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思考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从1978年开始，我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曾经很多受禁锢的领域和投资主体得以放开，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整个中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排世界第15位，从当年奋起直追到2006年超过英国，成功完成了“超英赶美”的第一步；2007年我们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超英赶美”只剩下“赶美”这个目标。2015年美国GDP约为17.87万亿美元，我国GDP约10.4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60%。若按8-10%的增速，我国仅需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能真正“赶美”，从官方汇率角度真正超过美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但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甚至一帆风顺的事情，我国也如此。从最近几年尤其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甚至实际上已处于“寒冷”之中，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生存发展艰难，给宏观经济敲响了警钟。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7%，创28个季度新低；CPI今年4月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0.2%；5月份制造业PMI小幅下降至49.2，该数据为三个月新低，且已连续15个月低于50临界值；同时，我国PPI已连续50个月负增长；1-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80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其中4月份同比增长1.9%，增速较上月回落3.7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5.9%，其中出口3万亿元，下降4.2%；进口2.2万亿元，下降8.2%。

与此同时，从今年1-4月累计同比数据看，我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转折。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至今，大部分时候民间投资增幅明显高于甚至大大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可目前是民间投资热情和投资比例增速双双急剧下滑，1-4月份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2%，不仅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0.5%，而且差口较前三个月进一步拉大。如果老百姓不投、民间不投、企业不投，我国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发动力。

可以说，伴随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经济过热需要踩刹车”、“需要转变增长方式”等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总体来讲，引导和推动我国经济走上环保、绿色发展道路的思路十分正确，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和必由之路。但是，一旦速度大幅降下来了，许多问题又会集中暴露出来。因此大家说，仅追求速度不行，但如果矫枉过正，导致没有速度，更是万万不行。事实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较长时间里，在我国经济“防热”绝大多数时候可以做到“手到病除”的大背景下，宏观调控中的“治冷”应当真正成为第一要务。

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上述这些共性问题，仅靠企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总体影响比其他问题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更需要从宏观环境层面整体来解决。在此背景下，新常态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影响和启发。我们理解，新常态事实上是在资源快速消耗、经济飞速发展，各种弊端和问题快速出现后必然呈现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发展时期的分界点，我国经济也由原先简单的注重“量”的时代，步入了以“质”为核心的全面提升和转型期。但是，无论“老常态”还是“新常态”，企业大批、集中关门或倒闭终究不是一种“正常态”。因此，如何让企业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得更好，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正确认识“小政府大社会”

十八大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已明确提出“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是非常有前瞻性且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同时，得益于我国巨大的政治和体制优势，尽管有着如此庞大的体量，但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政府行政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较多时候都低于市场配置。因此，社会应充分理解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产生、出现的客观性和必然性，避免误导政府职能不断“打补丁”，进而被迫变成超级大政府的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并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活力。新常态下的中国，可能更需要继续强调“小政府，大社会”，有效降低行政支出，提高社会运行效率。

在我国积极倡导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反腐倡廉”同时并举的关键节点下，既要尊重规律、尊重历史，合理把握调控力度，又要高度警惕部分官员一定程度上出现的“过去边吃边拿边干，现在不吃不拿不干”的消极思想或被动不作为情况，客观上形成我国经济减速的综合“协同作用”，应当积极防止和消除这种“叠加效应”和“刹车作用”。政府当前的最关键着力点，应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指导，明确治理责任和行政边界，不断简政放权，厘清权力边界，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政府的关键责任在于管好宏观经济预期，厘清政府公共管理的边界和尺度，尽量管最有限的事情，该放开的真正放开，还社会于活力和动力，还社会于最高的效率，从根本上实现我国政府管理的简政放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用权力清单和企业负面清单等制度引导权力和商业在宏观调控和微观经营两个世界“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得其所”，从而为我国企业提供一个持续稳定、公平待遇的良好发展环境，让所有经济细胞按经济规律运行，按市场法则推进，从体制机制上真正激活各种所有制企业、各个参与主体的发展热情和投资积极性。

二、客观看待“产能过剩”

30多年前，从我国引进少量彩电生产线，到后来扩大到一二十条，前后质疑其“重复引进、产能过剩”的声音可能比今天还热烈，但正是在这种所谓“重复建设”之后，我们陆续看到了一大批国产电视机品牌的快速崛起，由此推动大量家电进入到普通百姓家，实现了我国家电产业的突破和跨越，从而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家电制造的第一大国和强国。我们并不是想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本身多好，更多的是基于对“产能过剩”在市场条件下客观属性的理性思考。

事实上，适度的重复和过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市场特征，可以倒逼企业去强化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产品和服务附加价值的大幅提升。任何一个行业最终都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历过剩、不足与再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原则上应交给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自身去判断。判断对了企业获得发展机会，判断错了企业承受损失，这应是微观经济细胞自己的事情，政府顶多公布一些必要的正常信息，而且无论是从审批还是关停并转的角度来讲，原则上不宜介入微观世界的具体事务。当然，针对一些长期没有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主体，应当率先清理这部分落后的、没有长期发展价值，且又占用资源和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僵尸企业”。如果对产能过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过多地进行事前防止或事后清理，不但会增加政府审批和治理的成本，还会继续、反复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三、理性看待“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可以说在全球都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从1980年至今，我国GDP增速基本保持在8-12%，CPI增速基本在3-6%之间，当对比这两条增长曲线时我们发现，在过去30年甚至100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时，CPI都不会太低。当年我国GDP增长率在8-12%区间时，CPI增长率基本在3-6%，总体上中国当时的经济走势都很好，但当CPI小于或等于2%时，经济的通缩特征即开始显现。以欧盟为例，其近年来GDP预期增速在0.5-1%之间，而其CPI的管理预期则在1.5-2%之间，这相当于我国8%的GDP增速之下，对应12-15%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去年我国GDP增长6.9%，CPI仅仅增长1.4%。

至于今年来所谓的CPI较快上升，主要由分散的农产品作坊形成的旧的生产方式，不适应、不匹配现在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特殊时期的补偿性追涨，同时人工成本的快速上升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GDP的增长直观地表现在大家的收入水平上，目前保姆和一般工人月收入已达好几千元，随之对应的CPI一定会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往往超过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因此，在以食物、人工和农产品为主形成的中国CPI现行测算体系下，我们可能需要允许它接近甚至高于GDP增速。如果CPI按低值管理，而PPI又由于大规模自动化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导致产收效率的提升，这就更难以把PPI从连续50个月的负增长中拉回来。如果将PPI保持在0-2%，CPI则须保持在5-7%，GDP才有可能维持在5、6、7%的增速。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CPI更多应被作为一个正面伴生的指标去理解，从CPI和GDP的增长曲线可见，二者长期以来基本都是相交、相伴、相生的指数关系。作为市场条件下的必然伴生产物，原则上要维持全社会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社会发展需要依靠不断的、适度的、积极的通货膨胀来管理预期和覆盖一些沉没成本，即使清算资产，投资者终究能还本付息，甚至仍然具备下一步投资能力。因此，适当的、积极的通货膨胀预期，是我国经济当今和未来很长时间的客观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而并非洪水猛兽，政府应当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和管理这一指标。

四、加大货币供给，增加市场流动性

2006年至2015年10年间，我国广义货币平均增速16.37%，今年一季度同比增幅仅13.4%，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较前10年平均增速低2.97个百分点；今年4月份，新增贷款不及市场预期，尤其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均罕见负增长，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556亿元，同比少增1,523亿元。4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7，510亿，同比降至13.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货币供给的实际情况，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偏高，直接融资比例很低，间接融资比例及财务费用居高不下，短贷长投等问题已成为企业在当前及未来最大的压力和包袱。当前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各环节的存量资金利用效率明显降低，这种状态下所需资金并非按正常同比速度匹配GDP增速就可满足，而是存量和增量需求都上升，货币资金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

可以说，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相关的传统经济学理论，以及相关货币流动性的理论数值，已不能完全合理地指导今天中国的发展。

去年以来，央行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调整后仍高达18%，相比7-8%的历史低点，下调空间仍很巨大。因此，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血液，应当充分理解企业现实需求，以及货币贬值是市场条件下持续发展与健康、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大放松银根，有效增加M1、M2的供给，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让企业获得持续、稳定经营发展的资金来源，及时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利率水平，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同时增加大家的消费热情，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功效，拉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抓住我国这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我国在较快速度下继续追赶世界经济10年或更长时间。

五、强化投资力度，激发企业活力和动力

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为确保经济稳步增长，减轻下行压力，在进口及消费萎缩的大背景下，当前应继续强化国内基础设施投资。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运输能力仍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铁路里程仍然不够，公路覆盖仍然不足，机场数量仍然偏少，整体运输能力仍然偏紧。据统计，截止2015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457.73万公里，公路密度为47.68公里/百平方公里，而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2010年公路密度就已达180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共有颁证民用航空机场206个，而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已拥有民航机场19700多座，是我国的95倍。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2.1万公里，路网密度126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仅8.8厘米，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可以说，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工业前景仍不够乐观；另一方面，高铁、机场、公路和城镇等各种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广大农村以及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巨大投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较长时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强化投资以扩大内需，仍然可以是我国近期甚至较长时间内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抓手。

综上所述，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许多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都出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且这种情况成为了普遍现象和经济学魔咒，大部分国家几乎都难以跨越这个“陷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当前拥有3亿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发展经验，对比欧盟20多个国家加起来仅两三亿人口的客观事实，在短短的30多年间，全国十四亿人民在集中的政党、统一的法律和完整的国家体制内共同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若干的第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刷新了人类五千多年发展历史上的记录，这样的成果绝无仅有。所以，这也出现了相关经济学理论和过往案例无法解决，或暂时回答不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认为这都是极为正常的。因此，我们应当抛弃或尽快革新简单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上所谓的关于“货币流动”、“产能过剩”等等既有认识和观念，应当以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持经济良性循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中国经济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刷新一个又一个记录、续写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实才是我们全社会应有的共识和态度！

作者简介：刘汉元，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