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热点]隆国强：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举世瞩目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简称G20）9月4日—5日在杭州举行，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中国，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并设置有“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板块。这种议题设置有何深意？未来如何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经济体如何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峰会正式举行前，围绕这些热点话题，中国经济时报独家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请他逐一详细解读。

在国际经济形势分化的情况下，更加凸显出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G20平台对于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有何重要意义？未来应该如何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尤其是大国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隆国强：从传统来看，各国都将本国国内经济形势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客观上，主要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溢出效应。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形势呈分化趋势，如果彼此不能加强协调沟通，就难免出现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国际场合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现象。所以，每个国家既是宏观政策的溢出者，同时又是承受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溢出的接受者。越是在国际经济分化的情况下，就越凸显出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

目前，美国、欧盟、中国这些大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是最强烈的。在G20平台上聚集了全世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20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85%以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对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毫无疑问是有好处的。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全世界目前对G20的第一个期盼就是各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长期来看是通过改革创新来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我认为G20峰会的作用首先是让各国元首坐在一起，对全球经济形势形成一个共同的判断，凝聚共识。在此基础上，交流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交流的过程本身就是协调的过程，同时，能够促进这些主要经济体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考虑到本国的经济情况，又兼顾政策的溢出效应。这也是G20峰会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也要看到，G20平台属于国际交流、对话的平台，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交流形成共识，再由各国去自觉落实，并不具备强制的执行力，这也是由G20平台的特性所决定的。目前，各国经济增长形势不太乐观，大家都认为需要共同努力，采取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定经济。基于此，本次G20峰会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相对来说会容易些。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目前形势下，全球在哪些领域的宏观政策协调最为迫切？

隆国强：一般讲政策协调，多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我个人觉得，在G20这个平台上进行协商，更加有效、或者说最迫切、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以扩大出口为目的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因此，各国维持货币之间相对稳定的比价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在G20平台上，这一规则也是相对容易让各国去遵守和执行的。

所以说，如果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进行比较的话，G20对汇率政策的协调力相对是最强的。但是能否执行不能保证。因为它本身没有强制性。这也暴露出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弱点——虽然全球治理有很多规则、机构、平台，但是仍然缺乏真正让各个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国际规则。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治理的强制性，就意味着主权国家不断地去让渡自己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主权，这就需要看各国在认识上、民意基础上能否形成共识。

新兴经济体应借助G20平台，在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今多极化国际格局之下，新兴经济体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正日益聚合为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你是如何看待它们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它们又该如何借助G20这个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隆国强：二战结束以后确定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它为维护二战以后全球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四个问题。

一是代表性不足。现行规则是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制定的，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在国际机构里，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其话语权最强、份额最大。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虽然在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中的份额有大幅度提升，但是，它们在现有制度框架里的话语权并不能与之相匹配。所以推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首先要改善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二是规则的公正性不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需要更加公正、平等，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当然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式的改革过程。

三是应对新问题能力不足。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发展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去应对、协调、处理，例如在信息化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跨境电子商务等，都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来规范。

此外，我觉得，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明显不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暴露出现有规则应对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方面的能力不足，需要加强全球金融改革、金融监管协调。

因此，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在现行的体制下，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不够，利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联合起来不断呼吁，也做出一些行动，比如构筑金砖银行等；另外一方面积极推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虽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不过总的来看，是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增强其国际话语权呢？

隆国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实力的提升，取决于几样东西：一个是硬实力。实际上，这些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贸易投资里增长得更快、更有活力，所占份额正越来越大，硬实力不断提升，其话语权也有相应增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从最早的G5、G7、G8，演变为现在的G2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取决于软实力。在国际治理框架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提升不是同步的，有的国家经济体量很大、份额很大，但是话语权不够。有些国家比较小，但是影响力挺大。原因何在？就在于软实力不同。美国属于硬实力很强大、软实力也很强大的那种。新兴经济体总体来看是硬实力升得快，软实力升得慢。

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软实力的提升较为缓慢。要想提升软实力，就要有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要有设定议题的能力，能够把全球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设置议题能力是软实力的一个很好展示，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是强大的研究能力，是对国际法律、规则和历史的清楚认知，是对自己利益以及别人诉求的精准把握，所以提出一个真正能够被全球认可的、好的倡议并非易事，是对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巨大考验。新兴经济体普遍都表现出这方面的不足。

中国经济时报：各国对我们倡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的积极参与，就是中国议题设置能力提升的一个体现。

隆国强：的确是。“中国经验”告诉人们，“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这一宏大的倡议以及相关机制的设立，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算是经典的成功案例。这个倡议为什么不仅得到了沿线国家的高度认同，同时也受到区外国家的高度关注？因为当前在全球经济困难、迫切需要找到经济发展突破点的背景下，我们抓住了各国的共同诉求，就是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领域来推进。这可以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屋建瓴，综合运用了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了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G20议题有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在引领未来国际治理中发挥影响力和软实力的体现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方推动下，今年G20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你认为，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隆国强：虽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议程，但在G20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上，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并且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这确实是一个突破，这在G20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也体现了此次G20“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

这里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指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是指“包容式”的发展，包括欠发达国家如何减贫、如何在全球经济合作中加快发展，如何让全球增长能够更加公平、更加广范地被分享。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推动这种 “包容式”的发展，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在国别政策上、在区域上，还是在全球治理体系里都是很重要的任务。比如说，WTO多哈回合谈判就被称为发展回合，为什么称之为发展回合呢？二战以后经过七轮谈判，关贸总协定／WTO推动各成员国不断降低阻碍贸易投资的制度性壁垒，贸易投资自由化大幅推进，不过这更多体现的是发达经济体的诉求，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诉求没得到回应。比如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因此，发展中成员希望在多哈回合里更多地讨论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但是，多哈回合多年来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本原因也在这里，发达国家对这一主题没有兴趣，也就不愿意在这轮谈判里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如何才能推动“包容”发展？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自做出贡献。中国把这个主题放在G20议题里，可以看作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具体行动。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发展得更好，会给发达国家创造市场、创造投资机会，这也是全球走出困境、走向繁荣的出路之一。就像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给全球带来很多机会一样，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使得两亿多人脱贫，是推动全球脱贫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现在成了全球第二大市场、增长最快的市场，对世界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这种议题设置也体现出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国际发展要求碰撞以后的共鸣。我们现在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国际上是用“包容”这个词，与“共享”的本质含义是一样的。中国的例子足以说明，如果以后世界上出现更多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无疑是正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发展议程列进来，与大家在G20平台谋划经济振兴的追求也是一致的。

我觉得，中国以东道国身份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G20峰会议题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在引领未来国际治理中发挥影响力和软实力的体现。有了这样一个符合我国发展理念的倡议，同时也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人们期待G20领袖们不仅要坐而论道，更重要的是用实际行动共同不断推动这一倡议。我们相信，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将来会有好的收获。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另一种努力：推动G20实现从注重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的一个转型？

隆国强：的确如此。这正是中国主办本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保护主义呈抬头之势，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更是给世界经济带来挑战。在全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杭州，共商如何推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强劲发展之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近来出现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现象更成为热门话题。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逆全球化的现象？又该如何评价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一个国家该如何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在杭州峰会正式举行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并非主流，也不能代表未来的方向。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世界各国来说，面对全球化，大处着眼要看趋势，战略上要坚持融入全球化，坚持开放，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而在小处着手要特别谨慎，要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并不代表主流，不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说是“噪音”，会干扰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经济时报：近期，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就是反对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在提高、范围在扩大，甚至连发达经济体中也开始出现这种苗头，像英国“脱欧”派公投的获胜，美国总统候选人中发表贸易保护言论的候选人获追捧等。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逆全球化动向？

隆国强：二战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领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但是，为何会出现你说的这种逆全球化现象？我觉得基本的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各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想，我怎么能够多利用一点别人的市场，能让我的经济好一点。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1929—1933年大萧条的时候，美国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率先搞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把自己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搞得高高的。全球各国的行动是相互作用、相互反映的，你保护你的市场，你的贸易伙伴也会保护自己的市场，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想以邻为壑，也就把上一轮全球化过程打断了。当然这个教训非常深刻，各国各自为政，恶性竞争，最后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是各国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教训的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政治上，联合国这套体制着眼于国家之间政治安全关系的处理，保障了世界总体的安全。在经济领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构成了世界经济治理的基本框架。关贸总协定不断演进，到1995年变成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套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总体上来说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也因此促进了世界的繁荣。

中国经济时报：一会儿反对一会儿赞同，出现这种历史反复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何这次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会叫得这么响？

隆国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当全球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各国承受全球化冲击进行调整的能力也比较强。大家从中受益，看到的利多、弊少，因此都支持全球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了，承受“弊”的能力也减弱了，大家更多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因此民意开始出现分化。虽然一些理性的人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但是受害者通常会站出来发声，反对全球化。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受益的群体基本上是不吭声的，是不发言的。而受害的人会发言，会站出来诉说。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也是这样，受害者跳出来反对。今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实际上是一种反全球化的具体体现；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要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等言论，也迎合了这种反全球化思潮。对这类声音媒体报道多了，人们听到的发声就多是反全球化的，尤其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更会放大这种反对的声音。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这种思潮会成为主流吗？或者说未来成为一种趋势性的方向？

隆国强：尽管目前在欧洲、美国有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这些声音短期还挺大，但它真的就是主流的声音吗？我认为不见得，这种声音并不代表主流的声音，不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说是“噪音”，有时候“噪音”很大，分贝很高，会干扰全球化的进程。一些政客误以为自己抓住了主流的民意，但实际上，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人很少发声，我想他们会选择用投票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各国在战略上要坚持融入全球化，坚持开放，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受经济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低端群体会那么理性吗？他们的数量较大。

隆国强：一般来讲，这个群体的人更容易有一种从众行为，社会舆论会影响很多摇摆的人，会有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如果说再有一些公众人物，包括政客、专家学者、媒体等一起来说这事就更容易激发这种情绪，但是，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具体采取的政策并没受这种情绪太大影响。因此，总体来看，虽然2008年以后贸易保护主义确实有抬头趋势，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也是百年一遇的危机，可是这些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像脱缰的野马各行其道，目前还是理智的，没有脱轨。大多是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这些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披着合规的外衣来行保护主义之实。很少有国家公然违背WTO的政策。

比如美国讲的公平贸易，并不表示美国彻底放弃了自由贸易。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美国一手拿着矛，一手拿着盾，在它有竞争力的领域，比如在高科技、制造业、金融业，在IT技术产品、环境产品、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等领域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自由化；而在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它就举起一个盾牌，在所谓公平贸易理念下，搞一套规则来约束对方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全球化进程中，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算不算一种新的普世潜规则？

隆国强：其实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都是一手拿矛，一手拿盾。不过，总体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家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少、保护的程度越来越低，是推进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其中一个潮流就是经济全球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世界各国来说，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处着眼要看趋势，战略上要坚持融入全球化、坚持开放，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而在小处着手要特别谨慎，要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带来机遇，同时也会带来挑战，能否从中受益、受益多少，主要取决于各国自己采取何种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看清了未来趋势，我们来说说现在。你如何评价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隆国强：我觉得应该从这几个角度来评价经济全球化：一是它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产品、服务跨境自由流动越来越频繁，把生产力配置的范围从国内市场扩大到全球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推动了世界繁荣，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中，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总体来看就是，它将全球经济的“蛋糕”做大了。

二是“蛋糕”做大之后，在“切蛋糕”的过程中，存在分配不均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大家更看重“切蛋糕”的过程，也就是分配的问题。所以说，全球经济治理规则需要更加公正，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分配中按照各自的贡献，更加平等，这是一个方向。

正因如此，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发展中经济体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发达经济体。规则的不公正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更取决于本国自己的开放战略。

中国为什么是全球化中获利较多的国家？并不是因为规则有利于中国，恰恰是因为中国克服了不利的规则，采取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把握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机遇。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带来机遇，同时也会带来挑战。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在全球化背景下，谁能够抓住机遇、谁能够多受益，这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战略，内因是主导。同时也受外部各种规则公正性的影响，即便是受益很多的国家，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不是免费的午餐。

中国经济时报：发达国家享受的全球化午餐也是付费的。

隆国强：总体看，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使得全球的生产价值链得以形成，在此过程中大量的人才汇聚到发达国家，大量的低价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能够把生产要素更多地向高端产业集中，提升了劳动力生产效率。有些发达国家虽然这些年GDP增长缓慢，但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比如，原来买一双意大利的皮鞋要一百美元，现在买中国产的皮鞋只花20美元，消费者的福利有很大改善。

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看到发达国家承受很大的成本：一个挑战就是产业空洞化，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低端劳动力的就业产生很大压力。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这个问题。在这里，你无法设想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蓝领工人下岗以后能顺利转行去金融行业，或是去做律师。它必须要承受内部调整带来的压力。

第二个压力来自国际移民。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英国脱欧是为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移民问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来自东欧的劳动力到英国去抢工作岗位，使当地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低技能者的就业竞争加剧，他们感受到了移民的冲击，这次支持脱欧最大的群体就是劳动密集阶层。这是欧盟区域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要承受的第二大挑战。

此外，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跨境犯罪、跨境疾病传播等诸多问题。

总之，我认为，无论经济全球化存在多少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黄河在有些河段会向南或向北流去，但“大河东流”终究是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