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宏观思考（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统筹推动科技、产业、企业、市场、产品、业态和管理创新，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

一、基于国内环境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们知道，生产要素由于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影响，经济增长会逐步收敛于一个均衡的路径之中。由此得到生产函数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经济发展到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都会遇到该阶段的“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等，都不过是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的“陷阱”表征形式而已。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长期停滞”现象和“新卡尔多典型事实”。学者们发现，通过创新要素可以突破“卡尔多典型事实”提出的生产要素收敛于均衡路径问题。因为诸如信息、知识、制度等新增长要素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它们不仅能带来新的技术创新，而且自身也会成为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推动经济突破各种“陷阱”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早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视野里，就已经隐含了“新卡尔多典型事实”的“意蕴”。如熊彼特的打破原均衡建立新均衡的“创造性破坏”，德鲁克的基于企业层面的产品周期分析和基于国家层面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论述等，无不打有跨越“陷阱”唯有创新的深深烙印。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若能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契机，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源安排，不断提高创新要素的贡献率，就完全可以实现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从而成功跨越未来可能遭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正如德鲁克在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创新是唯一能造就一个持续和健康发展的经济(使经济不在发展过程中‘休克’)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实就是锻造一个基于国家层面的“持续和健康发展的经济”“使经济不在发展过程中‘休克’”的“工具”。

二、基于国际环境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美国学者波特等人在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整顿金融机构秩序，开发全球市场，改善产品质量以及削减成本支出等提高了产业生产率，在应付了这些挑战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国家创新能力。

据2016年8月15日发布的当今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显示，我国已进入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前25位，比2015年上升4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8月发布的题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2014年研发投资近2，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工程类专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20万名，位居全球第一。

客观地说，我国专利的转化率平均不足20%，产业化率不到5%；我国至今尚未扭转技术贸易处于逆差状态的局面；虽然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加工贸易部分仍然占了出口总量的70%左右，而且大部分出口企业是外资企业；……这表明我国的企业仍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总体欠佳。

当下，全球化的知识流动和资源配置日益加速，没有国界的市场一体化条件下的创新竞争日益激烈，创新已从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整个经济、社会领域，从企业行为上升到国家战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迎头赶超的优势和法宝就在于不断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如果说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

三、“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源

(一)厚植创新文化土壤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曾将取得重大科学成果数据超过世界同期数据总量的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把保持为“科学活动中心”的时期称之为“科学兴隆期”。按此划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上发生了由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德国，最后到美国的五次大转移。他把这些国家“科学兴隆期”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后发现，与“科学活动中心”相伴随，都有事先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政治革命)以及而后的空前经济繁荣。

美国学者Scott Shane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最能代表创新能力的“专利数量”和“商标数量”与跨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工具——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进行对比，发现创新能力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避免模糊性维度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而权力差距维度与创新能力则呈负相关关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是创新文化的复兴。这就需要培育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创新文化，让创新的血液在全社会流淌。创新文化蕴含机会均等、地位平等、学术民主和公平竞争。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结合起来，营造自由、进取、宽松、和谐的创新文化氛围。

(二)完善报酬激励机制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并使契约精神得到普遍尊重，核心是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有效激励并让其形成稳定的预期。理论上，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创新的结果)的产生是制度供给的结果，而技术变迁本身又反过来成为制度需求的有力源头。

道格拉斯诺思教授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由此鼓励发明、创新……尽管不同的政治体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设计这些激励机制，但基本的经济问题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能长期将那种不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付诸实施。”

就一个具体的创新主体而言，若没有足够的报酬激励，以确保其付出必有回报，包括对抗“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报酬激励，就难以避免创新成果产出与应用过程中的“阻滞”现象。尽管个别的创新者(企业家精神)不受报酬激励的约束，但这并不因此而否定报酬激励在总体上的有效性。

报酬激励的方法主要包括研究开发过程中的多层次创新成果评价与奖励制度、成果产出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应用环节中的知识产权激励(包括股权、期权激励等)三个方面。政府在这里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提供“顶层设计”，核心是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尤其是对于包括新思想、新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和涉及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关键技术，要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同时还要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以鼓励和支持创新主体自主创新活动。

(三)培育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现实中，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以一个“经济组织”(社会或国家)能够有效率地促进创新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其隐含假设的。对此，诺思教授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他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速率。”诺思教授还通过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认为：“如果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可以这样说，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经济组织”则是促进提高创新资源生产、分配和使用效率的基本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其实就是一场破除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组织”，建立起新的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组织”的伟大变革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所形象地比喻的，“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