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转移

京津冀都市圈的概念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但是实质性的推进却很少。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聚集作用太强，其自身发展已遭遇房价过高、淡水紧缺、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带来的问题。天津与北京在经济功能上存有的潜性冲突，使得天津参与京津冀合作的积极性和支持度一直都不高。由于雾霾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使得河北省重化工业也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面对如此诸多棘手的问题，2014年2月习总书记提出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习总书记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中强调“京津冀要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链，形成区域间产业的错位发展、合理布局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好产业规划，避免产业同质化和同构化。”由此可见，“产业转移”已然作为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

一、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河北与北京、天津在GDP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从2014年人均GDP看，天津为101 692元位居全国第一，北京为99 995元全国排名第二，而河北省只有40 78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相当于天津的40.1%，北京的40.8%。从产业发展看，京津冀三地形成了三个发展层次：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别处于经济发展高端、中端和低端。

产业结构方面，2014年，北京以其0.7:21.4:77.9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标志其已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不仅构成北京经济发展基础，也是未来北京产业发展主要方向。天津以其中国北方国际港口城市和科教发达城市著称，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3:49.4:49.3，该结构源于其经济发展以“对外开放”和“研发转化”为基础，推动其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河北作为京津外围圈，承担着京津冀地区的大部分生态保护、水源供给、农产品保障、能源供应、工业品支持等责任，在诸多责任之下也使得河北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保障自身发展和对京津的资源供给；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7:51.1:37.2，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雄厚的工业实力，处于工业化中期，今后工业主导型模式仍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从宏观角度看，由于战略定位、区域发展条件和区域发展基础的不同决定着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1]。

二、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与规划部署

（一）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现状

在产业转移中，据计划，在2014年底前，北京将有500家“两高”（即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撤出北京，此外，包括铸造、化工、家具、建材等在内的六大行业也将退出北京。除了“两高”企业和相关行业疏解退出外，北京和天津也将其他的产业和部门进行疏解，一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上游产业，如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和新发地等商贸流通市场的搬迁；二是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和部分央企基地，如中央和北京市的高端医疗卫生资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等；三是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大搬迁空间；四是“三高”企业退出，如中石化燕山分公司、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等有疏解空间[2]。

在产业转移输出的过程中，由于河北综合实力与京津差距悬殊，形成了京津冀特有的二元结构特征和北京天津区域发展“双核”现象。长期以来，由于“中心”的“集聚效应”，包括资源、资本、人才等优质要素都被被京津城市所吸收，而同时对河北的扩散效应不足，使得京津对河北的溢出效应为负。再加之行政区划的分割，在环京津周边形成了一条众人瞩目的“环京津贫困带”。在河北省62个贫困县中北京周边存有13个，这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就是明证。为此，此次“京津冀一体化”中产业转移更突显的是京津城市向河北的产能输出与产业对接，尤其是以北京向河北的产业转移为工作重心。

（二）产业转移结构的规划部署

对于京津冀产业转移与对接，不同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应的政府部门都做了合理的布局规划，有些学者指出河北的产业对接发展需要围绕京东新区，建成现代服务功能承接示范区；围绕京南新区，建成首都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央企对接合作先导区；围绕京北新区，建成首都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同时建设和发展曹妃甸等新区，使其成为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2]。有关政府部门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规划中提到北京、天津和廊坊，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创新技术产业；以石家庄为次级中心与沧州、保定，依附京津资源重点突出现代制造业；天津、唐山和秦皇岛，依托其港口和临海优势，加强重化工业的优化和升级；张家口和承德两地区禀赋生态属性，突出其生态环保产业。

此次产业转移中，京冀间的转移无疑是工作重心，政策在扶持原有的中等城市比建设环首都新城上来得有效，河北应有针对性的扶植涿州、三河等地，吸引北京的外迁企业的对接[2]。河北产业转移计划指出，作为京津水源地的张承地区侧重于对接以旅游、太阳能、特色农牧业等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秦唐沧沿海地区特别是曹妃甸和渤海新区，既发挥秦皇岛休闲度假产业，更侧重于承接天津先进钢、铁、石油等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廊保地区侧重于承接新能源、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息产业；冀中南地区侧重于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制造环节的整体转移，以作为京津冀产业转移与整合过程中的纵深与腹地[3]。前文提到产业转移的各种方案和国家的“京津冀协调发展区域规划方案”相辅相成，在京津冀不同产业机构梯度下，充分实现资源互补，实现产业转移的无缝衔接。

三、产业转移中的困境与问题

1.产业转移中环境污染与绿色发展间的矛盾。对于产业转移而言，以往很多二、三线城市对能带来产值的项目，都是来者不拒。而今面临京津冀地区日益严重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雾霾治理等问题却有了更多对绿色发展的理念，地方政府在承接搬迁企业和项目来刺激当地经济腾飞的同时，更要注重后期环保的目标。作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经济区域，京津冀在产业转移中既要保障节能减排，又要延续产业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产业结构的不同等多种因素，使得各地区对产业转移中“哪些产业迁出去、哪些产业引进来”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京津冀的产业转移，绝对不能是污染源的转移。

2.京津冀地区呈现产业异构与趋同。京津冀地区呈现产业异构和趋同两种趋势。一方面，产业异构明显未能建立紧密的内在联系。北京资本服务化、技术精尖化趋势明显；天津趋于高端化产业，航空航天、石化、电子信息等八大优势突出，其产业总产值达规模以上工业的90%以上；河北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势产业中，两高一低（即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居多，再加上产业异构因素未能有效建立紧密的产业关联机制，从而形成各自隔离、互相独立的产业分工体系，区域产业协调效益不显著。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总体规划，使得京津两地产业趋同发展。京津两地城市地位相近，发展目标相似，引发其各自在产业政策上都追求自我效益最大化，导致产业结构自我为中心、自我封闭，结构同质加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降低资源效益[4]。京津间负值经济增长相关系数，也说明京津间的经济增长非但没有合作性和互补性，而是充满竞争性和冲突性[5]。两个直辖市相对河北各市的经济有着极大的优势，却因各自资源配置不够优化、产业依赖性不强，而尚未产生足够的扩散效应来影响、带动河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北京的首都政治优势，天津的港口物流优势及河北的资源优势的协同效应远不如预期，使得其区域综合实力低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如何避免产业雷同的趋同发展，又协调好互通有无的异构发展，也是京津冀产业转移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3.京津冀区际利益的冲突。京津冀一体化中，由于地区行政划分壁垒导致的市场割裂和等级化管理，使得京、津、冀三地分别拥有各自不愿舍弃的局部利益。在马丁和罗杰斯（1995）提出的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中指出，产业活动的重新布局源于产业中流动要素的布局，这种新布局会是不同区域受益或受损，最终产生区域经济利益冲突[6]，为此产业转移是局部利益博弈的过程。加之京津间产业的竞争性和冲突性，也加剧了地方利益冲突[7]。利益冲突阻碍了项目的生产力布局、资源的合理分配、公共资源的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区域性生态建设和保护，而这些环节都是产业转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的前瞻性对策建议

产业转移不是“平面复制”，而是提升式转移，亦是合理规划产业分工体系、优化产能空间布局的有效途径。其意义一方面能加速迁出地区产业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推动产业承接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发展。其内涵并非简单的企业空间搬迁，而是追求企业和产业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产业转移路径需要按照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市场运行规则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来推进，让市场其决定性作用，其核心应以企业为主体，强市场、弱政府，由市场定位。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追求绿色经济，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在搞好顶层设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围绕京、津、冀三地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的有机协同。因此，必须打破各自“一亩三分地”观念，注重产业协同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顶层统筹规划三地利益，发挥金融资本作用推动产业升级。

（一）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发展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升级中，一方面既要着重考虑各地区产业互补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产业发展的生态性，尤其是对于京津冀地区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发展循环经济显得尤为重要。第一要注重农业用地的合理使用，因地制宜地开发生态绿色的农业产业；第二要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科学规划地区内的生态空间；第三要深化研究和落实环保的具体环节，如环境规划、联动执法，以及重污染日的应急措施联动等；第四要重视不可再生资源的发开利用和环境保护，促进京津冀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二）产业协同发展，资源合理配置

1.合理分工，形成“错位发展”。基于京津冀各自突出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即北京以服务业主导，天津以加工业主导，河北以资源型主导。京津冀三者生产要素优势和成本差别大，要协调整合三地的土地、人才、市场和科技等发展要素，实现要素高度互补、功能定位准确、产业衔接到位。如河北可凭借其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拥有广阔的海岸线和内陆区位优势，在沧州等沿海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内陆地区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开拓潜在市场；天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生产要素优势位于三者中间，可在强化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发展科技研发、文化娱乐等现代服务业，加之天津自贸区的确立，也可突出贸易、IT等产业；北京则凭借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通过金融、高新技术和文化娱乐等附加值高的产业来带动津冀产业发展。

2.市场调节，推进“软硬件”建设。产业转移应由市场引导，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不是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在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为企业效益着想。政府强行干预命令式的产业转移阻碍其效益，按市场规律办事，由市场引导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市场引导下，政府需要大力推进“软硬件”协同建设，来保障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硬件”方面要强化公共领域间的区域合作，推进京津冀产业转型先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加大投资力度，不仅要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物理连接”，更要发挥现代化交通体系的通达性最终实现区域资源的互利共享。此外，“软件”方面要实现人才和技术的互动，尤其是京津地区需要积极配合建立人才交流中心和技术成果共享平台，为各地人力资源匹配和技术支持提供保障，来推动产业转移。

政府能做的就是创造政策环境，更多的是充当服务者的角色，创造硬条件和软条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不是文件式、命令式的干预。通过制定产业转移规划；成立中央京津冀地区一级管理机构，减少三地行政摩擦；适当疏解北京教育、医疗等优质服务资源，降低区域交易、合作成本，解决三地发展的共性问题。让资本转移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各地区产业链发展根据资源禀赋自由配置。

（三）统筹规划三地利益，并且发挥金融资本作用

1.加强统筹规划，协调三地利益。政府要从战略层面对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做统一部署，均衡利益博弈。强有力的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的缺失，会导致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出现追求“多快好省”的现象，如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理解的“一体化”，进行炒地卖地、推高房价，完成政绩目标。三地产业定位规划要破除区域内产业异构和趋同的问题，应以产业互补、融合为目标，制定国家层面的京津冀规划文件，特别是注重对特殊区域和重要产业的规划部署，如河北经济落后地区的重工业引进规划；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实现市场有序运作，规范竞争、保证公平，完善监督制度，建立和谐的区域关系。

2.发挥金融资本作用，定位金融角色。金融在产业转移中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加强金融创新，积极引入市场资本和尝试财政改革，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8]。既要建立类型完整的金融市场，以满足证券、基金、债券等各金融需求，也要建立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充分发挥区域内资本运营的聚敛功能和调节功能。此外，各地的金融角色定位也很重要，未来可将北京定位为金融决策中心，天津重点发展保理、融资租赁等金融业；河北的廊坊处于天津和北京之间，避免功能交叉，可发展金融人力资源培训和职业金融教育等领域来起支持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奇洪.北京应向外转移哪些产业[J].中国经济报告，2014（5）：37-39.

[2]张云，窦丽琛，高钟庭.“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与路径学术研讨会”综述[J].经济与管理，2014（2）：95-97.

[3]李正豪.京津冀产业协同思路初定，污染项目迁往冀中南[N].中国经营报，2014-05-05.

[4]赵钊.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产业合作[J].国际融资，2014（5）：28-29.

[5]张可云，蔡之兵.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J].河北学刊，2014（6）：101-105.

[6]MARTIN P，ROGERS C A.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39）：335-351.

[7]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J].经济研究，1998（12）：34-37.

[8]贾若伦.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金融资本作用，推动产业升级[J].国际融资，2014（5）：30-32.

作者简介：周毕文（1963-），男，北京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房地产；陈庆平（1991-），男，福建龙岩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保障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