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 中国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比较分析（下）

3.2  基于子系统的中国三大经济圈比较

研究时期三大经济圈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水平都呈现逐年增加(图2)，其中长三角社会和经济水平始终高于京津冀和珠三角，而珠三角的环境水平始终最高，且三大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都呈现较缓的波动，仅京津冀呈现波动下降，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京津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更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基础上。

图2  基于子系统的中国三大经济圈比较

3.3  中国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比较

3.3.1  可持续发展水平比较

研究时期三大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呈现明显增高的趋势，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7%、4.90%和4.45%，且京津冀最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异较小。尽管三大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从“十五”到“十二五”前期都改善很大，但当前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仍不理想(0.50～0.54)。实际上，三大经济圈各自经济与环境的不协调以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能是制约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根本原因。

图3  中国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水平比较

3.3.2  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比较

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既可表征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可持续协调水平，也可表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按照角度制形式的耦合度大小(表2)，三大经济圈在四种情况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都处于第二象限内(90°＜S≤180°)，因而三大经济圈均处于极限发展阶段。这表明研究时期三大经济圈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索取和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京津冀的复合系统耦合度从“十五”到“十一五”升高，之后呈现降低，可持续发展潜力先升后降；长三角的耦合度从“十五”到“十二五”初期从127.33°增至135.14°，可持续发展潜力相对较好；而珠三角的耦合度增加得最多，从120.27°到133.88°。

表2  不同时期下三大经济圈的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

3.3.3  可持续发展系统稳定性比较

采用HP滤波分析法对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变化分解为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时间序列，波动成分可称为可持续发展变化表现的缺口，即实际变化与潜在变化指数的差额，既可反映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变化趋势(趋势成分)，也可由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波动成分)反映系统稳定性(图4)。研究时期内京津冀的缺口小于0的年份有6个，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缺口小于0的年份分别有5个和6个，但可持续发展实际变化指数与潜在变化指数相差不大。“十一五”之后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波动程度增大且增幅明显，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波动程度明显减小，说明京津冀的可持续发展系统相对长三角和珠三角较不稳定，且系统稳定性呈现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景象，因而京津冀和珠三角需要加强自身系统的稳定性，扼杀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增长瓶颈。

图4  三大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变化曲线滤波分析

4  结论

本文在构建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的极差法实现标准化并利用主客观结合确定指标权重，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良好地贴合了实际，并借助HP滤波分析法深入分析和比较了三大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稳定性，深化了传统评价，此外，也借鉴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模型比较三大经济圈的可持续协调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诊断发展阶段，思想简单明了，结果直观全面，丰富了可持续发展评价领域的内涵。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以更综合的视角和全面的框架切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问题，横向上联合考虑了可持续发展水平、系统耦合度和系统稳定性等方面，纵向上依次从维度、子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系统等角度层层深入分析。

研究结果说明从某种程度上三大经济圈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建立在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基础上，京津冀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异较小，可持续发展系统稳定性则呈现为长三角大于珠三角大于京津冀的景象，同时三大经济圈都处于可持续发展演化周期内的极限发展阶段，是由高经济增长、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根本矛盾引起的，从而加剧了资源、能源和生态承载能力的紧张程度，因此，中国三大经济圈在未来应重点缓和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重点降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敏感性，即其对内外变化的响应程度，包括能源强度和水、气、固废的排放强度等，也应该提高系统适应外界变化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能力，包括系统内资源的多样性及利用形式的多样性，由各种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优化带来的恢复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指标等构架而成的支撑力。

作者简介：檀菲菲(1988-).女，安徽安庆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