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2017年9月权威视点

刘世锦：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融合是大势所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9月表示，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进步，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提供了更多机遇。服务业和制造业未来会高度融合，这将成为一个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不论身处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都要做好准备，抓住机会。

刘世锦指出，当前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任。在此背景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被寄予厚望。

《中国制造2025》九项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一就是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十三五”规划纲要以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也都将服务型制造作为制造业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路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工程院印发的《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更是明确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方向和三年目标任务。

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刘世锦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在这方面，有两种观点需要澄清，同时，还有五类挑战需要应对。

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制造业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并且很危险。刘世锦解释，虽然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服务业比重上升，甚至超过工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但是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发展实体经济的重点还是要发展制造业。

刘世锦提出，当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独立，这个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服务业所包含的内容较多，其中就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即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得到相应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把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割裂开来。

刘世锦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服务业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而其短板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而我国目前这一比重约为15%。这10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这一短板如果补上去，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下一步将有更大的空间。

刘世锦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在“微笑曲线”中，中间是制造，左右两端分别是研发和营销，而研发和营销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当“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后，整个环节的附加值都将被提高。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产业链由过去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过程，也就是附加价值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的质量和效益都将得到提升。

刘世锦表示，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进步，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刘世锦认为，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有五类挑战要引起重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要解决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认知问题。制造业企业要主动向生产性服务业靠拢，生产性服务业也要主动和制造业企业联姻。双方要相互靠拢，相互寻找需求。不要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没有关系的。要主动找到关系，然后用好这层关系。第二，要打破相关领域的垄断，鼓励竞争。特别是一些基础产业，比如石油、电力、天然气、通讯、金融等，这些领域大多数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现阶段生产成本都比较高。原因主要是这些领域竞争不足、缺少压力。所以，在这些领域，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打破行政性垄断，鼓励竞争，从而降低成本。这也是我国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三，要加强创新。不仅在创新点很多的研发、设计、金融等领域，而且要重点在销售环节、物流环节等领域进行创新。近几年，网购发展飞速，这就是产品的销售环节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一种创新。销售、物流等领域的创新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制造企业的成本。

第四，需要关注制造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购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购并中以谁为主有一些争议。可以用一把基本尺度去衡量：即购并后能够提高企业效率，让双方更好地融合为一体，这样的购并方式才可以说是成功的。

第五，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从目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情况来看，服务业企业缺少制造业的人才，制造业也缺少服务业的人才。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需要新的知识，需要新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未来要重点优化人才供给结构，提升人力资本。

点评：随着工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转型与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将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将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一定程度转移到非农产业，扩大就业，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将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较弱，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低端等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进一步融合将推动工业领域技术含量增加与资源重新优化整合，这一产业变革将成为提高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层次与产业竞争力的绝好机遇。

彭森：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趋势更加明显

9月1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落实暨“淄博实践”高层研讨会上表示，2017年1-8月来，中国经济给人最重要的印象就是经济稳中向好趋势更加明显，经济运行一直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

彭森指出，在各类数据中，他并不是太看重中国GDP的增速是6.9%还是6.8%，他所在意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上半年，中国一、二、三产业的占比分别是6%、40%、54%，这是我们经过多年努力想达到、想调整到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除了结构调整的进展，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一个重要特征。彭森介绍说，2017年上半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为7.3%，超过了GDP增长速度。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速在持续下行，2014年是9.2%、2015年是7.5%、2016年是6.2%，而今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增速反弹至7.4%。

彭森指出，中国经济的第三个亮点是生态环保。今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原材料工业上游的一些产业恢复、发展得比较快，虽然各方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排放、污染的控制可能面临挑战，但总的来看，单位GDP能耗下降的幅度还是超过了年初制定的目标。

虽然经济稳中向好趋势更为明显，但彭森也提醒有一些挑战需要引起注意。其一是投资增速的下滑；其二是实体经济相对困难，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负担重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三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其四是外贸还面临国际上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挑战。

彭森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实现三个确保：一是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二是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结构调整取得进展；三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股市、房市、债市、汇市不出现大起大落。

点评：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尤为不易，充分验证了此前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下阶段，政策面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引导良好发展预期，以改革增动力激活力，以创新促发展助转型，着力提质量增效益，着力强实体防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樊纲：中国经济“软着陆”会持续较长时间

9月8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17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里增速持续下滑，到今年开始回暖，这使得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威胁论不攻自破。但“软着陆”的不足则在于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中国经济有周期、有波动。只要有了经济过热，所有金融市场高峰就会有低谷，有了经济过热就会产生债务问题，后面就会有调整。前些年的下滑只是“软着陆”的必然调整。二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明显。经济过热时通过宏观调控使得泡沫得到控制。三是，我国经济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软着陆”。2008年第一轮经济过热后的“软着陆”调整被全球金融危机打断，本次延续调整必然难度更大，经历时间更长。我国经济依然维持着增长，这就是与欧美“硬着陆”的本质不同。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有利也有弊。“软着陆”的好处是经济不会出现衰退，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不出现“硬着陆”。但是坏处则在于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中国经济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在推进中。中国经济恐怕还要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等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对于经济探底的过程，樊纲认为，这对形成新的产业格局有着积极的作用。经过这轮调整，产能过剩企业能够清除，我们的经济才能更好增长，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樊纲进一步解释，当经济过热时，企业连订单都忙不过来，就算想创新也顾不上。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企业不积极创新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企业必须思考如何提高效率。因此不要小看低谷时期的状态，不要想它完全是负面的，它也有积极的作用。其积极的作用就在于会形成一种全新的产业格局，在危机中也会有大量的机遇。

樊纲认为，中国的经济目前面临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樊纲提出，中国资本市场应减少一点个人投资者，多一些机构投资者，即实施金融市场的稳定机制，用更稳定、更稳健的方式把社保等储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使我们这么多储蓄能够有更多的出处，更多的研究对象。

除了对国内资本市场有内部效应之外，高储蓄率还有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就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樊纲认为，对于这么高的储蓄率我们也要看到其对金融体系“走出去”战略方面提供的条件。趁着这个机会，一方面我们应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帮助周边国家，他们得以发展之后可以使我们有更大的市场。

樊纲表示，自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成为世界货币后，我们应该把汇率变动的影响更多纳入交易当中考虑。国内的企业应该思考如何对冲汇率的风险，企业要学会在变动的汇率市场中发展。这也是我们金融市场面临的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金融机构的机遇，可以设计出一些产品使大家能够对冲汇率风险。

王军：消费潜力大 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9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1+6”圆桌对话会上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旺，其中潜力大表现为消费、服务业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活力旺表现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兴起，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激发了巨大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9月13日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表现都超出预期，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迹象，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活力旺，“1+6”圆桌对话中总结的特点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服务业和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1%；7月份，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初值)同比增长8.3%，继续保持较快增速。此外，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4%，远高于资本形成的32.7%和净出口的3.9%。

王军表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服务业和消费的潜力巨大。从需求端来看，外需今年表现较好，内需则主要靠消费支撑。连续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增加都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保持稳定的收入是消费增长的良好基础。此外，我国消费方式多样化也是保持消费旺盛的重要因素，不仅传统消费业表现较为平稳，还有一些企业通过新业态、新方式，例如：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网络消费也不断创新，以更好的服务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从产业供给方面看，我国的制造业已经连续多年让位给服务业。目前我国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明显，产业结构加快迈向中高端。中国经济按照这个方式走下去，未来潜力是巨大的。

此外，王军还指出，区域之间的错位发展，也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回旋空间，以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能够继续保持，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

点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推动消费成长也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能力的关键。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更多依靠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走势已经初步形成。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仍需不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挖掘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环境、扩大消费规模，以推动“十三五”期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刘守英：以土地改革支持城乡互动

在9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新型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改革”议题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英指出，目前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靠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的城市化，靠土地的宽供应保证的高增长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有最严格的耕地保护，但事实上我们的土地管理一直是双重的：一是保耕地，一是保发展。但自2008年以后，我们保了几年时间的经济增长，到了2012年，土地的供应量增加，但经济的增长速度慢下来了，继续释放土地已经不能保证经济高增长。

其次，以地招商引资的效力减退。过去土地低价的招商引资模式在东部地区取得了成功，但是中西部地区在这一轮发展中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原因是继续用低价的土地招商引资的条件发生变化：一是光有低价的土地，对企业已经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二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光靠土地的低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三是土地供应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发生扭曲，我们过去一直靠土地供应的大比例来保证城市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整个工业用地的比重在合乎规律地下降，但房地产用地比例却没有太大变化，这说明地方政府靠土地来托房地产的机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这就造成了土地供应结构不断地扭曲。四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成本的城市化时代，大量存量土地的开发和农民土地权利观念的变化，已经使土地的成本大量上升，土地的净收益下降，卖地以后进到财政盘子里的钱越来越少，目前政府主要靠土地抵押和土地抵押融资，当政府的土地净收益减少，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银行来说，金融风险大大上升，地方政府的土地偿债能力被高估。

刘守英在谈到目前的城市化特征时，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刘守英表示，上一轮我们的城市化是生产要素单向配置的城市化，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这一轮城市化，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是互动的。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二代”的变化。“农一代”基本上是离土、出村、再回村，“农一代”松动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格局，但没有改变城乡的大格局。而“农二代”是离土、出村、不回村，“农二代”对整个乡村，甚至对城乡关系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一代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刘守英认为，城乡互动关系另一个特点是农业功能在变化，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是服务城市、服务工业化的，农业的功能主要是粮食农业。这些年城乡互动以后，城市对粮食的需求数量大大下降，城市对农村产品质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大大上升。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农业功能的大大拓展。这些变化甚至对经济学带来两个挑战：一是农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连接关系。我们原来的概念是，经济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再到服务业化，但是现在在乡村，农业跟服务业结合，农业跟旅游业结合，乡村价值大大提升，没有经过制造业化，这是对经济学的挑战。二是目前正在发生一场农业的工业化革命。有些后发地区没有工业化，但是农业本身的要素，跟其它生产要素的组合，技术进步，市场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升，很快带来农民收入增长，形成整个区域化的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在我们看来这些形态就是张培刚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讲的农业的工业化。

刘守英指出，原来我们认为乡村就是靠农业，但是现在整个农村可以旅游、可以服务，可以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山水的价值、泥土的价值、空气的价值都在提升。乡村价值正在被发现和提升。

对于下一轮土地改革，刘守英认为，是到了真正可以动的时候了，而且能够动出一点名堂。

首先，土改的整体目标是去上一轮发展土地作为发动机的功能。下一轮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面临最困难的事是要找到发展动能，就是要重新定位土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从过去的放土地到土地结构改革，这是我们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另一个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从过去分土地指标、重审批，转向自然资源产权的管理。

其次，土地改革要适应城乡互动。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以后，城乡接合部地区改革，就是要让“农二代”在城市体面地落脚，这是过去“招拍挂”制度解决不了的，1亿人如何落在城乡接合部的集体建设用地上。一个好消息是现在有关部委在13个人口流入地区正在试点城市建成区内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建设租赁房的改革，这个改革如果能够有所突破，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模式、住房模式、农民如何在城市落地，将是革命性的改革。

另外，城乡互动以后，乡村的很多发展机会一定要保证建设用地需求，这里既有农村农业产业提升以后的建设用地需求，也有城乡之间形成的小镇，另外还有非农产业的新业态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和集体建设在城乡用地权利平等，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抵押，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经济组织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跟其他主体一样，能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非农建设。

第三个改革就是宅基地改革，要解决“农二代”出村不回村以后这些人口的流向，对整个乡村未来变化要有制度来支撑，这个支撑最重要的就是宅基地制度。目前的宅基地制度是无偿按成员权分配，外村人不能进入。这套制度安排如果不打破，整个中国乡村的格局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目前急需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

曹远征：三大基础性变化促中国经济不再下行

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六大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1+6”圆桌对话表示，中国经济下半年会继续保持上半年稳中向好的走势，有信心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总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主要来自于微观经济基础发生的积极变化。中国经济在2010年就开始告别两位数，进入新阶段，这就是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这个特征还将持续。

曹远征认为，信心主要源于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三方面变化。

首先，8月份PPI同比上涨6.3%，涨幅比上个月有所扩大；环比来看，涨幅也有所扩大。曹远征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PPI的上升意味着企业销售收入增长，利润向好。8月份，PPI上涨主要还是来自于生产资料方面。数据显示，8月份很多上游产品价格都出现了上涨，这主要还是由于近期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市场需求稳步扩大，对我国原材料的需求扩大引起的。

其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继续改善。1月份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2%，比上年同期加快14.3个百分点。曹远征指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业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利润都在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企业的还本能力在提高，杠杆在下降。如果说企业的盈利水平在好转，杠杆率在稳定，销售收入在增长，意味着经济或许不会下行，经济将趋于稳定。

第三，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他分析说，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已累计退出煤炭产能超过4亿吨，占“十三五”8亿吨目标任务的50%，煤炭去产能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成效显著。同时，楼市去库存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除东北、西北等少数城市，大部分城市库存已经进入良性周期，去库存政策效果明显。可以说，去产能和去库存这种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是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

曹远征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仍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通过改革来加快结构转变，使它转到新的增长基础上。根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下一轮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此外，曹远征还建议，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核心就是扩大消费，消费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今年上半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4%，稳居“三驾马车”之首。从趋势上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虽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发动机的力量仍然比较弱，需要进一步增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