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精尖”产业结构的构建——以北京市为例（下）

表6的实证结果显示：（1）政府的基础建设支出与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基础建设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逐步减小，而科技支出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这种现象可以尝试性解释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运输已经接近完成，而政府对工业、商业、金融业等支出还集中在一些落后的产业，政府的扶植并没有与时俱进，导致了政府基础设施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逐步减弱；在经济发展前期，中国产业整体处于高能耗、高产出、低效率、低技术的阶段，科技从投入研发到实际产出是存在积累和时滞的，且技术进步属于模仿型，大部分企业的创新集中于引进、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这种创新对企业效率的提高有益，而对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可能无效，因此科技支出在经济发展前期并未完全体现出作用，甚至由于科技支出挤占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支出，导致对产业结构升级反而显示出负向作用。（2）政府税收的作用由正转负，与财政拉弗曲线相吻合，当税率处于一定阶段时，提高税收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加大政府对基础建设等的经济支出，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近年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政府税收已经渐渐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3）国有化程度已经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的阻碍力量，并且这种阻碍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强。对此现象的常识性解释为，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一般偏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率高于业内平均水平，且国有企业集中在一些传统产业，因此国有化程度逐步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金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区企业融资的难易度，结果显示金融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且在经济发展前期的作用更显著。对这种现象的尝试性解释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金融类衍生产品应运而生，投资渠道更加多元，比起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银行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于其他相对风险低或收益高的渠道，因此金融业比重对企业融资难易度的反映能力逐步降低，金融业比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逐步减弱。

之后，考察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勒沙杰和佩斯（Lesage & Pace，2009）[19]的方法，结合SDM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得到了各个解释变量变动对产业结构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1）政府的基础设施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基础设施支出主要包含农林水务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工业商业金融业等事务支出等。理论上基础设施支出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结果显示在2001—2013年，基础建设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在90%置信水平下具有促进作用，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由于挤出效应接近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因此基础建设支出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本地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对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也不显著，可以认为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支出对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政府的科技支出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看，政府的科技支出在2001—2004年，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阻碍作用，即科技支出的挤出效应大于当时的乘数作用，这与科技需要积累后才能发挥效用的自身特性有关，且科技支出挤出了政府其他方向的支出，因此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而有阻碍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2005—2013年，科技支出的本地效应显著且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因素，成为推动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从间接效应看，科技支出的负向扩散效应明显。本地区的科技支出增加，会对周边地区形成吸引力，将优质的企业和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吸引至本地区，集聚效应明显，不能带动周边产业结构的升级。（3）税收收入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阻碍。税收收入的直接效应与财政拉弗曲线相符合。在发展前期，税收收入的提高增加了本地区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发展至一定阶段后，税收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形成了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间接效应看，税收的扩散效应明显，本地税收的增加有利于周边地区产业机构的升级。当本地区税收增加时，企业为了减少经营成本，有意向将企业迁出至周边地区，从而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4）国有化程度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都是不利的。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出发，国有化程度过高都成为中国全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一大障碍，并且这种阻碍作用随时间不断扩大，在空间层面上影响越来越集中在本地区。（5）金融环境在地区内的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在发展初期，金融业比重反映出地区的资本环境，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借贷融资成本，且对周边具有显著的扩散效应，吸引周边企业到本地区的集聚。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本地区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而随着金融业在中国的全面发展，金融业的扩散作用越发明显，甚至在地区间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的联动效应，带动周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精尖”产业结构的构建

（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精尖”产业结构构建的必要性

北京从产业结构演进阶段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比重已经接近80%，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高度化与高级化，而这种产业结构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所形成的。但是，中国大部分企业主要依靠引进和购买国外技术等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当企业发展至一定阶段时必然会面临创新“瓶颈”，而根据经济学普遍的共识，技术创新正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动力。企业通过创新，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产生新技术新需求，带动相关企业的创新，由自身企业的创新逐步扩散至整个行业以及相关行业，优化经济结构，甚至拉动居民的新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路径。企业面临创新“瓶颈”时，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逐步增加，而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更会挤占企业用于自主研发的资源，进一步恶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恶性循环。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曾经依靠“三驾马车”，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上拉动社会需求，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北京，这种需求侧的拉动已经逐步失效。2005年以前，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均在5%以上，而2014年时已经降至1.6%。可见，依靠需求侧拉动，已经显现出边际报酬递减的态势，而想要打破这种形势，正需要企业通过创新将生产推进到新的增长路径上。对北京的产业结构现状而言，由于创新已经进入“瓶颈”期，更多的投资并不会带来更好的回报，因此，从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放权归市，通过市场力量对资源进行配置，才能打破恶性循环，使企业有资本自主创新，进入新的增长路径，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并且，由于北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政府通过需求侧加大投资，有可能扭曲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前期，通过对国际历史经验的总结归纳可知，政府主导行为的确实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引导，而在后工业化时期，消费和产品更加个性化，社会需求更加差异化多样化，此时市场的引导作用更能快速地对这种需求变化进行反馈，而政府的大规模投资等行为可能会由于时滞、短视和寻租等现象加速产业结构的失衡。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进一步推进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的构建。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精尖”产业结构构建的方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从政府的制度层面改革，减少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供给侧改革措施推进“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构建：

第一，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成本。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按照市场的需求安排资源的配置，将更多的财力用于自主研发和创新。首先，结构性减税对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起到很大作用，进而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虽然中国自2009年开始已经实施结构性减税，但大多属于小范围的局部调整，而非调整主体税种的大范围减税。对企业而言，流转税的税负水平直接决定价格水平，负税率的不同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中国第二、三产业税负维持在21%至23%，其中第二产业流转税约13%，第三产业流转税约为8%。大范围的结构性减税，对整体经济的资源再配置都是有益处的。其次，“高精尖”的产业通常属于新兴产业，这类产业成立时间较短，发展仍处于萌芽期和成长期，且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不仅要面对当前经济下行趋势、融资难的难题，还要克服专业人力资本的缺乏和成本高的问题，而中国目前仍存在的一些税制不合理情况，更是加大了企业发展的难度，企业用于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必然受到抑制。2014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中小微型企业占比达到8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达到73%，服务业整体高于70%，可见“高精尖”产业内中小微型企业占比较大，通过结构性减税对中小微企业扶植对高精尖企业的发展有益。再次，在明确“高精尖”产业范围后，对相应的小微企业进行退税等补贴，例如对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且进行规模生产取得收入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减免税优惠，可以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对“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构建起到导向作用。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对整体经济产业有益，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植作用更加明显，辅以对“高精尖”企业的退税优惠等政策，可以有效推进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构建。

第二，通过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效率。企业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2014年，北京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特别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高精尖产业，以及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国有企业的单位利润远低于股份有限公司，也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单位利润约为国有企业的10倍。因此，通过对国有企业分类别的改革，将国有企业掌握的部分行业放还给市场，提高整体生产质量和效率，降低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提高资源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淘汰低端产业和僵尸企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三，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金融系统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本体系，对资本的流动起到引导作用，是企业得到有效资本供给的重要保证。资本供给的不足导致中小型企业融资成本升高，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且高昂的国内融资成本也导致本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此而转为劣势。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融资结构和监管体系，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使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有效供给不足的新兴产业。而具有“高精尖”优势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且融资成本和风险得以降低，可以提高区域内的竞争力，并吸引更多“高精尖”企业集聚，从而推进地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形成。

第四，通过人口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本。通过人口制度改革控制人口流量质量，减少低质量的流动人口流入，继续实施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战略，提高当地常住人口的素质，可以为“高精尖”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高精尖”企业发展，吸引企业迁入集聚，从而推进“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形成。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和优化自主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机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的前沿度以及创新成果的转化质量，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与氛围。

六、总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扭曲，加大市场的灵活度，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即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及其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使产业结构整体质量和效率向高级化演进，实现产业的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与高加工度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成本，以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效率，以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人口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有助于推进“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