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创新（上）

一、生态保护是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战略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为保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从2015年8月20日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陆续启动了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　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停产或限产。其中，河北省内两级控制区停产或限产企业3 700余家；北京市内1 927家工业企业采取了停产或限产措施，与APEC会议期间相比增加了15倍。在此背景下，2015年8月20日至9月3日15天的时间里，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基本上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空气水平，北京终于出现了所谓的“阅兵蓝”^[1]。

从理论上而言，北京要保持这种所谓的“阅兵蓝”，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 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就必须永远停产或限产。即使是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之下，这种“阅兵蓝”也仅仅是空气或环境的表面情况，由于长期的污染，生态环境遭到了重度破坏，其负面影响仍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然后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开始修复过程，生态环境的修复过程又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一结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 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就立即开始生产，则北京终于出现的这种“阅兵蓝”将会立即消失，生态环境将继续遭受重度破坏。生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下的人的身体健康将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人是要时刻呼吸的，时时刻刻都要有适宜的空气，这就要求我们以所谓的“阅兵蓝”反思京津冀的发展，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从而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战略。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目的无非是让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如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的结果是人赖以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到最后人无法生存，那么，这样的发展成果不如不要。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都不能够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都需要反思。作为理性的人，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更不能饮鸩止渴。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任何战略都必须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或在更大范围之内如何处理近两万家污染企业的问题。此近两万家污染企业主要属于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或在更大范围之内如何处理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的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实现更加高级的工业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去城市化，而是实现更加高级的城市化。

二、京津冀的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煤炭的开发和利用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现行国际石油价格低廉的情况下，煤炭在京津冀作为一个产业应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对于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异议。即使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在京津冀也不应该重新开发和利用煤炭。

煤炭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如何实现这些人的再就业？笔者认为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和其它第三产业完全可以使这些人实现再就业。

钢铁产业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钢铁产业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战略产业，钢铁产业是不能像对待煤炭产业那样处理的。一方面，要保留京津冀的钢铁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要使钢铁产业在京津冀不产生污染。这不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式的悖论或矛盾吗？

京津冀的钢铁企业必须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经过漫长的海陆联运，最后在京津冀生产出钢铁，也生产出污染。漫长的海陆联运是有成本的，而生产出的钢铁又仅仅相当于运输物的极小一部分，绝大部分海陆联运的运输物最后在京津冀变成了废渣并且产生出污染，这样的生产大有改进的必要，完全可以把钢铁厂就近建立在铁矿石出产地，就地生产出钢铁，然后把钢铁通过海陆联运运往京津冀。这样，对于地球的污染是一样的，但是，海陆联运的费用降低了，京津冀的钢铁产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得以保留，经济效益还有所提高，京津冀的钢铁产业污染问题得以基本解决。万一有事，如战争等，还可以撤回京津冀恢复生产。

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战略产业，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是不能像对待煤炭产业那样处理的。一方面，要保留京津冀的化工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要使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在京津冀不产生污染。当代化工产业的原料主要是石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化工产业实际上就是石油化工产业，石油化工产业是高污染产业，在治理污染技术没有重大进步的情况下，京津冀还是应该保留石油化工产业，因为石油化工产业是战略产业，京津冀必须有战略产业的一席之地。

京津冀的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必须从国外进口石油，经过漫长的海陆联运，最后在京津冀生产出石油炼油产品和化工产品，也生产出污染。同样，可以把石油炼油厂和化工厂就近建在石油出产地，就地生产出石油炼油产品和化工产品，然后把石油炼油产品和化工产品通过海陆联运运往京津冀。

三、关于京津冀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

2013年11月24日，河北省的邯郸市、承德市、唐山市集中爆破拆除8家钢铁生产企业的16座转炉、10座高炉，这些转炉和高炉都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炸响了河北省淘汰过剩钢铁产能的第一声^[2]。爆破拆除本身不仅仅破坏了生产力，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污染。

2013年12月18日，河北省对平山县、鹿泉市18家水泥熟料企业的1条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396个圆仓、19台磨机进行爆破拆除。2014年2月17日又对平山县、鹿泉市的17家企业的377个料仓和18套水泥粉磨系统进行爆破拆除，两次爆破拆除行动共削减水泥过剩产能1 850万吨，约占石家庄市总产能的40%。据介绍，石家庄两次集中拆除的35家水泥企业均不在国家淘汰序列、均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鹿泉人均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的污染现象有望成为历史，但是，此次爆破拆除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8亿元，此次爆破拆除工作减少产值近61亿元，此次爆破拆除工作减少财政收入3亿元^[3]。

这样对于生产力的大破坏被冠上“壮士断腕”的光环，但实际上，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大量失业。

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如何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问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反对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破坏性淘汰。落后产能的落后是相对而言的，过剩产能的过剩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京津冀的落后产能，在印度和非洲就可能是先进的产能。今天的过剩产能明天就可能是稀缺产能，再重新发展和重新建设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生态和环保代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材料，钢铁是船舶制造的基本原材料，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船舶制造必须加快发展，电解铝是制造大飞机和军用飞机的基本原材料，所谓的产能过剩是虚假的现象，是下游产业发展滞后和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美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对于过时的武器装备均未加以破坏，而是根据不同的贸易对象，有针对性地出口，没有破坏和浪费。美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中国并不富裕，人均收入还很低，发展生产力是很不容易的，在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点点生产力，绝不应该任意糟蹋和破坏。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把北京市的污染企业转移到河北省，把河北省的污染企业炸毁。

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不可进行破坏性的淘汰，而是应该在全球视野之下，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经济的、生态的考量，尽最大努力保护生产力，做长远的打算。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都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中国在这五大行业要有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生产力。

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部分确实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也不能采取破坏性淘汰的方式，因为落后是相对而言的，过剩产能则基本上是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要有针对性地输出国外。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生产设备还不如这些设备先进，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对于生态的破坏更严重。

有学者认为产能过剩是房地产业疲软造成的，只要继续发展房地产业就能够消化过剩产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首先，现在已建成的商品房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十年左右才能够卖完，再继续发展房地产业风险很大。其次，房地产业的发展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被挤出，后患无穷，无异于饮鸩止渴。再次，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使用落后的和不人道的土地兼并和高地租进行残酷剥削，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被挤出。从汉代就是二牛抬杠，到解放前还是二牛抬杠，生产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导致种田者没饭吃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所以，所谓的过剩产能只能够通过发展输出型的经过升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产业来解决，从而实现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整合

目前，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周边化或区域化。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东南亚一些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被当作硬通货流通和使用，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以及蒙古国也有一定影响。人民币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周边化或区域化的范围内，必须国际化。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大国崛起一般伴随着其货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成为计值货币。英国、美国的崛起均伴随着资本输出，伴随着本币成为国际计值货币。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资本输出，却是以美元为计值货币，结果日本经济逐渐衰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具备与其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对称的应有的国际货币地位。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是仅次于美元，而是排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加速进行，否则必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进行整合或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解决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够通过破坏生产力的野蛮而简单的办法来解决。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也只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即通过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用市场化手段重新调配所谓的京津冀地区的过剩产能。这实际上是产能输出，也就是产业输出，而产业输出必须有资本输出来带动，没有资本输出的产业输出是不可想象的。而一国的资本输出要求其国的货币具有一定的国际地位，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京津冀协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是人民币未来的目标，虽然这一目标要加速实现，刻不容缓，否则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毕竟不是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何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周边化或区域化这一现实，积极进行京津冀地区过剩产能向周边国家的对外输出，通过京津冀地区过剩产能的对外输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