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京津冀跨区域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研究（下）

京津冀地区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梯次性、互补性和共生性等特征，具备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首先，由于京津冀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这种阶段性的差距构成了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各地区可以通过合理分工以及技术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次，京津冀要素禀赋不同，北京市教育、科技和文化资源丰富，天津市具有航运、物流和制造业优势，河北省拥有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形成有效互补，以放大本地优势，通过地区贸易获得收益。同时，这种互补性还为各地区借力发展创造了条件。单个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受到本地要素资源的约束，如果地区之间具有互补性，则可以有效缓解约束，为区域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北京市、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科技、文化和教育资源，但也都面临着人口过度聚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河北省具有广阔的产业承载空间，但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因此开展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1.构建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机制。经济发展协同机制的形成是京津冀生态治理“治本”的重要环节。具体来看，区域生态治理涉及生产方式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的优化，具体到京津冀地区还包括冀北生态脆弱区的脱贫问题。因此，就市场角度而言，通过市场一体化，促进产品和要素流动，一方面可以促进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通过人口流动，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欠发达地区脱贫，减轻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从而形成良性、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模式。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打破目前京津冀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基于区域市场一体化优化产业布局。从历史上看，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布已经形成相对明显的特点。如在传统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教育中心，在人才集聚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围绕教育、文化、科技这些核心资源发展的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是其产业发展特点，同时，全力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河北省则基本以钢铁产业、煤炭产业等第二产业为主；天津坐拥天津港口的优势，同时，其工商业和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即使不能与北京的高端服务业相匹敌，但其在先进制造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加工环节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建设京津冀跨区域城市经济子系统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产业布局进行重新规划，在区域间进行合理分工。北京坚决退出“经济中心”，保留“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角色，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天津恢复“北方经济中心”定位，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河北利用原有产业基础，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此外，京津两市还可为冀北地区建立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产业体系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冀北地区选择一批有利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项目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加以培育，并在生产性服务业、科技信息、市场流通、人才资源、高新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环京津贫困带的辐射带动作用，使之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社会系统。

建设跨区域城市社会子系统对于自然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包括引导人口跨区域合理流动和居住、建设一体化交通系统和构建区域旅游合作网络，等等。

1.引导人口有序合理流动。近几十年来，京津冀地区人口总量呈现持续增长的局面；同时，人口空间分布日益不均衡，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东西差异。人口集聚效应凸显，80%以上的县域人口显著增加；人口流入集中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市辖区，而在张家口和承德的山区贫困县则以流出为主。这表明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地域集疏特征十分明显，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中心分别向外依次扩展的人口多中心分布的圈层结构已经形成。这种人口圈层分布会产生“累积性因果循环”，即条件好而且发展快的地区会在发展中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发展得更快，结果会进一步遏制困难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困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从而发展更慢；而越是发展慢的地区，人口流出效应越大，从而形成了“累积性因果循环”，加剧了河北的城乡失调。

为此，构建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长效统筹机制、优化产业区域性布局是引导人口流动的一种方式。京津中心城区适合发展高端服务业，通过提高服务业技术装备提升高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减少服务人员数量；同时运用规划的手段及市场的力量引导包括教育、卫生、体育、商贸等一般性专业化发展的服务业向郊区及河北省转移。天津滨海新区要以现代制造业为主体形成新一轮产业链的聚集，并通过产业链的扩散给周边地区发展的市场机会。石家庄、衡水、邯郸、邢台等城市要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尽可能与京津建立产业关联，参与京津冀新时期的分工与合作，跟着产业链同步走向市场，等等。

2.建设跨区域、立体式、综合性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由于北京已经呈现出要素向周边地区加速转移的后工业化产业特征，天津也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产业链延伸并向周边低成本地区扩张趋势逐步明朗；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战略转移也越来越明确河北将成为北京、天津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因此，河北需要加快构筑承接产业平台，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服务效能。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完善是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先行棋，推动京津冀三地间交通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一方面，逐步改目前京津冀地区交通“单中心放射式”，未来以京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网络式格局；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中心城市之间的城际轨道网络，实现城市新功能区开发与轨道站点同步建设，促使产业、创新、商务、文化等服务功能的聚合发展。目前，京津冀地区已有京津城际、京石客专、津秦高铁、京沪高铁等高铁线路，京津、京石、津唐、津秦、津沧等主要城市间均能实现1小时左右直达，形成“1小时都市圈”。同时，由京津冀三省市政府、铁路总公司按照3︰3︰3︰1的比例，共同出资成立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这将突破京津城际铁路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建设模式，有利于路地、路企联手开拓京津城际铁路的投资市场，给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带来便利条件。未来，应加快京沈、京张等铁路建设，启动京唐客专线、廊涿城际及白沟支线前期工作；完善公路交通网，推进北京大外环、京秦、津石等高速公路建设，推进“断头路”建设和“瓶颈路”拓宽改造；加快构建现代港口群，加快唐山港、黄骅港的煤炭、矿石、集装箱和通用泊位建设，实施秦皇岛西港搬迁改造及东扩工程，深化与天津港的合作；加快完善航空网络布局，加快北京新机场建设，强化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枢纽功能，力争承德机场竣工通航。

3.构建跨区域大旅游合作网络。按照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客源互送的目标，制定统一的市场拓展计划，包括共同设计旅游产品，共同组合包装旅游线路，共同印制旅游宣传品，共同组织对境内外目标市场宣传促销。联合举办大型旅游产品推介会，组办有规模效应的旅游节庆活动和促销活动，形成互惠机制。逐步取消各地旅游市场的各种准入壁垒，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进行跨城市的连锁经营。改变目前旅游咨询服务的行政区域限制，结合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设，实现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

4.建设跨区域社会共建机制。由于跨区域城市生态系统建设中某些工作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会导致政府和市场均失灵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机制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偿，在跨区域城市生态系统建设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要通过一体化的公众参与机制来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型。居民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态系统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北京市为例，其居民生活用水占用水总量的45%；居民汽车尾气排放也是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绿色、低碳和节约等生活方式的形成本身便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通过一体化居民或环保团体自身带动、宣传等方式促进生态环保理念和行为的形成，从微观层面推动区域生态治理的进程；鼓励公众参与，获得公众对生态治理政策的支持，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地区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公众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生态治理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其次，通过一体化社会舆论监督机制来促进生态治理政策的落实。受居民和个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政府强制性的生态治理政策在现实中难以达到最优效果；同时，受信息不对称的限制，政府也难以监督所有个体的行为，因此实际监管过程中总会存在漏洞。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引入一体化社会监督机制，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进行检举与揭发，可以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生态治理路径，从而形成对政府自下而上生态治理模式的补充。

注释：

①亦低于人均500立方米的国际公认“极度缺水标准”。

②参加2014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

③当然，河北省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整治重污染河流，努力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1]文魁、祝尔娟等：《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Jürgen H. Breuste, Salman Qureshi, XUE Fei. Urban Ecosystems: Functions,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J]. Eco-city and Green Building, Beijing, 2014(04): 42-52.

[3]鲁金萍、杨振武：《“环京津贫困带”破解路径探索》，载于《价值工程》2014年第9期，第139～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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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韦胜：《浅析智慧城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关系》，载于《2014(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论文集—S08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思考、技术手段、评价体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