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探讨]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中）

（二）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演化历程

　　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是非常典型的曾经盛极一时，最终却日薄西山的产业集群。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数量扩张阶段

　　1981年，温州灯具厂开始生产现代灯具，这是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起源。当时，一种名叫架子灯、叶片花灯的产品在温州问世，一下子就打破了照明市场球泡灯一统天下的局面（胡建军，2007）。随后不少小作坊相继诞生，生产企业增加到20余家，随着生产灯具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越来越多，灯具的款式也在不断变化。

　　1989年，温州三家灯具厂在温州一个叫矮凳桥的地方开始设立门市部。其他企业纷纷仿效，至1992年时，有近百家灯具生产企业在矮凳桥设立了门市部。全国各地采购灯具的商人接踵而至，陆续不断，一个全国灯具集散地在矮凳桥自发形成，并迅猛发展起来。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企业发展，1990年时，温州市区有灯具厂44家，从业1052人，年产灯具295万只，并逐步形成专业分工网络（姚晓宏，2008）。1992年温州灯具产业有灯具及零配件生产厂家200多家，年产值超过亿元，形成了专业化生产网络（潘国强，2008）。

　　1993年，温州玻璃钢厂的总经理预见到这个新兴行业的潜力，将35万平方米的玻璃钢厂改建成灯具商铺，并命名为东方灯具大市场。东方灯具大市场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灯具卖场，并迅速成为全国的灯具批发中心。成立当年，市场交易额就达到了3亿元。1994年，温州灯具生产企业发展到400多家，进入东方灯具大市场的企业有260多家，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产品类型覆盖各个方面，工程照明、家用灯具、光源等均有企业生产。1996年，温州灯具生产厂家达700多家，年生产总额接近70亿元，产量占全国灯具市场份额的1／3。温州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灯具产业基地，东方灯具大市场则成为全国最大的灯具专业市场，时任中央政治局多位领导先后考察了温州灯具产业集群（胡建军，2007；潘国强，2008）。

　　2.产业衰落阶段

　　但是，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多久。从1997年开始，大批生产企业开始向广东古镇转移。实际上，来自广东古镇的竞争从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广东古镇也有一些灯具生产企业，他们看到温州灯具市场很红火，就把产品运到温州销售，在温州这些灯当时被称为“广东灯”。开始时，广东灯因价格高，几乎无人问津。但1997年之后，广东灯被越来越多的人青睐。因为广东接近香港，比较容易从香港获得国际灯具的流行款式，所以广东灯款式变化快，且质量好（潘国强，2008）。而与此同时，市场的兴旺使温州灯具企业并没有考虑进行质量与款式的升级，企业之间依然是以价格进行竞争，低质量商品在市场上泛滥。广东灯的高质量与新款式给客商传递了广东能产生高质量灯具的信息。因此，很多客商陆续开始直接去广东古镇进货，全国各地前往温州采购灯具的经销商逐年减少，市场经营开始滑坡。

　　雪上加霜的是，温州地方政府在灯具产业发展上不仅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反而制造了产业发展障碍。1996年前后，地方税务部门在温州大桥等3个关口设置了检查站，当发现灯具客商发票开不足时，一拦便罚款5万元。当时，一个客商每月一车货销售利润还不到5万元，所以很多灯具批发商不敢来温州，便直接到广东去了。客商的流失，使得当地灯具生产企业也萌发了转移生产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广东古镇地方政府梦寐以求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广东古镇地方政府为灯具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努力，1997年古镇政府投入4000万元，举办第一届国际灯具博览会；同时，政府领导分几个小组带队跑全国各大市场做宣传，吸引灯具客商与灯具生产企业。在这样的形势下，从1997年开始，大批温州灯具生产企业开始千里迢迢转移到广东古镇。1998年之后，广东古镇的灯具工厂一下子猛增，大量温州灯具企业相继搬到广东古镇，并在古镇形成了“温州灯具一条街”（潘国强，2008）。

　　至2005年，温州已有600多家灯具生产企业在广东古镇落户，古镇灯具年产值近200亿元，产品占全球50%以上市场，古镇成为中国灯都（潘国强，2008）。而曾经辉煌的温州东方灯具市场在2005年时市场成交额还不到22亿元（陈又新，2006）。

　　（三）公共产品是否是促进集群演化的关键？

　　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演化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对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案例中，我们只是看到了单个成功者的发展轨迹，从逻辑上依然不能严密地推出下述结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促进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因素。要推出上述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对比分析。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江苏和浙江两省出现过10多个大小不等的羊毛衫产业集群。它们从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延伸到苏北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江苏吴江的横扇、江苏张家港的妙桥、浙江桐乡的濮院以及浙江嘉兴的洪合。经过30年大浪淘沙，许多羊毛衫产业集群消亡了，部分生存了下来。在生存下来的集群中，濮院成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

江苏吴江的横扇镇在20世纪70年代末羊毛衫工业已经初显规模，集体羊毛衫工厂达到10多家。2002年，横扇镇羊毛衫专业户达到3000多户，横机5方多台，从业人数5万多人。但是，横扇没有建立羊毛衫交易市场，横扇生产的羊毛衫绝大部分需要到濮院羊毛衫市场销售，使得横扇羊毛衫大部分利润被批发商、零售商赚走，留给横扇的利润空间非常小。随着濮院工业园区的建立，濮院整合了市场和生产基地的优势，开始注重品牌，逐渐抢夺了横扇本来所具有的生产基地的优势。在江浙4个主要羊毛衫产业集群中，濮院、妙桥、洪合都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建立了羊毛衫市场，而横扇却没有适时建立市场，这是导致横扇衰落的主要原因。

　　江苏张家港的妙桥镇素有“针织之乡”美称。早在20世纪50年代妙桥就诞生了针织社，60年代起生产羊毛衫，改革开放初期，全镇已有24家集体针织厂，2000多台横机，年产上百万件羊毛衫和其他各类针织服装。20世纪90年代初，妙桥是张家港的骄傲，家家户产生产羊毛衫，绚丽多彩的各式羊毛衫风靡一时，八方客商如潮而至，妙桥因此有了“金妙桥”的美誉。但是在市场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企业生产只计数量不计质量。

　　到1996年下半年，这种危机逐渐显露出来。市场销售出现大幅度滑坡。羊毛衫市场的第二轮招商中，3300个摊位只租出一半，客流量急剧下降，从以前的每天上万人直线下滑到数千人，有时甚至几百人都不到，羊毛衫生产作坊锐减，一些餐馆和娱乐厅也纷纷倒闭。张家港妙桥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失败在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没有及时行动起来度过质量危机。与此相对比，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度过了质量危机。

　　与濮院一河之隔的洪合羊毛衫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几名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洪合镇办起了第一家针织厂，洪合镇于1988年建起了第一批羊毛衫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濮院羊毛衫市场有一段时间因为政府管理过于严格，许多商户纷纷从濮院逃往洪合，洪合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1993年，洪合羊毛衫市场被评为“全国工业品百强市场”。2004年，洪合羊毛衫市场拥有营业用房近4000间，市场成交额23.88亿元。但是到了2012年，洪合羊毛衫市场成交额约80亿元，只有濮院羊毛衫市场190亿元成交额的40%，可见洪合已经远远落后于濮院。洪合落后于濮院是在2000年之后，在2000年濮院镇政府建立了毛衫城工业园区，一方面鼓励濮院原有企业迁入工业园区；另一方面外出招商引资，吸引其他地方的企业家来濮院投资；同时，在2004年国家对工业园区的清理整顿过程中，濮院镇政府及时把握时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保留并扩大了工业园区的范围。与濮院一河之隔的洪合却未能及时建立工业园区，在2004年开始的全国-工业园区整治行动中，洪合地方政府未能如濮院镇政府那样及时抓住机会扩大工业园区，从而使得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错失了发展机会。

　　上述案例表明即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处的宏观环境也类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建设专业市场、提升质量、建设工业园区等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产业集群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走向不同的命运。

　　四、产业集群演化模型

　　从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历程可以看出，一个持续生存下来的产业集群大概需要经历3个阶段，分别是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以及研发与品牌创新期。这一周期规律并非仅仅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所特有，实际上，浙江许多产业集群也经历着类似的演化规律，如温州鞋业集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迅速扩张，在1987年前后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质量危机，随后在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下，进行了一系列质量提升策略，集群演进到质量提升阶段。近年来，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国际市场的反倾销行为，该产业集群许多企业走上品牌创新道路，涌现了一些国际品牌，产业集群正在向研发与品牌创新期演进。从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可以看出，一个曾经辉煌的产业集群如果未能觉察形势的变化，未能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则将走向衰落。温州灯具产业集群并非特例，2006年《中国商报》的一则报道显示，包括温州灯具、桥头纽扣在内的温州多个曾经很辉煌的专业市场正在走向衰落（颜菊阳，2006）。

　　现实中，产业集群的演化会表现出各自的行业特性与区域特性，甚至一些偶然的历史因素也会影响产业集群的演化轨迹。但是，当我们从现实中总结普遍性规律时，可以忽略细节因素，把现实进行简化，从中得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型。我们将产业集群的演化总结为如下一般规律：产业集群的演化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研发与品牌创新期3个时期。这3个时期分别对应了产业升级路径中的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

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的主要动因是内生质量危机，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的主要动因是比较优势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实中每一个产业集群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一演进程序，有些产业集群可能质量提升期与品牌创新期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有些产业集群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内生质量危机。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我们模型的解释力。

我们以集群的企业数量与总产值作为衡量集群发展的指标，图4描述了本文构建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图4中，横轴表示集群演化时间，纵轴表示集群企业数量与集群总产值。在数量扩张期，产业集群内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产业集群的低门槛效应。当企业数量增长到高峰期时，企业间的竞争很可能会引发质量危机，下文将详细介绍这一内生质量危机的过程。如果产业集群不能度过质量危机，集群将趋向消亡，企业数量会日益减少；但是如果集群能够度过质量危机，则企业数量虽然相对于高峰时有所下降，但不会大幅减少，并且在长期内有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到了质量提升期末期，因为比较优势的变化，集群需要将利润空间从传统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微笑曲线两端，即需要进行技术研发与品牌创新。如企业无法进行有效地创新，那么集群在新的形势下，依然会趋向消亡；如果集群能够进行有效的研发与品牌创新，则集群企业数量将会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集群总产值的变化在数量扩张期与质量提升期与集群企业数量的变化类似，但是在研发与品牌创新期，虽然企业数量维持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但是因为产业升级到了微笑曲线两端，因而，单个企业的总产出会迅速增加，从而集群总产值也会较快增长。

　　上述模型的关键是如何解释从一个时期演进到另一个时期的内在机制。我们认为，内生的质量危机与外在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导致上述演化规律的关键。

　　（一）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内生质量危机

　　在产业集群早期，生产低质量的产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Otsuka和Sonobe（2011）总结了东亚、南亚、非洲19个产业集群演化案例，从中发现了这一普遍性的规律，集群早期，生产低质量的商品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时的竞争是“竞次竞争”（Racet the Bottom）。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这样的竞争会成为Akerlof（1970）所说的柠檬市场，也即最终会发生质量危机。当然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无法观察到明显的质量危机的现象，因为危机可能在较早的时候就被处理掉了。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产业集群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且企业是同质的，即企业有着相同的成本曲线。进一步假定，产业集群有两个效应：一个是马歇尔效应，另一个是低门槛效应；马歇尔效应体现为集聚降低了单个企业的成本曲线，低门槛效应表现为集聚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门槛，即企业总数量会不断增长，从而使得供给曲线外移。

　　运用典型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和产业集群的供给需求曲线来分析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变化，如图5所示。集群形成之初，假设集群内有凡家企业，N₁是一个较小的值。此时，市场的需求曲线是D₀，行业的供给曲线是S₀，集　群的均衡点为E₀。

随着集群内分工的深化和配套行业的集聚，集群的优势逐渐显现，马歇尔效应发挥作用。在马歇尔效应的作用下，单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开始下降，边际成本曲线由MC₀移动到MC₁，平均成本曲线由AC₀移动到AC₁。典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供给曲线的变化，市场供给曲线下移到S₁，均衡点变为E₁。与此同时，产业集群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门槛，在低门槛效应的作用下，更多的企业进入该集群，企业数量由N₁增加到N₂。企业数量增多导致供给的增加，供给曲线右移至S₂，均衡点变为E₂。相对于E₁来说，此时市场的均衡数量增加，均衡价格下降。低门槛效应并不影响企业的生产技术，因此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经济学理论，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地方做决策，在均衡价格P₂下，企业将生产q₁数量的产品。此时，由于企业的平均成本高于价格，企业将会面临亏损，亏损额如图阴影区域所示。

当企业面临亏损时，长期而言企业可以退出行业以减少亏损。但是，在产业集群内，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的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具有很强的集群专用性，从而退出集群的机会成本很高。因此，企业会选择继续在集群内生存下去。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因而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来减少亏损。一般来说，降低成本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生产技术，二是通过利用低成本原材料或在工序上偷工减料，以牺牲产品质量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技术需要大量的投资，同时集群内的信息外溢使新技术很容易被模仿，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因而，一般企业会选择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实施后，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均会下降，如图6所示。经过市场的长期调整，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变为MC₂和AC₂，此时市场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企业重新获得正常利润。

产品质量的变化会引起需求的变化。短期内，由于产品的购买和消费并不同步，消费者不会察觉到产品质量的下降，需求曲线不变。但一段时间后，消费者逐渐意识到产品质量已经下降，因而会修正其消费行为，对产品的支付意愿随之下降。这使得需求曲线下移，由D₀移动到D₁。市场均衡点随之移动到E₃，均衡产量下降为Q₃，均衡价格下降为P₃。此时，企业再次进入亏损状态，亏损额为图6阴影部分所示。

同样地，为减少亏损，企业会进一步降低产品质量。而消费者则会继续降低支付意愿，需求曲线随之继续下移。为应对亏损，企业再次降低质量，如此恶性循环，如黑色虚线所示。最终，整个市场变成充斥着劣等品的“柠檬市场”，市场规模不断萎缩。理论上，最终产业集群会走向消亡。

当集群陷入低价低质竞争时，单个企业很难改变“柠檬市场”的命运。此时，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从三方面帮助产业集群实现质量升级则集群将演化到质量提升阶段。首先，地方政府需要阻止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这可以通过建立质量监督与检查制度等方法实现；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在企业提升质量的同时不大幅增加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如利用公共平台提供具有外部性的新技术、建设完善物流体系等；再次，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对外宣传提升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如通过集群品牌宣传、举办博览会等方式进行。图7显示了上述公共产品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