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上）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1-3]，1953-2008年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年均熵指数高达30%，第三产业发展缓慢[4]。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5-6]。产业结构失衡下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并且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会使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减速”，严重影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质量的提升[7-8]。因此，通过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和升级是中国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9-10]。

进入21世纪以后，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因为具有资源消耗低、产品附加值高和产业融合度强等特征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快速发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美国最高为11%，澳大利亚、韩国接近10%，2010年日本文化产业年产值超过1.1万美元，占当年日本GDP总量的15%[11]。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76%，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于其长期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在2003年以前，中国文化产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管办不分的事业型体制[12]，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缺乏市场竞争主体，整体效率不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13-14]。

面对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通过制度变革破除传统体制束缚，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繁荣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从2003年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明确试点地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将企事业单位作为文化产业主要的经营管理主体，培育起了一大批市场竞争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明确区分了经营性文化企业单位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并提出前者凭借创新机制、面向市场，后者依靠财政投入、提升服务的发展思路[14]。2007年国家公布了第二批新增试点地区名单。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对改制企事业给予较大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否通过提升文化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了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呢？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判断我国前期文化体制改革的效果，而且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总结我国前期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文化体制改革策略，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增长带动效应进行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郑世林、葛珺沂[14]探讨了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但并未研究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中国1996-2013年28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使用中国1996-2013年间283个地级市数据，拓展了研究样本，并使得政策评价和研究结论更为可靠和稳健。第二，本文通过2003年和2007年两次文化体制改革政策试点，运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首次分析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本文重点分析了文化体制改革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并发现其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驱动经济增长，这为我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文化体制改革策略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和识别策略；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结语。

二、文献梳理及理论假说

长期以来，经济学都将要素、技术和制度等作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很少将文化要素直接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中。然而，马克斯·韦伯[15]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时特别强调，欧洲新教改革下形成的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从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熊彼特[16]的创新理论指出，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而创新行为来源于企业家精神这种心理文化要素。Hagen[17]对现代社会转型的研究也表明，文化可以影响人们的“创造性个性”，从而推动生产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促进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研究开始将广义文化作为一种指导人们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念[18-19]、非正式制度[20]和社会信任水平[21-22]，并认为文化以上述不同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文化与经济在双向互动中逐渐实现“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经历了分离论到融合论，特别是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文化元素全方位地融入进了经济社会之中，并逐步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而有效的动力机制[23]。

上述研究表明，从广义上来看，文化会通过影响人们的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文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源于产业层面，即文化作为一种产业会直接增加经济产出。Wynne[24]研究了英国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不仅是英国新兴大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驱动力，也对英格兰中部和北部一些老工业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David[25]对多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也发现，文化产业对促进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带动相关产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很高。来自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互借力、互补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6]。在1990-2000年间，日本经济基本处于增长停滞，但文化产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特别是1995-2002年，日本的文化产业增长率为58%，从而有效缓解了制造业等产业大幅下滑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压力[11]。因此，无论是作为内在驱动力，还是整个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7-29]。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以市场为主导的经营管理体制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与中国早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同，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并且在市场竞争中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提升[30]。其次，如美国、日本等当今的文化产业强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到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出台了大量的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31-32]。当自由竞争的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家政策支持相结合后，文化产业便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33]。中国在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着眼于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的主体转移到企业，并通过产业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使得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的内在动力。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加，中国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也逐渐上升，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外部空间[34]。当产业发展条件和居民消费需求同时成熟时，文化产业就能直接带动经济增长。

除了通过增加自身产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外，文化产业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结构优化与调整促进经济长期增长[35]，并且后者是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支柱性地位的关键所在。Allen[36]的研究表明，文化产业发展改变了企业的传统投资模式，使得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和升级。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提升文化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促进了落后产业转移和传统产业升级，甚至催生出了一批创意城市[37]。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日本产业结构逐渐趋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文化产业与网络信息、工业制造、旅游服务等产业相融合，提升了其他产业的附加值，带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38]。香港经济复兴过程中，创意产业发展推动了公众经济参与，并在提高产业效率的同时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复苏[39]。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通过延长旅游产业价值链推动了安徽省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40]。来自湖南省产业转型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发展引起就业结构向服务形态转变，文化产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成为湖南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41]。无论是从国外产业发展的经验，还是从中国产业升级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结构优化效应，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说：假说1：文化体制改革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假说2：文化体制改革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重点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在地区层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共分为两个批次，2003年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深圳、重庆、西安、丽江、沈阳等9个省市，2007年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二批不在试点地区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名单和新增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将保定市等多个地区确定为第二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鉴于文化体制改革先试点后推广的特征，本文利用1996-2013年间283个地级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文化体制改革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其中，文化体制改革变量根据上述文件赋值，地区经济增长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为了度量地区经济增长，本文参照文献中的普遍做法，使用地区实际GDP的对数值（lngdp）和地区实际人均GDP对数值（lnper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包含了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地级市GDP增长率数据，因此，本文以1996年为基年，利用地区GDP增长率指标测算出地区各年份可比的实际GDP。地区实际人均GDP数据根据地区实际GDP除以地区年末户籍总人口获得，计算过程中所用到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的核心指标是文化体制改革虚拟变量（reform），按照2003年和2007年国家相关文件，如果2003年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包含该地级市，则在2003年及以后年份给该市赋值为1，同时，第一批试点名单中还包含广东、浙江两个非直辖市省级行政单位，则这两个省份的所有地级市都是试点单位，按照同样方法对其赋值为1。同样，按照2007年国家财政部等部门的文件通知，对纳入到第二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地级市，在2007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两批纳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地级市共同构成本文的处理组，其余未被纳入试点地区的地级市赋值为0，构成对照组。

除此之外，本文参照已有文献，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等途径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gov）来度量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投资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r）和实际利用外资水平（fdi）也应该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原始单位为美元，在数据处理中采用各年中间汇率进行相应换算。结构性因素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本文控制了地区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来度量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内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每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直伴随着较高的储蓄率，储蓄会通过影响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作用，因此，本文以地区城乡居民储蓄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总储蓄的代理变量，度量储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计量模型与识别策略

（一）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化体制改革在于通过将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主体转移到企业，培育市场竞争主体，并通过产业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因此，本文首先关注2003年和2007年两次文化体制改革是否直接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达到了制度改革的基本目的。本文利用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构造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假说1是否成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经济增长，分别用地区lngdp和lnpergdp代替。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年，γ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i代表期刊个体固定效应。Control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第二产业占比、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总储蓄率。在上述模型中，我们着重关心β1的系数，其代表了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如果文化体制改革真的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β1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二）文化体制改革是否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为了验证假说2，即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构优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构造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仍为经济增长，分别用lngdp和lnpergdp作为代理变量。Thirdindusit表示第三产业占比，用来度量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文化体制改革真的可以通过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交互项β3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这是本文检验假说2的重点。

（三）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为了检验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本文将公式（1）变形如下：

其中，reformk表示地级市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后第k年的年度哑变量（其中，k=1、2…10）。比如，西安市在2003年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那么在2004年时k=1，变量reformk=1，其余年份赋值为0。βk度量了在试点地区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第k年后，该项制度改革对试点地区GDP、人均GDP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果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真正存在动态效应，那么βk的系数应该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同时，该模型还包含了公式（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