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研究（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区域、城市间的各种合作不断加深，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圈的竞争，如英国的伦敦一伯明翰一利物浦大都市圈、美国的波士顿一纽约一华盛顿都市圈以及日本的东海道都市圈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的一种必然选择。从我国发展来看，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是拉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长三角地区与京津冀地区无论从行政区划还是从地理分布上，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一个是两省一市，一个是两市一省。所不同的是前者以一个直辖市带动了两省经济的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典范；而后者的两个直辖市非但没有带动河北省的经济腾飞，反而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环京津贫困带”。为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路与对策。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全域。2011年，京津冀地区国土面积为2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45%；常住人口为10 615万人，占全国的7.88%；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 075亿元，占全国的11.01%。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曾经的近代中国经济中心，是我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门户，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交通网络，在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2010年年底国务院出台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京津冀地区被定位为优化开发区域。

(一)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经济联系增强。

“十一五”时期以来，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在经济社会的一些领域联系逐渐增强。一是重要物资供应基地。河北农业优势突出，区位商为1.92，是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和重要畜禽产品生产基地，以钢铁为标志的资源型基础工业实力雄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在京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二是京津重要物流腹地。河北人口密度比京津分别低69.5%和68.8%，具有明显的土地成本和腹地空间优势；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合作加深，环京津高速公路网规划建设、客运班线对接等加快推进，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三是京津城市功能压力的疏解地。环京津地区已建成一批服务京津需求、具有产业链延伸性质的工农业产品加工配套供应基地、连锁市场，已成为京津房地产市场重要的客源。四是以项目为载体的主动对接趋于活跃。河北面向京津招商，新首钢将建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循环经济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基地；京南地区高新技术、休闲旅游、现代服务、高端食品制造等产业对接步伐加快，成功引进一批国字号、京字头的战略合作者。五是旅游开发合作加深。河北旅游资源丰富，与京津互补性强。通过加强旅游市场合作开发，推动旅游规划衔接，联合举办旅游项目招商、宣传促销、景区联票、旅游饭店英语等级证书互认等活动，旅游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同时，河北还是京津重要的劳务输出地、建筑装饰材料等工业产品供应地，对京津发展有积极作用。

(二)三地产业专业化分工程度有所提高。

从京津两市产业分工程度变化上看(见表1)，从2005～2010年，京津的区域分工指数从0.419上升至0.649，反映出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两个核心城市，京津在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上各有差异，从具体行业来看，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分工指数较高，对京津两地区域分工指数的不断提高贡献较大。2005～2010年间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产业同构化问题逐步缓解和改善。

表1  北京、天津和河北区域分工指数和均值方差

注：采用区域分工指数来测算。

而从京冀两省(市)产业分工程度变化上看，从2005～2010年，京冀两地的区域产业分工指数继续在较高水平的基础上稳步上升，从0.907上升到0.919，在京津冀地区中处于最高水平，反映出京冀在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上各有侧重，区域产业差异化特征明显。具体行业看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区域分工指数比较高，对两地分工指数的贡献很大。

总体来看，2005～2010年，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更加趋于合理，产业差异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北京与河北、北京与天津的区域分工程度有了较大程度的上升。

(三)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建设，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联运)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并呈现为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放射式组织形态，是全国铁路和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地区。截止到2011年年底，京津冀地区铁路网密度高达3.35公里/100平方公里，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4倍，高速公路网密度为3.12公里/100平方公里，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52倍(见表2)。

表2  2011年京津冀地区铁路、公路路网密度    公里/百平方公里

(四)促进一体化合作的体制机制开始成型。

针对冀北地区(张家口和承德)长期以来作为京津两大直辖市的重要生态屏障和主要水源地在经济发展上做出重大牺牲的事实，京津冀三地通过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不断推进在生态建设一体化上的体制机制。这一探索最初是采用三地省级政府协商或合作备忘的模式。2005年，北京市通过实施京承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项目，为承德市每年一定数量的补偿资金。2006年10月和2008年12月，北京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两次召开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座谈会，形成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的会谈纪要》两个文件，并就如何开展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文件提出：2005～2009年，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和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治理水污染，发展节水产业；2009～2011年，北京市安排资金1亿元支持河北省丰宁、滦平、赤诚、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20万亩。2006年，北京市和河北省合作在张家口黑河流域开始实施“稻改旱”工程，并逐步扩大到了承德等地区，北京市对进行“稻改旱”的农民“收益损失”进行补偿，补偿资金逐步由开始的每年450元/亩提高到了目前的550元/亩。2007年，北京市启动了以承德、张家口为主要区域的支持周边欠发达地区发展基金。2009年，北京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合作开展了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同时，北京市通过产业转移和异地发展方式支持上游地区经济发展，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承德，合作涉及种植、养殖、农业循环经济等。同时，京张两地政府围绕旅游开发、农产品基地建设、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转移和承接等签约多项合作项目。

在津冀生态补偿开展上，2008年，津冀两省市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两省市加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事宜，规定天津市财政在2009年到2012年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河北省境内对引滦水源水质有直接作用的生态治理项目。201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又印发了《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会谈纪要〉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天津和河北将共同加强水源地保护，共同推动潘家口、大黑汀水库水源地保护规划实施工作，加大“天津市在河北省境内实施引滦水源保护工程”合作力度。2011～2014年，天津市每年安排专项资金3000万元，用于河北省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工程。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

1.经济发展落差较大的态势短期较难扭转。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天津综合实力最强，而河北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两大直辖市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上都存在巨大落差。从工业化进程上看，北京已基本跨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唐山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石家庄、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张家口、保定则刚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城镇化进程上看，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也体现出很大的差距：北京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后期阶段，天津即将进入城镇化的后期阶段，石家庄、唐山、廊坊进入城镇化快速阶段中的减速阶段，而秦皇岛、承德、保定、沧州和张家口还处在城镇化快速阶段中的加速阶段。2011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分别达到了12 447美元、13 392美元，唐山也达到了11 044美元，而张家口和保定的人均GDP还只有3960美元、3365美元。

2.资源要素分布不平衡。与长三角地区内部两省一市相互合作、优势互补相比，北京对周围地区人才和资源的空吸现象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又一瓶颈。京津冀在地理位置方面浑然一体，北京与天津是河北省北部中心区域独立出来的两个直辖市。由于直辖市在集聚资源方面能够给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平台，经济主体能够谋求更大的利润空间，各方人才资源都集聚到京津，使得本应在京津冀范围内均匀分布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向京津聚集的不对称发展状态，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使得不具备竞争力的经济个体被排斥到京津周边，因此，河北省区域的产业布局完全不是主动的，而是在以京津发展为主导的情况下逐渐被边缘化的，并形成了一条罕见的环京津贫困带。

(二)城市体系建设不完善。

1.京津冀城镇体系断层明显。我国城市体系最为完善的当属长三角地区。长三角都市圈城市分布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第一层次为特大城市上海，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和全国性中心城市，为该区域城市的核心和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层次包括特大城市南京和杭州，分别为该区两翼(江苏和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三层次为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扬州等大中城市；第四层次为南通、镇江、湖州、嘉兴等中小城市；第五层次为其他极具活力的小城市和卫星城市。

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镇体系存在断层。以2010年为例，GDP突破5000亿元的有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等6座城市，而京津冀区域中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GDP超过3000亿元，其他大多数城市GDP总量多为几百亿元左右。同时，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地区缺少人口500万～1000万人规模的城市，2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较少，只有唐山1个，而长三角则有6个(见图1)。由此可见，京津冀地区城市结构梯度不合理，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与周边地区相对独立的小城市群在发展上相互脱节、自我封闭，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由此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发达地区所出现的产业聚集、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链因为找不到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没有能力向周边落后地区推广和扩散，更加加剧了城市结构梯度的不合理，形成恶性循环。

图1  京津冀城镇体系的“断层型金字塔”结构

2.京津“双核”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一般而言，都市圈内应有一个经济首位度大的中心城市，它与周边城市区域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或分工合作的关系，并且同时具有“极化”和“辐射扩散”两种效应。长三角经济圈的首位城市上海，2010年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 872.42亿元，与第二位城市苏州(9168.91亿元)相比，首位度高达1.84。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对周边城市的优质要素资源产生巨大吸附力，一些企业总部、研发中心、以及优良金融资产和高素质人才纷纷向上海集聚。同时，上海的大发展也对周边城市区域产生较强的辐射拉动作用，苏锡常和杭嘉湖等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受益。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各城市纷纷遵循错位发展的思路，形成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与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区域的“群芳竞秀”相比，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内发展成为“一枝独秀”，前者为辐射模式，而后者属于吸收模式。在两种不同机制下城市体系的发展结果，上海周围形成了与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格局，而北京的发展对京津周边区域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与周边区域发展形成很难逾越的鸿沟，这种吸收作用可以从图2上看出，河北省8市地区生产总值在在1997年占比达到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最大值(49.5%)后开始下降，随后在2002～2011年间占比一直维持在41%左右的水平，而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正是从1996年开始上升至2002年达到高点(38.9%)时开始下降，下降至2011年时的34.6%，而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则在1998年达到最低值(18.8%)后开始上升，至2011年时占到23.9%。在河北省内部各市中，2000～2011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在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出现上升的只有承德市(1.8%～2.4%)、唐山市(10.4%～11.6%)和沧州市(5.1%～5.5%)，但是上升的幅度也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扮演京津冀城市群增长极角色的是天津市，但其对河北省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

图2  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