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绩效区位因素研究

0 引言

新世纪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已经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进的重要载体[1]，特别是国家级经开区，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在全国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进出口总额占比持续处于高位（图1）。但国家级经开区对省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均衡的，在东部沿海省区，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图2）。同时，各地经开区的单位面积产值差异很大，表明经开区发展绩效受区位因素影响。不少研究探讨了开发区区位选择规律，强调交通[2]以及工资[3]、土地价格[4]等的作用。但作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划定的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地域，经开区的区位选择往往需要考虑除经济利润以外的其它目标，并非完全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由此，区位研究不是单纯地服务于开发区选址，而是服务于既定地理位置开发区的优化发展。为此，本文结合中国经开区经济活动的总体特征，探究提升绩效的区位要求，并通过对106个国家级经开区的实证研究，明确现阶段影响经开区绩效的主要区位因子，以期对经开区的优化发展有所裨益。

1 中国经开区经济活动总体特征

中国经开区是以“面向外资、面向出口、面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目标设立的特殊经济区域[5]，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因而在工业生产和进出口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状况。

所谓国际产品内分工，是指以跨国投资和贸易活动为基础，将特定产品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布局到不同国家，以使整个产品成本最低或利润最优的一种分工体系。二战后，物流及通讯技术的进步，推进了国际间要素的流动，也便利了远距离、多时空的经营交易[6]，而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则配合产品迂回生产过程的拉长和工序型分工的发展，共同为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自Helleiner[7]和Finger[8]等发现“纵向一体化国际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和“海外组装运作”等经济现象以来，产品内分工便受到学术界关注。有研究强调产品内分工体现了“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9]和“产业内部的专业化”[10]，从理论上阐释其优势源泉；还有研究构建了多阶段产品模型[11]，为定量分析以工序型分工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的经济效应创造了条件。在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组织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特殊作用。它们将价值创造过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散布局和系统整合，以寻求生产要素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的均衡[12]。而中国经开区的建设，主要是发挥国家在劳动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制造业投资，进而从加工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创造过程。由此，中国经开区集聚了面向国外市场的加工制造活动，即以进口的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为基础，主要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最终产品。中国经开区的经济活动特征主要表现为：跨国投资、工业制造和进出口贸易规模较大，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等初级要素，需要政府在通关、结汇等方面提供政策优惠。

改革开放之初，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重要的要素禀赋优势，广阔的国土空间、总量不菲的自然资源以及低门槛的环境保护要求等，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工制造成本。同时，在经开区建设中，各级政府不仅注重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争相为行政审批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推出了许多财税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对跨国公司加工制造活动的吸引力。可以说，正是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与经开区基础设施环境和政策优惠的结合，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在经开区的集聚创造了条件。这些不仅有助于跨国公司赢得丰厚利润和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激活中国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潜在价值，对于当地经济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积极作用。当然，加工制造活动在刺激创新以及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利润率等方面作用有限。

2 中国经开区发展绩效提升的区位要求

中国经开区的发展与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加工制造活动集聚密切相关。作为分工深化的新形式，产品内分工必然面临分工深化获利与交易成本提升的两难冲突[13]。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14]，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被理解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而在微观经济研究中，一般被界定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15]。对美国1870—1970年经济数据的研究显示，经济越发达，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越大；而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交易成本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6]，这也反映出分工深化会带来交易成本上升。作为一种“两头在外”的经济活动形式，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加工制造环节集聚不可避免地带来大规模的交易活动，需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助于生产成本节约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有利于交易成本节约的技术制度环境都可能是影响加工制造活动绩效的重要区位因子[17]。

一般认为，适宜发展加工制造活动的地方需拥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成片出让的廉价土地，便捷的交通条件，保障供水、供电、电信等的基础设施，必要的商业金融服务能力以及满足企业封闭或半封闭式管理要求的其它条件[18]。这实际上包含了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两方面需求。其中，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的区位因子主要与物资和自然资源禀赋等第一自然因素有关，是比较优势理论关注的重点；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区位因子则比第一自然因素更为复杂，不仅包括经济主体间的经济距离，而且包括制度环境等，在新经济地理研究中受到极大关注[19]。中国现有的开发区研究大多探讨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的影响，对交通运输的作用也进行了实证研究[20]，但对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子还缺乏系统分析。随着经开区加工制造规模的明显扩大，交易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21]，中间产品贸易将面临复杂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的加工制造业更需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利润率[22]，以避免过高的交易成本抑制分工深化进程，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于锁定，落入产品内分工陷阱[23]。近年来，基于要素演替促进经开区转型升级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24]，这不仅要求培育新的要素禀赋，而且要求推动文化制度环境的优化和社会资本的积累[25]，这对交易成本具有复杂影响。因此，为提升经开区发展绩效，不仅要关注生产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且要关注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区位因素变化。

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区分为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其中，外生交易成本是在交易决策前能预估的，包括物流成本、商品的正常损耗以及交易环节的各种税收、费用等；而内生交易成本则是在决策后才能发现的，例如交易过程中损害他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一般地说，信息不对称是内生交易成本的源泉[26]，而信息不对称往往源于不完善的制度本身。因此，与克服外生交易成本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不同，抑制内生交易成本应主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促成重复博弈，也就是以更多的互利机会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27]，从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产业集聚由于增大了企业间重复博弈的可能性，因而是一种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28]，而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化也可能对抑制交易成本产生复杂影响[29]。因此，从经开区发展绩效的实证分析中探究各类与要素禀赋和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作用如何，对提升经开区发展绩效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3 中国经开区发展绩效实证研究

3.1 区位因素指标选择与预期影响

省域尺度加工贸易规模的实证研究显示，要素禀赋和交易成本等综合优势是决定外向型加工制造活动区位的关键因素[30]；而从中国经开区加工制造活动的现实特点看，有助于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区位因子都可能对经开区发展绩效产生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函数看，劳动力、土地、资本和环境等要素价格对生产成本有显著影响；而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与交通及制度环境相关的变量可以分别反映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的状况。

具体地说，在与生产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中，劳动力、土地、资本是总供给函数重点关注的生产要素，其价格水平会对生产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因而是所有相关研究中重点考察的对象。随着近年来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排污、治污成本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加工制造活动在经开区的集聚可能造成集聚性污染[31]，这使得许多经开区对生态环境的管理趋于严格。因此，环境成本对加工制造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经开区经济绩效的影响也日趋明显。此外，经开区作为地方指向性优惠政策相对集中的地方[32]，普遍享有较多的财税优惠政策[33]，从而帮助经开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价格竞争优势，这也是许多企业选址在经开区的重要动因[34]。由此，本研究在影响生产成本的相关区位因素中，重点考察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资本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政策优惠的作用。

综合以往研究经验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分别选择一项指标来表征相关区位因素的状况。其中，劳动力成本方面，虽有不少研究使用最低工资标准表征劳动力价格水平[35]，但考虑到最低工资是地方政府要求用人单位依法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并不能真实体现实际的劳动力成本，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土地成本选择的是城市基准地价，它是政府根据位置、交通、城市规划等因素对土地分等定级，并根据不同用途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在相关研究中被普遍采用，本文选择的是城市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虽然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已无异议[36]，加工制造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金借贷活动，但少有研究分析资本价格对开发区发展绩效的影响，在中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本文选择以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作为反映地方资本稀缺状况或价格水平的指标；环境成本方面，由于目前各地已经普遍开征的只有污水处理费，因此，只能选择污水处理费率进行表征；在政策优惠方面，由于被批准为国家级经开区的时间越早，特定省域范围内国家级经开区的数量越少，优惠政策对经开区绩效的积极影响可能越明显。因此，本研究借鉴Delyse[37]对不同时期开发区赋予不同权重的方法构建了优惠政策指数。

在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中，运输环境最适合反映外生交易成本状况，由于我国经开区集聚了大量“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活动，对运输费用更加敏感[38]；而开发区作为政府扶持下的外向型加工制造活动集聚空间，其市场化水平、集聚经济状况以及行政干预强度对交易成本有复杂影响。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市场被视为能有效遏制内生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因为大量买卖者以及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存在使对违约或欺骗行为的惩罚变得可信，而非人为价格的形成，也为消费者节约了大量信息搜寻成本[39]；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越高[40]，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减小，这也有助于降低内生交易成本。不过，对于经开区而言，政府支持是园区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方，政府集中公共资源进行硬件建设的能力更强，从而降低了外生交易成本。企业集聚是经开区建设的初衷，集聚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降低运输等外生交易成本[41]，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有分工联系的企业间竞争来降低讨价还价费用，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42]。此外，关联企业的邻近布局不仅有助于企业间相互学习与合作[43]，而且能约束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内生交易成本，但如果经开区企业只是在地理上“扎堆”却缺乏合作联系，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将不显著[44]。政府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表现为，由于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并缺乏有效监督，因而易出现部门利益化以及权力寻租行为[45]，这可能诱使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支持，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与政府拉近关系，从而增加内生交易成本；但如果政府能依法行政，有效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可能约束内生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提高地方政府执政质量、有效降低官僚系统的行政干预有助于提升开发区建设绩效[46]。总的看来，运输环境主要表征经开区的内生交易成本状况，行政干预强度主要反映内生交易成本状况，而市场化水平、集聚经济状况则是同时包含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状况的区位因素。

在指标选择上，考虑到公路体系在加工制造活动中的作用日趋明显，公路货运量已经占到中国总体货运量的78%[47]，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地区等级公路的总里程数；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借鉴相关研究经验，选择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征[48]；以往对集聚经济的分析多以特定地方特定产业的企业数为指标[49]，但由于经开区存在较多享受政策优惠的注册企业，同时，较少正式公布企业数。因此，本研究以经开区所在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作为衡量指标；关于行政干预强度的研究比较缺乏，本研究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的公布，以行政案件数加以表征。需要指出的是，与生产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以及运输环境对经开区绩效的影响从理论上预估是比较明确的，但市场化水平、集聚经济状况以及行政干预强度等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在理论上难以预判。例如，特定地方的行政案件较多，既可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过多，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公民等的维权意识较强。基于此，本研究确定了进行因子分析的主要自变量，见表1。

3.2 数据与方法

自1984年以来，全国共分20批设立了219家国家级经开区，虽然设立时间不同，但大多数批准时间较晚的国家级经开区都曾作为省级开发区进行建设，从而在获批国家级经开区以前已有发展。因此，2010年以前批准的国家级经开区在2013年的发展绩效具有作面板数据分析的可行性。本研究拟对2010年以前批准设立的106家国家级经开区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东部55家，中部30家，西部21家（图2）。

基于2013年的空间横截面数据考察各区位因素对开发区发展绩效的影响，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开发区年鉴》、各地级市2014年统计年鉴、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2014年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http：//www.landvalue.com/）、中国开发区网（http：//www.cadz.org.cn/）、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chinalaw.gov.cn/）、中国水网（http：//price.h2o—china.com/）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cpwsw/xzhz/）。

遵循大多数同类研究的常用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回归的函数模型，通过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反映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变化趋势。首先对数据和模型进行KMO检验以及Bartlett球形检验。对106个国家级经开区进行KMO检验的适度值为0.693，说明原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275.532，且伴随概率为0，表明零假设被拒绝，通过检验。在随后的因子分析中，选取因子f1、f2和f3，它们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如下：

研究分别以开发区单位面积产值、单位面积出口额和单位面积实际利用外资作为因变量，以f1、f2和f3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新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从计量结果看（表2），模型1在α=0.05显著性水平上，F值伴随概率P值为0，通过显著性检验，且f1、f2和f3的伴随概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度；模型2中，常量以及f3的t值伴随概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3中，f3的t值伴随概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只有模型1通过检验，结果为：

Y=6.668+4.235f1—2.230f2+2.551f3

将各因子与变量关系代入模型1，得到多元回归的函数模型为：Y=6.668+3.425x1+2.920x2+0.262x3+2.448x4+2.529x5+4.415x6-0.761x7-0.747x8+2.089x9

3.3 结果解释

实证结果显示，地区平均工资、土地价格与经开区单位面积产值并非呈预期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单纯以劳动力价格或土地价格优势来解释中国经开区的发展绩效并不合适。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工资并不能反映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而劳动力价格高的地区往往劳动生产率较高，并且后者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50]。因此，地区平均工资较高的地区，其经开区的发展绩效反而更好。土地价格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并未与开发区发展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毕竟基准地价水平较高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环境和市场诚信状况都较好，从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也是如此。对环境管理较为严格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民众较强的环保意识也是其处于较高需求层次的反映。因此，较高的污染物税费虽然增加了生产成本，但可能折射出较低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土地和环境成本与经开区绩效之间未呈现预期的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易成本对经开区绩效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而资本价格和优惠政策则与经开区绩效呈现出预期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资本价格的系数不高，可能与中国的中小企业存在融资困难有关[51]，这是因为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更倾向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而造成地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经开区加工制造企业的资本形成关系不大。

在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变量中，运输环境与经开区单位面积产值的正相关性显著，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对经开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加工制造企业的稳定发展急需克服运输等外生交易成本过大等问题。预期影响不确定的3个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中，市场化水平与经开区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但系数不大，显示现阶段经开区更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努力实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在微观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有效整合[52]；地区经济集聚状况与经开区绩效也呈负向相关关系，但系数不大，表明当前经开区的企业集聚主要是地理上的“扎堆”，缺乏内在合作联系，难以体现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也难以通过促进重复博弈来抑制内生交易成本；但行政案件数与经开区绩效正相关，且系数大于1，表明以法律约束政府行为对于加工制造企业的发展是有效的，依法治国的价值即使在经开区尺度也能得到体现。

综上所述，虽然各类与经开区绩效相关的区位因素在实证研究中呈现出与预期的不一致，但都说明了交易成本对经开区绩效的影响比生产成本大。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排污费水平等对经开区绩效的影响未呈现预期效果，主要是因为要素价格还包含与交易成本的复杂联系；而运输条件对经开区绩效呈现出预期影响且系数最大，显示出抑制外生交易成本对集聚加工制造活动非常重要。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与内生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中，以法律约束政府行为是必要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比政府集中公共资源改善投资环境的效果更明显，经开区的产业集聚水平还有待提升，这些都对中国经开区的优化发展具有启示价值。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经开区建设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集聚加工制造活动的结果。它主要体现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转移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势以及外资优惠政策的一种简单组合”[53]。因此，与中国经开区发展绩效相关的区位因素与加工制造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密切相关。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和政府优惠政策是早期招商引资的主要吸引力源泉，因此，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这些区位因素的影响。但对2010年以前批准设立的106个国家级经开区2013年的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对经开区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与经开区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且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和政府依法行政状况与经开区绩效呈正相关性。因此，在经开区的长期发展中，应加大重视抑制交易成本，同时，减少在要素方面的竞相压价和盲目比拼财税优惠。毕竟，在分工日渐深化的过程中，抑制交易成本才是不断获取更多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的保障；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有形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明显减弱，无形要素的积累和培育会更多受到法治、诚信等与抑制内生交易成本相关因素的.作用。因此，建议各地在经开区建设中，适当遏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过快增长，继续加强交通等有助于克服外生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环境建设；同时，注重优化政商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依法管理经济的意识和水平；此外，还要努力促进在经开区“扎堆”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真正通过重复博弈抑制内生交易成本。总之，中国经开区的发展需要尊重加工制造活动对区位选择的内在要求，在努力抑制生产成本的同时，更多关注交易成本的降低，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更好地促进中国经开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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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翔（1975—），男，湖南长沙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方产业与文化空间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