时性下降，就不能认为是通货紧缩，只有物价的全面、持续性下降才可以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显然不能说我国存在通货紧缩，更不能说我国存在严重通货紧缩。表1、表2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的物价变动情况：

从表1、表2可见，首先，长期看，我国物价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按照“单因素论”的标准，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唯一的标准就是物价是否全面持续下降。换言之，如果以CPI代表物价水平，只有在CPI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才能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如果CPI降幅很大（例如达到2位数的降幅），才能认为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而我国自2007年以来的9年中，除了2009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物价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年份CPI都呈现为正增长。既然物价长期看一直在上涨，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或严重通货紧缩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其次，近两年来物价涨幅的下降不能作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理由。从表1、表2可知，自从2011年以后，我国CPI涨幅就呈下降趋势，2015年的CPI涨幅则降至2%以下。2015年1月CH涨幅降至近两年来的最低，只有0.8%。随后的CPI虽然起起落落，但直至2016年1月，其涨幅基本在2%以下。一些人以此为依据，或者认为中国已经存在通货紧缩，或者认为通货紧缩已经离我们很近。笔者则认为，物价涨幅的下降不能作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理由，道理很简单：物价涨幅的下降和物价下降（或负增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尽管近年来我国物价涨幅在下降，特别是2015年各月的CPI同比涨幅基本在2%以下，但物价仍然在上涨，并未出现物价的下降或负增长，因此不能认为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再次，判断是否出现通货紧缩，不能依据短时间的物价变化，而应依据长期的物价趋势，如果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曾经出现过多次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近两年我国物价上涨的趋缓是在过去高通胀基础上的上涨速度的减慢，就更不能以CPI涨幅的回落作为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的理由。

（二）双因素的判断

前文的分析说明，以物价作为判断标准，难以证明中国存在通货紧缩。如果再引入货币供应量因素，以“双因素论”的观点来判断，更难以说明中国存在通货紧缩或严重通货紧缩。表3反映了我国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由表3可见，我国货币供应量不仅没有出现下降问题，反而一直在快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货币供应量更是超常增长。2007年底我国广义货币M2只有40万亿元人民币，但随后的几年中货币供应量便以每年平均超过12万亿元的速度增加，到2015年底M2就超过了139万亿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不仅大大超过GDP的增速，而且也远远超过GDP与CPI增速之和。在国际上，通常用“M2/GDP”来度量一国的货币超发程度，该比值越大，货币超发越严重。我国的这一比值近年来则不断创出新高：2011年为1.80；2012年为1.88；2013年和2014年为1.95；2015年又创出2.06倍的历史新高。而美国的这一比值则大体在0.68左右。可以说，如果以货币数量而论，中国早已稳居世界第一，不仅大大超过美国的货币量（目前美国的M2不足13万亿美元，以现行汇率计算，折算为人民币只有80多万亿元），而且占去全球货币供应总量1/4的份额。显然，如果从货币量来考察，中国不仅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反而存在非常明显的货币膨胀问题。

（三）三因素的判断

按照“三因素论”，通货紧缩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物价全面持续下降、货币供给量的连续下降、经济全面衰退。中国物价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已经证明中国当前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如果再加进经济增长因素，是否能够证明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现象？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表4是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情况。

以上数据说明，从经济增长情况考察，中国并不存在通货紧缩。第一，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全面衰退”，而且一直维持较高增长。虽然2015年经济增速降至6.9%，今年第一季度又降至6.5%，但这一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2015年只有印度的经济增速高于中国）。第二，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不能据此认为存在通货紧缩。因为，一方面，作为通货紧缩标志的是经济衰退，即GDP连续负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速的回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是在过去快速增长基础上的回落，况且即使回落以后的增速仍然是世界较高者之一。第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维持两位数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是必然趋势，仅仅看到经济增速回落就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显然缺乏依据。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无论从单因素、双因素还是三因素进行分析，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并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

三、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结构失衡

既然中国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那么，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如何把脉中国经济？笔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核心和实质问题已经不是总量、规模和速度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就总量和规模而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却被几十年来的规模快速扩张所掩盖。殊不知，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到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稳定。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结构以及各自的内部结构不合理

首先，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的结构不合理。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驾马车的结构和组合应该不同：短缺经济时期，应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过剩经济时期，则应主要依靠消费拉动。我国建国之初，生产凋敝、物资奇缺、外汇短缺、人民收入水平低下，这就决定了在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不可能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只能本着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奖出限入等原则，通过压缩消费、扩大积累和投资、增加出口来发展经济。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不仅告别了短缺经济，而且全面进入过剩经济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应当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主要靠消费拉动。但考察一下我国三大需求的结构，可以明显看出其不合理现象（见表5）。

从表5可知，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最大动力主要是投资，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达到92.3%，换言之，2009年中国8.7%的经济增速中，有8%是投资拉动的。虽然2012年和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投资，但超出的比例并不很大，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扣除其中的政府消费成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更低。按照商务部的数据分析，虽然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66.4%，但这是投资萎缩反衬下的结果，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转换、三大需求结构出现实质性好转的表现。

其次，投资、消费、出口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例如，就投资而言，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过大。从1998年到200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增长率达到22.7%，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5年17.8%。2008年以后，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又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其中房地产投资更受青睐，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高的时候甚至达到25%，现在仍然占20%左右。在这种近乎全民搞房地产的形势下，产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投资自然被弱化，从而使经济进一步房地产化和畸形化。就消费而言，美国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0%左右，而我国居民个人消费却长期低迷，政府消费、“三公”消费居高不下。2013年以来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三公”消费得以有效压缩，但压缩下来的“三公”消费并未充分转移到居民个人消费上来，从而造成消费总需求的增长缓慢。就出口而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一是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较多，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较少；二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过大，民族企业出口占比相对较低（根据有关资料，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最高时达到60%左右，近年来虽有所降低，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比仍然较高：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额的52.42%，2012年为50%，2013年为47.25%）。

投资、消费、出口的结构和各自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一，在当前的过剩经济条件下，依靠投资拉动必然会加剧产能的过剩。因此，如果不能优化三驾马车的结构，增强消费的拉动力，而是仍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将难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二，在投资中房地产投资过大造成中国经济畸形化，从长期看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政府消费占比过大，不仅抑制了居民消费，也使中国很有可能陷入腐败经济的怪圈。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过大，也会使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空心化和外商撤资的风险。

（二）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

建国以后，针对当时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我国采取了各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所以，1978年以前，从经济总量来看，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GDP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为平稳。但是，从1979年开始，在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东中西差距不断拉大。东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西部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区域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才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好转。表6反映了中国大陆区域经济结构现状。

从表6可见，2005年，三大地带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60：23：17。2005年以后，经过10年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占比有所提升，东部地区的经济占比有所下降。但是，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角度衡量，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例如，2015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上海、北京、天津等8个东部省市的GDP总量就达到将近34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超过50%。2015年GDP在1万亿元以下的6省区中除海南省外，都在西部。新疆、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藏6省区2015年的GDP总量只有3.66万亿元，占全国67.67万亿元GDP的比重只有5.4%，只大约相当于广东的一半。

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和发展后劲。因为，只有东部的现代化而没有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只有东部少数人口的富裕而中西部仍然处于贫穷状态，中国的内需增长必然受到很大限制，从而中国经济很难保持全面、持久的繁荣。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建国以来的60多年中，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表7所示。

从表7中可见，第一产业占比由“一五”时期的44%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9.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则分别由“一五”时期的26.1%和29.9%，上升到“十二五”时期的43.5%和47.2%。虽然这种变化是我国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的表现，但客观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首先，在三个产业中，片面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农业长期不受重视，“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制造业也未受到足够重视。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又是我国人口的最大群体，“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近10多年来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大都和“三农”有关，但“三农”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弱势的产业。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曾经为我国从“洋货”横行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近年来“脱实就虚”的大环境下却日益面临被嫌弃的窘境。与农业和制造业所受“冷遇”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第三产业被过度追捧，学术界和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第三产业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片面认为这一比重越大越说明经济结构越趋于优化，完全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一、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其次，三大产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例如，在广义农业中，最不受重视的是种植业，由于粮食价格长期低迷，各种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又不断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大降低，从而使得农村一些地方出现大量耕地抛荒现象。在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占比过大，高精尖制造业占比相对较小。在第三产业中，片面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片面强调金融业，从而使得中国各地的“金融热”经久不衰，以至于提出建立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多达几十个。再次，我国产业结构的问题还表现在房地产行业的主导地位上。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错误地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由此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加之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过度强调住房投资品功能的诱导下，中国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而一旦房地产市场陷入停滞，必然会连带地造成相关链条上各个产业的萧条。总之，我国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过分“脱实就虚”，这种状况不改变，我国经济的“地基”将难以筑实，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将成为空谈。

（四）城乡结构不合理

客观说，任何国家都存在城乡差距，我国也一直存在城乡差距问题。但总体上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城乡差距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我国不仅区域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也日益扩大。虽然2000年以后我国为缩小城乡差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近几年又实行了精准扶贫计划，但城乡差距扩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也还维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会更高。（2）城乡教育差距。优质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中高学历人员比重大大低于城镇。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新“读书无用论”广泛流行，读书也难以再改变农村子弟的命运，反而成为致贫返贫的因素。（3）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虽然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然相差很大。近年来，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4）城乡消费差距。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生活资料的质量低，假冒伪劣横行。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可能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些贫困地区的农村甚至情况更为严重。（5）就业差距。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一般都在4%左右，但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务工的1亿多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左右劳动力的利用率也非常低。（6）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在制度、市场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分割问题，在城市内被认定为公共产品的，在农村可能就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此外，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城乡结构失衡，必然会对经济长远发展造成很大掣肘。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增速下滑、消费不振、产能过剩，与城乡结构严重失衡有很大关系。中国13亿人口中，8亿在农村，农村的贫困使得广大农村居民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如果能够切实提高8亿农民的收入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极大的积极效应。

（五）分配结构不合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基本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作用下，我国便逐渐开始了贫富分化的过程。时至今日，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已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则易导致社会不安定。我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则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见表8）。

根据官方数据，我国自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8年达到最高后逐渐回落。但民间的研究与官方的数据相差很大。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2016年1月发布的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中国最富1%家庭拥有全国1/3财产，中国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项研究同时发现，最贫穷的25%家庭仅拥有全国1%的财产。

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严重分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带来严重负面效应。道理很简单，贫富的严重分化必然造成穷人无钱消费、富人无处消费或去国外消费的局面，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内需不足。特别是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领域的改革失误或滞后导致居民未来预期支出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更会不断强化广大低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使得其不得不在本已不高的收入中尽量挤压当期消费的数量，增加储蓄的份额。至于富人阶层，在国内所能提供的消费条件都已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要么将过剩的收入用于各种投资或理财，要么将购买力外移，到境外购物、消费或置业。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的下滑。

（六）货币供应量本身的结构不合理

众所周知，货币供应量是分层次的，各层次的货币其功能也不完全相同。一般说，M1可以粗略地认为是流通中货币，它是现实的购买力，构成现实需求；而M2中的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则是潜在货币或潜在购买力，因其在存款期内一般不用于购买或支付，故不构成现实需求。所以，对货币供应量的考察，不能仅考察广义货币M2，还要考察M1及其所占比重。如果考察一下我国货币供应量的现状，就可以发现其本身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从表3可见，到2016年4月底，虽然我国货币总量达到144.52万亿元，但其中作为现实购买力的M1却只有41.35万亿，只占M2的28.6%。这就意味着占广义货币71.4%的货币（约103万亿元）是潜在购买力。这说明，虽然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但增加的货币更多地转化为沉淀货币，并未成为现实购买力。如此失衡的货币供应量结构，必然造成国内商品和劳务市场上现实需求的不足，进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后劲乏力。

四、优化结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一）总量调控工具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并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造成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不振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既然如此，在寻求解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问题的路径时，就不能将眼光过分盯住总量调控工具，用总量调控工具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考察一下近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走的仍然是总量调控的路子，特别是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更多地还是囿于总量型调控。例如，为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自2014年以来，我国央行曾8次降准、6次降息，特别是2015年央行分别连续5次降息和降准。以目前1.5%的1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我国甚至进入负利率时期。

无论降息还是降准，其目的无非是：第一，刺激投资和消费，刺激总需求。理论上说，存款利率降低以后，特别是在负利率环境下，会削弱存款人存款的积极性，并促进其增加消费或投资；贷款利率降低后，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刺激企业的投资行为。第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由于存款基数巨大，理论上说，中央银行降低一个百分点的法定准备率，就会释放出1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通过存款派生原理，进而可成倍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中问题的症结是结构失衡，作为总量调控工具，货币政策方面的降息降准，用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效果可想而知。例如，在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可花、富人无处花钱的情况下，即使存款利率降到零，也难以起到分流存款、扩大消费的目的，充其量是在股市、楼市火爆的情况下一些存款流向股市和楼市。这些流入股市、楼市的所谓投资，站在个人立场上去考察，与存款一样乃是属于未来消费的范畴。至于贷款利率的降低，虽然会使企业贷款成本减少，但在生产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贷款越多亏损越大。没有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即使贷款利率降低，理性的企业家也不会通过贷款去扩大生产规模。还比如，在经济因消费需求不足而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即使降准，银行也因没有合适的贷款机会而不愿意扩大贷款，更不会愿意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总之，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控主要属于总量调控的范畴，在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依靠总量调控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希望通过货币扩张消除经济增速下滑问题，也是货币政策难以承受之重。

（二）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

既然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结构失衡，既然货币政策的调控更多地属于总量型调控，那么笔者认为，在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就不能对货币政策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盼。相反，要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

首先，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自从“供给侧”改革提出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这对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能忽视。鉴于前文所述的三大需求结构不合理的现实，一是要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投资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此，既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要切实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二是要扩大居民个人消费的比重，严格限制政府消费，并要尽可能地把压缩下来的政府性和“三公”消费转移到群众的个人消费上来。三是提高实体经济中产业投资的比重，降低房地产投资占比。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占比只有6%左右，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则高达20%。为了避免我国经济的房地产化，必须优化投资的内部结构，切实降低房地产投资的比重，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的占比。四是要着力发展民族外向型企业，注重打造拳头出口产品，改变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过高的局面，以防止外商资本转移可能带来的对我国外需的冲击。

其次，着力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如前所述，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失衡，成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为了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的平稳运行，必须着力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一是要加快中西部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国家应当在各种政策和资源配置方面给予中西部更多的优惠和倾斜。二是要优化产业结构。要继续坚持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至今仍然是对农业和工业地位的形象描述，不能忽视第一、二产业而片面发展第三产业。要着力优化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在农业中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农业；要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发展大农业，排除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在制造业中要借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东风，注重发展现代制造业，提高技术含量，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在第三产业中，要在继续发展作为就业主力军的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也要避免片面发展金融业的现象。三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缩小城乡差距。国内外的实践表明，解决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就是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是鉴于过去城镇化只是土地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的弊端，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只有通过新型城镇化在实现土地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民的工人化和市民化，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城乡结构环境。为此，就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并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工业，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就不会有农民的工人化和市民化，也不会有农村的城市化。

再次，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逐渐加重。我国的两极分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复杂，其表现一是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快。二是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而且贫富有固化的趋势。三是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早已产生不满，特别是对高收入者的高收入没有认同。多数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对依靠行业垄断的不合理高收入，以及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收入表现出强烈不满。四是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难度大。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要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创新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十多年来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鉴于分配问题的复杂性，要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必须从多方面着手，“治富”“扩中”“扶贫”并举。“治富”就是要把少数太过富裕的人的收入降下来，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减灰。即要让收入来源合法化、阳光化，减少灰色收入。第二，打黑。即要严打黑恶暴富，打击黑社会、保护伞、各种违法致富者，以及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者。第三，肃贪。由于很多贪官污吏往往是暴富者，因此要长期坚持反腐，坚持打击贪官污吏。第四，限收。即限制不合理收入，主要是限制包括部分企业家、事业单位的老总、名演员、名歌星等巨富人群的不合理收入。第五，支好。即支持和保护优秀的科技、实业人才，以鼓励其创新、创业行为。第六，限遗。即对高额遗产可以考虑征收高额税费，以利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并实现竞争的公平。“扩中”就是要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中等收入阶层是稳定的消费群体，不仅能扩大社会需求，还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中等收入阶层代表社会发展的中等水平，其扩大本身就意味着贫富和两极分化的缩小。“扶贫”就是要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扶贫力度。

最后是优化货币结构。如前所述，到2016年4月底我国的M2已经超过144万亿元，其中M1只有41.35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只有28.6%。这就意味着占广义货币71.4%的货币（约103万亿元）是潜在购买力。如果再考虑到M1中的沉淀部分，则现实的购买力更少。货币供应量本身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反映着国内需求的不足。可以想见，如果能够使103万亿元潜在货币中的一半转化为M1，就会释放出50余万亿元的现实购买力，国内的需求将增加一倍以上，这对消化过剩产能、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无疑可以发挥巨大正向作用。当然，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失衡只是国内需求不足的表层现象，货币结构失衡、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一些领域改革的失误或滞后、两极分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此，要想通过优化货币结构来增加国内现实需求，必须从进一步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来解决。

注释：

①申银万国：《中国面临最为严峻的通货紧缩危机》，参见http：//money.163.com/14/1210/23/AD517S4900252G50.html。

②《金融时报》2015年2月5日。

③周小川：《防患未然警惕通缩风险当下就言全面通缩还早》，《南方日报》2015年3月30日。

④余永定：《中央或采取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稳增长》，参见http：//sd.ifeng.com/special/2015summit/yanjiang/detail_2015_11/05/4525076_0.shtml。

⑤贺江兵：《中国离通货紧缩很近吗？》，《华夏时报》2015年2月27日。

作者简介：谢太峰（1958—），男，河南漯河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