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热点]推动创新增长 重振全球经济

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于9月4日下午在浙江杭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致辞中强调，面临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增长方式”列为核心议题之一，世界寄望中国能够推动G20成员在改革创新上达成共识，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纵然全球经济不振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全球创新乏力。创新增长是重振全球经济的必须提上日程的长期解决方案。

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仍不容乐观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尚未强劲恢复。展望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呈现怎样的基本态势？

刘培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短则三个季度，长则七个季度，这次危机也不会例外，经济很快就会复苏。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未来经济史著作中，这次危机只不过是一个一带而过的小小的专栏，不会引起太多关注。

记得我本人在2009年参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背景研究、参加向有关规划编制部门负责同志汇报成果的会上，有领导同志说，他参加过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五年规划，但没有一次像“十二五”时期这样让人感到迷茫，所迷茫的就是国际经济环境走势到底会怎样，当时判断不清楚“十二五”期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能不能很快消除、全球经济迅速强劲反弹。应该说，当时对于这样的乐观情景还是抱有一定期待的，至少没把这种乐观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考虑范围中完全排除在外。最后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判断是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几乎8年时间过去了，各国领导人和宏观调控部门想了不少办法，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建议，但全球经济看不到强劲增长的希望。我本人曾较深入地参与《“十三五”规划》的有关工作，判断全球经济形势时的迷茫程度，应该说比《“十二五”规划》制定时的情形降低了。为什么迷茫程度降低了？我个人理解，是因为把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前景从可能性中完全排除了。

我国《“十三五”规划》对全球经济环境未来走势的判断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请注意，这里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深层次的，而且其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存在。

国际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停滞的担忧。这里所说的长期停滞，不是那种4—5年一轮的商业周期的衰退阶段意义上的停滞，而是很长时期内的停滞。日本和欧洲几乎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了，美国也越来越接近于这样的状态。其主要标志是长期利率水平持续降低，降到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低的水平，比零高不了多少。这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对长期经济不看好，投资需求极度萎缩。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不容乐观。

创新增长是重振全球经济根本途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今年G20杭州峰会倡导的创新增长有什么重大意义？

刘培林：首先，这是重振全球经济的根本途径。全球经济不振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全球创新乏力。

过去半个世纪中，肇始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没有对全球增长造成长时间的拖累。而这一轮金融危机则是肇始于美国这样的最发达的国家。这一轮危机固然与房地产泡沫、放松金融监管、货币政策长时间宽松等有直接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放慢。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生产率提升步伐一直在放缓。技术进步所带动的投资也就放缓，这可能是迫使货币政策宽松的重要原因，这可能也是迫使不少资金追逐房地产等供给弹性较小的资产、导致泡沫的深层次原因。

既然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放缓是迟迟不能彻底走出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那么，二十国集团就应该切实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二十国集团人口、贸易额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三分之二、80%和90%，如果在创新和提升生产率方面取得突破，那就为全球经济重新装上了强劲增长的引擎。

其次，传统的经济政策工具，特别是原来屡试不爽的货币政策的效力，几乎指望不上；创新增长是应对短期问题的同时必须提上日程的长期解决方案。

前面说过，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平均而言只有几个季度，根本原因是那时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水平较高，经济有衰退迹象时，只要通过放松传统政策工具特别是货币政策，就可以把经济拉回高速增长的轨道。但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市场上自然形成的长期利率水平已降到很低水平了，这一方面表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步伐放缓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市场形成的比零高不了多少的利率水平，留给货币当局的调控空间极其微弱，因为名义利率最多降低到零，再也不能往下降低了。可以说面对全球经济颓势，货币当局束手无策了。

因此，提出长期停滞问题的那些学者就主张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低利率的时机更新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长期活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恢复增长。但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一个切实的掣肘。根据麦肯锡的跟踪研究，以2007年为基数，47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居民部门、实体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总负债额和杠杆率，即负债与GDP的比率，到2014年时均显著上升。2014年到现在的情况虽然麦肯锡没有发布更新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负债额和杠杆率只会上升不会降低。粗略地说，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还不上债，资金周转不开。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8年时间过去了，表面上看全球经济似乎也风平浪静了，但是症状不仅没有减缓，甚至加重了。如同一个人一开始发烧38℃，治疗了几个月之后，看起来能吃饭、能走路了，但是体温不降反升，达到39℃了，这不能不让人担心。2007—2014年，47个经济体总债务增长了57万亿美元，其中有25万亿美元是政府债务增长，而政府债务增长中的75%则是发达国家政府造成的。在这样高的债务水平下，发达国家动用财政政策工具，会受到议会的掣肘，决策过程漫长，政策力度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所以，通过创新和生产率提升，切实改善投资前景预期，提升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利率水平，几乎是一把总钥匙。

第三，提出创新增长也是二十国集团切实履行自身职能，巩固自身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需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以往8年的峰会，基本上着眼于短期挑战，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这样的中长期问题上建树不多。

早在2009年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三次峰会上，就确立了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二十国集团本身也需要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这样才能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国际社会对这次杭州峰会，也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技术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是核心中国创新增长空间巨大

中国经济时报：创新增长有哪些主要的内涵？

刘培林：创新增长首先是技术创新。今年5月，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方式”专题会议在北京举行，各方深入讨论了《G20创新行动计划》《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成果文件。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已经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

 从这些信息看，这次峰会提出的创新增长方式，首先是推动技术创新。这是有相当基础的，可以说也是对不少国家正在推动的实践的总结。如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了“工业4.0”发展战略，韩国提出“制造业创新3.0”战略，俄罗斯提出“创新2020”，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等。

除技术创新外，结构性改革也是创新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里面的道理是很显然的。其实在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中，除了技术创新之外，就非常强调体制机制创新。可以说没有结构性改革，就难以指望会有持续的技术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作为东道国在杭州峰会上推动创新增长方式，那么我国自身创新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刘培林：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确面临着下行压力，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背后的重要原因也和这个问题有关，即大家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吃不准。虽然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之下这种过度悲观的预期可以理解，但正如上世纪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乐观是一项道德义务！”我们应当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乐观。我个人愿意提供一个乐观的依据：中国目前人均GDP不到8000美元，仅仅是我们近邻韩国的三分之一。即使中国仅仅是追赶上韩国的发展水平，也会比现有水平增加两倍。这个追赶空间，就是需要通过创新增长方式加以挖掘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更高，在追赶上韩国之后继续追赶日本、德国、美国，创新增长的空间会多么巨大，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