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五问新常态新方位下的中国劳动力形势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人口问题特别是劳动力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话题，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等似乎已成为主流认识。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没有引起生育水平的明显提高，诸如此类现象甚至引发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那么，如何看待新常态新方位下的中国劳动力形势，中国劳动力的变化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吗？

一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否源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因此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备受关注。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2011年减少345万；2014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2013年减少113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拐点无疑已经确立。恰在此时，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开始“破8”，2015年开始“破7”。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预示着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放缓，对潜在增长率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即经济新常态的确立，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发展方式和世界经济大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国际经验已经表明，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例外。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除了2010年之外，中国GDP增长率就开始“破10”。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只是理论上的劳动力供给最大值，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才能真正反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数据显示，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仍然保持增长态势。2011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分别增长0.24%、0.4%、0.51%、0.49%和0.5%，并未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因此，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与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在时间貌似吻合，但是并无必然联系，二者不是相约而至，只是不期而遇，把经济增长放缓归咎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

二问：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抚养比上升是否表明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和抚养比的不断升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甚至认为已经进入人口负债时代。事实是否如此呢？一般认为，当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抚养比 〔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国际通行标准为15—64岁)人口之比〕小于50%时为人口红利期，抚养比处于50%至60%时为人口盈亏平衡期，抚养比大于60%时为人口负债期。由此看出，判断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抚养比的绝对大小，而不是抚养比的升高或者下降，更不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

中国的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由降转升，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就消失了，这显然是不客观的。实际上，根据预测，中国的抚养比在2030年之前仍将低于50%，2040年之后抚养比才升到60%以上。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仍将持续存在，未来2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是可以期待的。当然，也必须认识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趋于递减已经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紧紧抓住未来20多年的有利时机，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充分发挥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三问：劳动力成本升高是否制约经济增长和削弱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成本持续增长，增长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劳动成本较低的绝对优势趋于减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据此认为中国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过快，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和削弱国际竞争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比，中国劳动成本的增长速度仍然处于合理范围之内。2006—2015年，除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之外，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10.46%，GDP实际增长率为9.54%。对比看，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工资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中国的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异并不大。此外，中国的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差距并不大。

第二，劳动收入占中国国民总收入或者家庭收入的份额并不高。工资增长是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发现，2000年后中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3.0%下降至2010年的48.5%；近年来虽然有所增长，2013年升高至51.15%，但与2000年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此外，在发达经济体中，工资一般占其家庭收入的70%—80%。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工资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通常更少一些。中国目前大约在45%，基本处于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中等水平。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成本升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体现，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劳动力长期处于低成本条件下成为发达国家的。尤其是对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较快增长是常态，中国也不会成为例外。所谓的“民工荒”现象，实质是劳动者的自身价值不断提升，而用人单位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的结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

四问：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由过剩转变为短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劳动力总体过剩，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近些年来，随着劳动成本升高和所谓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跨国制造企业撤离中国等现象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担忧。尤其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短缺似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坎。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由过剩转变为短缺了吗？对此，还需要客观、理性地认识。

第一，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由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劳动力市场总是出清的，不会存在劳动力过剩或者短缺问题。在现实中，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等非自愿性失业，加之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劳动力过剩或者就业不充分往往是一种常态，而劳动力短缺是少见的现象。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这时才可能出现人口或者劳动力短缺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科技和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短缺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从现实情况看，2015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0亿，预计2030年为9.5亿，2050年之前保持在8亿以上，始终大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之和。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本世纪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5%以上，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无论从劳动力总量还是从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角度看，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都较为丰裕，不会产生劳动力短缺现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当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是客观事实，尤其是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此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化解钢铁、煤炭及其他行业过剩产能及“僵尸企业”出清会带来职工安置问题，“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第三，长远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趋于下降。同时，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机器人对人工的替代强度日益增大，劳动力需求将趋于减弱。由此，中国将进入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双下降”的通道。随着未来劳动力供需同步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总量矛盾将得到一定缓解，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机会窗口。

五问：扩大劳动力有效供给能否依赖人口政策？

基于对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担忧，很多人建议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甚至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以此增加出生人口和扩大劳动力数量。那么，扩大劳动力供给能否依赖人口政策呢？

研究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54到1.64之间波动。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总和生育率在短期内可能攀升至1.8左右，继续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到2030年，预计全面二孩政策带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不会超过1600万，只能使届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加约2%。此外，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标准，新出生人口至少15年之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考虑到大多数人要接受高等教育，新出生人口在20多年之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通过调整人口政策的方式解决所谓劳动力短缺问题是不现实的。

那么，中国劳动力供给是否还有扩大的空间呢？通过劳动和就业制度改革以及积极发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弹性还是较大的。

第一，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已经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的选择。目前中国职工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如果退休年龄统一为65岁，那么相应的劳动力将增加大约1亿人。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目前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如果通过户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镇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身份并轨，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将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利用国际劳动力资源。目前中国还是人口净迁出国家。随着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强。未来，中国积极利用国际劳动力资源，尤其是中高端人才的空间很大。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到国外投资建厂的方式，直接利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劳动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