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新常态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撑

一、引言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对产业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种要素资源在不同领域的有序转移与流动并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产业升级的内部结构调整、资源再配置的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等等，都离不开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支持与推动。因此，金融发展与产业的关系一直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热点。从理论层面讲，Patrick(1966)提出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内在逻辑是需求拉动(Demand Following)和供给引领(Supply Leading),Goldsmith(1969)、MiKinnon(1973)、Shaw(1973)、Greenwood(1997)和Levine(1997)，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认为在高度货币化的当代社会，金融发展可为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提供有力的手段，是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实现最优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动态角度来讲，产业结构变动与金融发展之间呈相互推进、互为因果的密切关联状态。发展较好的金融体系能有效地降低资金交易成本，提高资金运转效率和配置效率(Greenwood，2010)。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产业转型升级表现为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制造业的规模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更加需要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支撑来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就要求制造业加快由工业3.0向工业4.0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向中上游攀登，从而形成对金融体系的高度依赖。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国内学者对金融与制造业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陈峰(1996)、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叶耀明和纪翠玲(2004)、傅进和吴小平(2005)、周建珊(2013)等认为，金融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结构变动之间有长期关联；宋智文等(2013)实证检验广东金融发展水平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韩剑等(2014)认为金融与制造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可以有效促进金融资源向新兴产业有效聚集；谢家智等(2014)构建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胡杰和刘思婧(2015)发现资本市场对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信贷市场对其无显著促进作用。

上述研究多数着眼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制造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分析，而制造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和实体经济的核心产业，在金融支持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对金融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缺少深入的梳理、探讨。从现实层面上看，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制造2025》是制造业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战略部署，金融体系成为其中重要的保障机制，要求综合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求加快金融创新适应制造业发展的新业态。为此，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制造业结构调整进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效、集约、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能为我国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增强制造业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能力和动力。

基于此，本文在金融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广东制造业28个行业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分为规模、结构、效率三个维度，实证研究金融业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与金融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构建检验模型，对检验模型进行了估计，并对参数估计结果进行具体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分析

金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可以将有效资源高效配置在制造业的优势产业或者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进而优化产业发展的运行环境。但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资源具有稀缺的特性，金融体系并不完善。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集中有限金融资源到重点产业，通过重点产业带动产业水平的提升。因此，本节基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的不完善特征，构建三层次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过程。

(一)总体分析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指在资本推动下，从资源密集、劳动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发展阶段，转变为资金密集、技术密集阶段转型的现代制造业。这期间必然伴随着要素资源的再配置与有效流动，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包括规模扩张、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规模扩张是转型升级的基础，表现为要素不断投入带来的产出增加；技术进步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动力；结构变迁则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特征。

一般来说，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对制造业的影响则是间接地通过系统传导机制，推动制造业的规模扩张、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金融发展表现为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包含金融中介机构高效、金融工具的多样化、金融市场管理监督的健全，形成产业资本市场化的流动导向机制。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共同推进的结果，主要包括金融规模总量增长与金融结构优化两个维度。金融总量代表金融运行的数量与规模，反映的是金融规模不断积累的过程；金融结构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运行质量。Levine(1997)认为，“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技术的突破创新”是金融体系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

“资本持续积累”的过程，表现为金融资源在制造业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存量结构调整和增量结构调整)，通过资源的高效配置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实现机制，实现制造业规模的积累、扩大以及结构的优化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表现为金融服务业通过资金的筹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险的分散等，形成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作用过程中，资金的导向作用以及资金在不同部门的流动转移必然会推动制造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引起制造业的结构演变，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

由此，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对制造业的规模扩张、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产生综合性的影响。显然，制造业转型升级不能脱离金融的支持与支撑。但同时，金融发展也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不同产业和企业的融资要求。林毅夫(2003)认为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会对制造业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产业结构会适应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调整，最终制约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变化和金融功能发挥。

(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总量增长的影响

新古典的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随着要素的不断投入，必然会带来制造业规模的扩张。因此，增加资本积累是金融发展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具体来看，金融发展通过三个途径影响制造业的规模扩张。

一是资本积累推动制造业扩大再生产。在规模效益一定的情况下，金融的资本积累增量效应可以增加资本投入，从而促进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规模扩张的速度，取决于货币资本的积累规模和速度。有效的金融中介能够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中分散资本大规模积累。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量持续的资本投入能够迅速形成规模效应。此外，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也需要产业资本转化机制。因此，制造业产能提升受制于产业资本的来源是否充足，其关键决定因素在于依赖金融体系中形成的良好的资本形成机制。

二是信用催化机制提升资本积累规模和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实现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市场竞争的需要。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领先对手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就要求产业资本在最短时间内积累起来。金融的信用催化机制可以通过信用创造，加速资本在各产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速度与配置效率，迅速累积巨额的产业资本，并渗透到制造业最具生产效率的部门和环节，把潜在的资源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

三是金融支持企业的兼并重组。金融系统对资产存量进行重新配置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基本手段是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金融支持，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在不增加资本增量的基础上，实现资本存量的盘活，从而提升制造业的整体生产效率，带动制造业的规模扩张。

(三)金融发展对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变动既受供给因素的影响，也受需求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需要通过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产业结构变动发生作用。这也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会集中金融资源支持主导产业优先发展，以实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产业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动态调整来实现，并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配置和重新组合。林毅夫等(2003)认为金融部门对制造业的影响是通过在不同产业部门间资本的动态配置来实现。基本手段是通过政策导向或者通过市场导向由金融的资金配置来实现和完成。

一是金融的政策导向效应能够直接带动制造业的结构变动。在新兴经济体，更倾向于通过政策性金融即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根据产业规划对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鼓励或限制，采取差异化的利率政策，引导制造业不同行业间的资金投向。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战略新兴产业和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带动行业进行投资和贷款，避免这些行业由于其他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形成的资金缺口。

二是金融的市场导向效应能够推动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金融部门能够识别投资效益率、回收期、风险等因素，从中发现最具投资价值的行业，通过其利益诱导性，对这些行业加大资本供给的力度；而对于投资收益低的行业采取歧视性待遇，迫使这些产业部门向适应市场的方向发展。由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金融部门利用资本供给的差异化实现资本导向效应，引导投资走向，推动更具市场活力的产业部门更快实现规模扩张和技术水平进步，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四)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金融创新发展的客观必然。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金融资本不仅决定着研发投入的力度，更对技术进步的方向起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金融发展能够分散创新风险，从而对技术进步有极大地促进、保障和拉动作用。金融发展能分散研发创新风险，甚至还能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实现创新的债权性和股权性的资本投入，形成技术创新投资项目合理的治理机制。

一是金融发展对研发的资金支撑作用。技术进步体现为由前期研发到成果产业化的一系列的完整的发展阶段，并始终伴随着大量的资金需求，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在研发、应用转化、产业化等各个阶段以及阶段的转换，都需要金融体系大规模的资金支持。金融体系利用金融工具的多样性，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本来源组合，根据产权特征、融资成本、期限、流动性等特征，优化技术创新投资的配置。

二是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要能够形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现实生产力，这也就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性。但另一方面，特定区域具有特定的金融体系(包括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明显差异，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也不尽相同。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质量和效果受制于技术创新的资本供给能力、供给结构和供给成本，即技术创新的边际。孙伍琴(2008)等认为，技术创新水平由注入技术创新的金融资本的数量和组合的均衡解决定。

三是金融发展能够分散创新风险，形成创新激励机制。金融体系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本来源的各种组合，并由于金融工具的流动性，能够形成技术创新的价格发现机制，从而能够合理配置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对技术创新风险和收益的稳定预期，将创新风险分解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在金融体系比较完备的情况下，资本市场能促进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化、稳定化和持续化(Tadesse，2002)。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基本模型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两个可检验的假说：

H1：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规模扩张有显著影响，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加快制造业的规模扩张。

H2：金融发展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明显影响，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加快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为检验以上假说，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Manu=β0+β1FF+β2FS+β3FE+β4D+εit    (1)

其中，Manu代表广东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并用两个指标反映：用Value代表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用TFP代表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规模(FF)是金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总量因素，反映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金融深化(FS)的实质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由于金融深化能够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带动作用，金融深化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技术进步。金融效率(FE)反映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反映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活动密度。D为用来控制其他一系列可能会对制造业产生影响的变量。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广东2000—2013年28个行业有关金融市场发展、制造业发展以及其他经济变量指标，构建面板数据。具体的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如下：

制造业发展指标。Valuei，t代表广东第i行业t年的工业增加值，反映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数据可以在《广东统计年鉴》中获取；TFPi，t代表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具体的计算过程根据数据包络方法，利用DEAP 2.1软件进行计算。

金融发展指标。金融规模(FF)用金融业增加值(fvalue)来反映，数据可以有《广东统计年鉴》获取，在实际计量过程中，对金融业增加值进行取对数处理；基于广东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贷款，而贷款依赖于存款水平，因而本文选择选择存款/GDP(cg)来反映金融深化，数据可以由《广东统计年鉴》获取；金融效率(FE)反映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用存贷比(cd)反映金融效率。

控制变量。各行业的资本禀赋，用K表示，采用张军(2004)的计算方法，计算2010—2013广东各地级市的资本存量，在实际计量过程中进行取对数处理；各行业的劳动禀赋情况，用L表示，选取各行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表示，在实际计量过程中进行取对数处理；各行业增加值增长率，用gvalue表示，根据《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各行业的人均资本，用pk表示，有K/L得出；各行业的资本产出比，用kv表示，由K/Value得出。

据此，得到以下计量模型：

Value=β0+β1fvalue+β2cg+β3cd+β4lnK+β5lnL+εit    (2)

TFP=β0+β1fvalue+β2cg+β3cd+β4gvalue+β5pk+β6kv+εit    (3)

表1列出了对计量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各行业的规模差距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结果与分析

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大部分参数的统计显著性较高。检验固定效应是否显著的F统计量都非常显著，表明存在个体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更加合理。模型参数统计性质良好，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支持理论预期，计量结果可靠。

表2  参数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t值；***、**、*分布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

(1)金融发展对各行业增加值的影响。金融业规模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金融业规模扩张，能够带动制造业的发展。广东金融业增加值提升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制造业增加值提高0.466个百分点。存款/GDP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广东存款/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制造业增加值提升0.515个百分点。这表明，金融深化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的规模水平。广东作为金融大省，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传统行业均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因此对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形成了直接的带动作用，表明金融业的规模扩张确实产生了资金积累和信用扩张效应，为制造业的投资提高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形成了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同向规模扩张。

存贷比对制造业增加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存贷比提升1个百分点，导致制造业增加值下降6.562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存贷比越高，金融效率也越高，在同样的存款水平下，用于投资的贷款越高。但之所以这一指标对制造业增加值有负向影响，可能与资金投资的方向有关。也就是说，随着存贷比的提高，更多的资金流向了非实体经济，影响了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的投资。以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广东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2008年的32.5%下降到2012年的27.7%，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26.5%，5年时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同期广东存贷比2008年的60.3%增至2013年的63.2%。更进一步说明，随着存贷比的提高，广东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相对下降。这也就不难理解存贷比对制造业增加值的显著负向影响。

(2)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金融业规模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金融业规模扩张，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了抑制作用。从具体影响来看，广东金融业增加值提升1个百分点，降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0.0637个百分点。这样的结果只能表明，广东的科技进步与金融发展的融合还不够紧密，金融业发展并没有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形成支撑。

存款/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广东金融深化对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作用不大。存款/GDP比重越高，意味着在国内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银行信贷渠道能向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尤其是对于广东企业而言，银行信贷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银行体系能否将资金配置到技术水平、竞争力强的区域和产业部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但广东银行业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的匹配并不完全合理，银行部门依然存在政策性和指令性贷款，因而金融部门贷款倾向于流向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对于区域创新造成了重大影响，也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以存款/GDP来衡量金融深化，那么金融深化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成负相关关系。

存贷比对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存贷比提升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2.828个百分点。显然，金融效率的提升，能够使资源尤其是资本配置效率更高，对于制造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包括规模扩张、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规模扩张是转型升级的基础，表现为要素不断投入带来的产出的增加；技术进步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动力；结构变迁则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特征。在对已有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对金融影响制造业的规模扩张、结构演变和技术进步的传导机制。

研究表明，金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但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资源具有稀缺的特性，金融体系并不完善。因此，金融发展表现为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共同推进的结果，主要包括金融规模总量增长与金融结构优化两个维度。“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技术的突破创新”是金融体系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

金融发展通过金融的资本积累增量效应能够实现制造业的扩大再生产，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金融体系中，良好的资本形成机制，开拓了制造业产业资本的来源渠道；金融的信用催化机制能够提升资本积累规模和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通过信用创造把潜在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金融系统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金融支持，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在不增加资本增量的基础上，带动制造业的规模扩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产业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动态调整来实现，并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配置和重新组合，基本手段是通过政策导向或者通过市场导向由金融的资金配置来实现和完成。金融发展能分散研发创新风险，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实现创新的债权性和股权性的资本投入，对技术进步起着促进、保障和拉动作用。

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但也有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的地方。金融业规模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金融业规模扩张，能够带动制造业的发展。金融深化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的规模水平，为制造业的投资提高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形成了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同向规模扩张。存贷比对制造业增加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存贷比的提高，更多的资金流向了非实体经济，影响了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的投资。金融业规模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金融业规模扩张，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了抑制作用。理论分析与实际不一致，表明在广东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与金融发展的融合还不够紧密，金融业发展并没有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形成支撑。广东金融深化对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作用不大，表明银行业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的匹配并不完全合理，银行部门依然存在政策性和指令性贷款，资金未流向制造业的高技术领域。进一步提高配置效率能够使资源尤其是资本的配置更有效率，对于制造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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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佳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