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 京津冀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下）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本研究以京津冀某城市工资水平与各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偏差衡量劳动力市场差异（WAGE），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共包括5类7项，分别为：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差异（NONAG），城市吸纳能力差异（NONAP），城市开放度差异（FDI），城市发展阶段差异（INV），以及政府干预作用区际差异（POL）。其中，将政府干预作用区际差异变量进一步分解为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差异（GOV），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差异（EDU），和政府科研支出占比差异（TEC），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指标的可获得性，部分变量的衡量指标用近似指标代替。

计量模型设定为：

WAGEit=α0+α1NONAGit+α2NONAPit+α3FDIit+α4INVit+α5GOVit+α6EDUit+α7TECit+uit

其中各解释变量说明如下：

（1）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差异（NONAG）。经济发展水平用非农产业产值衡量，能够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应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主要用各城市非农产业产值与各城市的平均水平偏差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2）城市吸纳能力差异（NONAP）。城市吸纳能力主要反映各城市吸纳人口的水平和潜力，用非农人口指标衡量，相应地，城市吸纳能力差异主要用各城市非农人口与各城市的平均水平偏差衡量。预期符号不确定。

（3）城市开放度差异（FDI）。城市开放度主要反映各城市对外开放的程度，开放性是决定区际要素流动的关键因素，而要素流动是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条件。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指标衡量，相应地，城市开放度差异主要用各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与各城市的平均水平偏差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4）城市发展阶段差异（INV）。城市发展阶段主要反映各城市发展所处的相对层次，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衡量，相应地，城市发展阶段差异主要用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各城市的平均水平偏差衡量。预期符号为负。

（5）政府干预作用区际差异（POL）。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干预市场，进而影响城市和区域的经济运行，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购买行为调整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力度，实现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支持，间接地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此外，政府对教育、科学研究等的支出能够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也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相应地，本研究应用三个指标反映上述政府干预作用的区际差异，一是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差异（GOV），二是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差异（EDU），三是政府科研支出占比差异（TEC），分别用各城市市辖区政府消费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科研支出占比与各城市平均水平的偏差衡量。三项解释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

（三）实证结果及讨论

首先，对上述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估计结果更佳。对回归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得出现有回归模型存在序列自相关。利用广义最小二乘（GLS）对随机效应模型（RE）进行改进，即采用带AR项的GLS-RE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下面仅根据带AR项的GLS-RE模型的估计结果，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讨论：

（1）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显著，与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呈正相关，与预期假设一致。即，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阻碍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与农村相比，城市的魅力与活力取决于集聚带来的多样性，非农产业的集聚带来了就业机会，创造了城市财富，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引致了人口集聚，城镇化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完成。然而，目前国内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即为地区发展不均衡，计量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地区之间非农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工资收入差距拉大，进而造成了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

1994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城市发展速度较快，但城市之间差异性较大，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的结构层次和发展水平上。其中，进入21世纪以来，有四个年度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速一度超过20%。天津市虽然一直以工业为主导，不过，2005以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有所下降。河北省产业结构内部发展极为不均衡，近年来，石家庄的第三产业已占绝对优势，唐山第二产业比重大幅提升，2013年已超过60%，而同期张家口、衡水等地第一产业仍占有较大份额。依据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人口城市化率等综合指标衡量工业化，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京津冀区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断扩大，成为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重要阻滞因素。

（2）城市非农人口吸纳能力的差异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显著，与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呈负相关，补充了预期假设。即，城市吸纳非农人口能力的差距与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呈反向作用关系。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城市非农人口数量衡量的吸纳能力指标体现了城市内向开放水平，即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大小。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劳动力会自发向收入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动，从而形成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尽管区域发展不均衡一直存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成为人口的净迁入地②，但这也从侧面体现了随着地区之间开放性的增强，人口要素的流动壁垒在逐渐降低，劳动力流动性在增强，有利于推进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其次，就城市内部来看，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加，在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过多的劳动力势必会打破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状态，一些岗位甚至出现供大于求的矛盾，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也会随之降低，进而，区域劳动力市场会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形成新的均衡。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总体情况是需求远小于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超亿人，并大批涌向城市，而城镇职工失业或下岗人数急剧增加并形成空前的失业高峰。事实上，1994年以来，京津冀各城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有上升趋势，这与劳动力市场统计越来越规范有关，同时也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出现的劳动力供需矛盾有关。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发生变化，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在某些城市较为突出。

（3）城市开放度差异与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呈正相关，与预期假设一致。即，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差距越大，区域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分割。一方面，城市吸引外商投资和使用外资的水平可以衡量城市的外向开放程度，外资的使用规模越大，可以认为城市外向开放度越高，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性越强。进一步地，劳动力流动和集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新的供需平衡的形成，在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上形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另一方面，使用外资的水平也是间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标。事实上，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等区域中心城市相关指标远高于其他城镇，2012年，天津市市辖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45.1亿美元，北京市为80.3亿美元，河北全省市辖区的规模仅为28.7亿美元，正如NONAG指标所反映的，城市发展活力差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呈正相关。

（4）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显著，与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呈负相关，与预期假设一致。即，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差距越大，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越小，区域劳动力市场越趋于整合。京津冀区域内部所体现的这一特征并非特例，多年来，我国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我国的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此外，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是衡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指标之一，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时期，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大，但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势必削弱当期的消费水平，制约当地劳动力工资的涨幅，从而间接消减劳动力工资水平差距。

（5）政府干预中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差异和教育支出占比差异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显著，但回归符号为正，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和教育支出水平占比的差异会阻碍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科技支出占比差异对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城市间科技支出占比的差异越大，城市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分割，科技支出水平差异在政府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因素中居主导地位，以上结果与预期假设一致。政府对教育和科技的支出是提升地区人力资本素质的重要因素，在京津冀区域中，北京和天津集聚了大量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具有绝对优势，这一优势又进一步吸引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向这些中心城市集聚，造成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发展，阻滞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政府消费支出是供给地区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城市间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差异越大，反映了城市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越大，劳动力流向单一，区域劳动力市场趋于分割。

六、结论

本研究以城市劳动力工资绝对平均偏差为主要指标衡量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京津冀城市劳动力市场角度分析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及特征。研究发现，与区域一体化的现实需求不匹配的是，京津冀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对滞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渐趋突出。此外，本研究认为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城市间相关因素相对发展水平的差异上，在京津冀区域的具体表现为，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城市开放度差距，以及城市间政府干预的差距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呈负相关，城市吸纳非农人口能力的差距，城市发展阶段差距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呈正相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障，以往对劳动市场一体化的研究多关注城乡劳动力市场，弱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而采用绝对指标衡量影响因素又弱化了地区发展差异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建立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其中，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以及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个城市为核心区；珠三角主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肇庆、东莞、中山9个城市。

② 从区域与外部人口转移看，在京津冀区域中，北京是最大的迁入地，其次是天津市。参见：李国平，陈红霞等.协调发展与区域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