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财政“新常态”下的河北省区域财政收入形势研究（下）

(三)税收体制

税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直接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多为“结构性减税”改革，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如：“营改增”持续推进、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标准不断提升等。从财税政策看，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新能源产业等的税费优惠政策，仅小微企业就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进口关税及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多项税(费)种^[4]，这较大程度减轻了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但也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地区尤其是缺少支柱企业县域的财政困难。例如，中央出台的风力发电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50%和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优惠政策对风电资源丰富的张承地区影响较大，而且风电企业固定资产比重高，增值税进项税额大多从并网发电起8年以后才能抵扣完毕，进一步加大了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比如，2014年康保县因风电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转型抵扣，导致相关税收减少6 174万元，相当于当年税收收入的44%。

(四)收入征管

原有难题和新的形势相叠加，凸显了征管效率低下，导致税收收入漏征或流失。

当前有三方面问题最为突出：一是零散税源的征管问题。对个体户(包括沿街门店、超市及加油站)等零散税收的征管一直是个难题，在国家不断提升小微企业主体税种起征点的情况下，税收临界点更难以判断，漏征漏管问题更加严重。二是国地税务部门的配合问题。不少地区反映，“营改增”后，地税部门传统的以票控税手段随之失效，纳税人(尤其是零散户纳税人)在国税取得增值税发票后有意无意地避开申报地方税费环节，使得相关的所得税、城建税等地税收入出现大量漏征。三是总分机构导致的税收转移问题。一些总部在北京的企业在河北环京津地区设立分公司，流转税在当地缴纳，但企业所得税主要由总部汇总缴纳，导致相关税收收入流失，其中既有许多国有垄断企业，也不乏大量的民营房地产企业。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未来河北省可能有更多的企业将总部设在北京，对河北省税收影响将更加严重。

(五)政治考核

财政收入的政治周期现象依然存在，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影响了收入增长真实性。

在当前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换届引致的地方经济周期现象已经屡见不鲜，相应出现了财政指标与政治周期、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同步变动现象。由于体制原因，政府在下达财政收入任务时往往忽视税源实际，采用财政收入目标任务与政绩相挂钩的考核机制，有的地方将完成财政收入增长任务作为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硬指标^[5]，搞“末位淘汰”，而没有把优化收入结构、增强财政实力等纳入激励考核。一些欠发达地区为完成考核指标，只能依靠做大非税收入、税收“寅吃卯粮”，甚至“虚收空转”“引税混库”来弥补收入缺口，不仅影响了税收收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直接恶化了河北的投资环境，造成“宏观税负低与税收环境差并存”的悖论。前两年发生在河北沧州、衡水等地的“补交税款”和“提前收税”现象就是典型案例。

三、推进设区市财政收入增长的对策

(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提升经济效益

1.在资源富集地区，推进资源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形成完整产业链，形成可靠、稳定的地方主体财源。根据河北省情，未来可打造三条资源产业链：一是“焦炭、铁矿石开采—钢铁冶炼和压延—装备制造”产业链，重点发展耗钢产业，支持钢铁企业加强与下游汽车、造船、家电、金属制品等装备制造业钢材用户的合作。二是“石油(煤炭)—初级化工—精细化工”产业链，重点推进石油炼化一体化、煤电化一体化发展，实现由无机化工向有机化工、由单一化工向系列化工的延伸。三是“石灰石、石英砂、硅石—水泥、陶瓷、玻璃—产品营销—物流配送”产业链，重点是上游的产品设计和下游的终端销售环节。

2.在房地产市场繁荣地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财源保障。这类地区一般区位较好、人口密集，适合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中国制造2025》要求，一方面，推进科技研发、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现代物流、融资租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提高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实现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如固安依靠频临北京的优势，积极引进京东方、航天振邦等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由传统的滤芯、渔具、肠衣产业向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的升级。

3.在中小企业集中地区，以龙头企业和电子商务推动地域特色产业升级，以有效征管实现“薄税广征、集腋成裘”效果。在支持龙头企业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同时，还应注重电子商务助推县域经济转型的引擎作用。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正在加速“联姻”，电子商务极大拓宽了商品销售范围和销售渠道，加快了流通速度和品牌打造。如清河依靠特色羊绒产业，探索出在全国独具特色的“专业市场+电子商务”的“清河模式”，全县羊绒经营业户开设的网络店铺达7 000余个，年实现网络零售额15亿元。

(二)吸引优质财源项目落户，提高其财政贡献率

1.在项目引进前，完善项目评估体系，将财政贡献率作为重点考核指标。建立项目评估体系，将单位土地财政贡献率(纳税强度)放到与主导产业关联度、投资强度、污染程度、就业率同等重要的位置，如要求项目投产后达到200万元/亩的产值、投产3年后实现100万元/亩的税收收入等。根据项目的税收、产值等贡献程度，实施差别化要素配置，将新增土地指标、环保指标更多用于贡献度大的重点项目。

2.在项目建成后，加强后续服务，对未达标项目采取倒逼退出机制。一方面，完善产品检测、人才培训、信用担保、创业辅导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一条龙”服务。另一方面，加强项目的评估和问效，实行项目预警和退出机制。比如，对税收贡献、投资强度等未达到引进协议标准的项目分析预警，提醒督促；对多年圈而不建或投入产出率低、税收贡献率低的企业，结合税法调整，大幅提高其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率，促其腾出宝贵的土地资源用于其他项目；对生产落后、能耗高、影响环境的项目进行停产、转产处理。

3.在项目载体上，推进园区运营的市场化，政府重点实施推介和宣传。在园区运营上切忌政府“统抓统管”，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动力和活力。如固安工业区以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公司(华夏幸福)为园区的投资开发主体，全方位负责资金筹集、人才引进、招商定位、专业招商团队等工作，有效解决传统园区建设的一系列难题。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推介和宣传上，如从河北现有的众多园区中，选取若干个产业特色突出、综合贡献程度高点园区，运用媒体资源策划实施主题营销。

(三)大力加强税费收入征管，真正实现应收尽收

一是合理界定国、地税征管责权，国、地税应以联合办税为基本平台，向联合办理税务登记、联合评定纳税信用等级等多层次、多领域发展，最终将税收工作的整体流程进行系统整合。二是以信息化推进征管。加快“金税三期”建设，全面覆盖申报征收、税款入库、发票管理、税务稽查、纳税评估等工作环节，进一步推广以票控税、以电控税、以地控税、以贷控税等经验，探索新的源头控管模式。三是以市场化推进征管。探索政府购买涉税服务，采取与第三方中介机合作等方式，开展对重点税源、特殊行业的纳税评估。比如，2014年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与税务师事务所合作，对蒙牛集团实行纳税评估，最终调整增加了2 000多万元的税收收入。四是加强对总、分机构的税收管理，争取将跨省市总分机构的二级分支机构变更为独立法人，实行税收属地化管理，无法变更的认真核实总部测算分担税款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对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进行重点评估和税务稽查。同时，招商引资时尽量要求企业在河北注册登记为总部或子公司，对实行“营销分离”模式的部分行业，争取销售公司在河北注册。

(四)预研预判财政体制改革，维护河北既得利益

在全面推进“营改增”以及未来可能改革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划分体制的过程中，应密切关注中央财税体制改革，提前谋划和测算河北分享基数，以便在税制改革后充分维护河北的既得利益。同时，在厘清省以下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基础上，提前谋划和推进河北省以下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和转移支付体制改革。

(五)继续完善收入考核机制，引导地方征收行为

一是转变目标任务考核的传统观念。新《预算法》删除了“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完成上缴任务”的表述，将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为此，各级政府应转变收入考核的传统观念，坚决贯彻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原则，从各地财源实际出发，强化税收预测、分析和监控，科学、客观地编制税收收入预算。二是建立科学的财政收入评价体系。地方政府制定收入目标时，应废止以完成收入任务作依据的办法，建立以加强收入征管和提高收入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收入考核机制，同时使考核指标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变化相衔接。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HB14YJ034)。

参考文献：

〔1〕褚艳宁.资源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问题破解[J].经济问题，2014(5)：126.

〔2〕杨红旭，苏艳，朱光.2015年房地产业：探明底部，缓慢复苏[J].中国经济报告，2015(1)：73-75.

〔3〕牛和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变化趋势与我国的对策研究[J].价格月刊，2015(5)：11-14.

〔4〕唐婧妮.结合小微企业特点完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J].财政研究，2014(9)：24-26.

〔5〕赵长宝.关于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财政与财务，2014(2)：55-56.

作者简介：朱云飞(1980—)，男，河北衡水人，经济学硕士，河北省财政科学与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体制与区域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