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创新

 一、生态保护是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战略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为保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从2015年8月20日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陆续启动了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　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停产或限产。其中，河北省内两级控制区停产或限产企业3 700余家；北京市内1 927家工业企业采取了停产或限产措施，与APEC会议期间相比增加了15倍。在此背景下，2015年8月20日至9月3日15天的时间里，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基本上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空气水平，北京终于出现了所谓的“阅兵蓝”^[1]。

 从理论上而言，北京要保持这种所谓的“阅兵蓝”，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 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就必须永远停产或限产。即使是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之下，这种“阅兵蓝”也仅仅是空气或环境的表面情况，由于长期的污染，生态环境遭到了重度破坏，其负面影响仍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然后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开始修复过程，生态环境的修复过程又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一结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 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就立即开始生产，则北京终于出现的这种“阅兵蓝”将会立即消失，生态环境将继续遭受重度破坏。生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下的人的身体健康将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人是要时刻呼吸的，时时刻刻都要有适宜的空气，这就要求我们以所谓的“阅兵蓝”反思京津冀的发展，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从而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战略。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目的无非是让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如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的结果是人赖以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到最后人无法生存，那么，这样的发展成果不如不要。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都不能够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都需要反思。作为理性的人，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更不能饮鸩止渴。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任何战略都必须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或在更大范围之内如何处理近两万家污染企业的问题。此近两万家污染企业主要属于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或在更大范围之内如何处理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的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实现更加高级的工业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去城市化，而是实现更加高级的城市化。

二、京津冀的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煤炭的开发和利用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现行国际石油价格低廉的情况下，煤炭在京津冀作为一个产业应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对于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异议。即使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在京津冀也不应该重新开发和利用煤炭。

 煤炭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如何实现这些人的再就业？笔者认为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和其它第三产业完全可以使这些人实现再就业。

 钢铁产业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钢铁产业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战略产业，钢铁产业是不能像对待煤炭产业那样处理的。一方面，要保留京津冀的钢铁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要使钢铁产业在京津冀不产生污染。这不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式的悖论或矛盾吗？

 京津冀的钢铁企业必须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经过漫长的海陆联运，最后在京津冀生产出钢铁，也生产出污染。漫长的海陆联运是有成本的，而生产出的钢铁又仅仅相当于运输物的极小一部分，绝大部分海陆联运的运输物最后在京津冀变成了废渣并且产生出污染，这样的生产大有改进的必要，完全可以把钢铁厂就近建立在铁矿石出产地，就地生产出钢铁，然后把钢铁通过海陆联运运往京津冀。这样，对于地球的污染是一样的，但是，海陆联运的费用降低了，京津冀的钢铁产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得以保留，经济效益还有所提高，京津冀的钢铁产业污染问题得以基本解决。万一有事，如战争等，还可以撤回京津冀恢复生产。

 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战略产业，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是不能像对待煤炭产业那样处理的。一方面，要保留京津冀的化工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要使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在京津冀不产生污染。当代化工产业的原料主要是石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化工产业实际上就是石油化工产业，石油化工产业是高污染产业，在治理污染技术没有重大进步的情况下，京津冀还是应该保留石油化工产业，因为石油化工产业是战略产业，京津冀必须有战略产业的一席之地。

 京津冀的石油炼油和化工产业必须从国外进口石油，经过漫长的海陆联运，最后在京津冀生产出石油炼油产品和化工产品，也生产出污染。同样，可以把石油炼油厂和化工厂就近建在石油出产地，就地生产出石油炼油产品和化工产品，然后把石油炼油产品和化工产品通过海陆联运运往京津冀。

 三、关于京津冀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

 2013年11月24日，河北省的邯郸市、承德市、唐山市集中爆破拆除8家钢铁生产企业的16座转炉、10座高炉，这些转炉和高炉都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炸响了河北省淘汰过剩钢铁产能的第一声^[2]。爆破拆除本身不仅仅破坏了生产力，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污染。

 2013年12月18日，河北省对平山县、鹿泉市18家水泥熟料企业的1条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396个圆仓、19台磨机进行爆破拆除。2014年2月17日又对平山县、鹿泉市的17家企业的377个料仓和18套水泥粉磨系统进行爆破拆除，两次爆破拆除行动共削减水泥过剩产能1 850万吨，约占石家庄市总产能的40%。据介绍，石家庄两次集中拆除的35家水泥企业均不在国家淘汰序列、均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鹿泉人均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的污染现象有望成为历史，但是，此次爆破拆除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8亿元，此次爆破拆除工作减少产值近61亿元，此次爆破拆除工作减少财政收入3亿元^[3]。

 这样对于生产力的大破坏被冠上“壮士断腕”的光环，但实际上，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大量失业。

 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如何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问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反对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破坏性淘汰。落后产能的落后是相对而言的，过剩产能的过剩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京津冀的落后产能，在印度和非洲就可能是先进的产能。今天的过剩产能明天就可能是稀缺产能，再重新发展和重新建设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生态和环保代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材料，钢铁是船舶制造的基本原材料，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船舶制造必须加快发展，电解铝是制造大飞机和军用飞机的基本原材料，所谓的产能过剩是虚假的现象，是下游产业发展滞后和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美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对于过时的武器装备均未加以破坏，而是根据不同的贸易对象，有针对性地出口，没有破坏和浪费。美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中国并不富裕，人均收入还很低，发展生产力是很不容易的，在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点点生产力，绝不应该任意糟蹋和破坏。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把北京市的污染企业转移到河北省，把河北省的污染企业炸毁。

 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不可进行破坏性的淘汰，而是应该在全球视野之下，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经济的、生态的考量，尽最大努力保护生产力，做长远的打算。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都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中国在这五大行业要有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生产力。

 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部分确实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也不能采取破坏性淘汰的方式，因为落后是相对而言的，过剩产能则基本上是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要有针对性地输出国外。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生产设备还不如这些设备先进，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对于生态的破坏更严重。

 有学者认为产能过剩是房地产业疲软造成的，只要继续发展房地产业就能够消化过剩产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首先，现在已建成的商品房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十年左右才能够卖完，再继续发展房地产业风险很大。其次，房地产业的发展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被挤出，后患无穷，无异于饮鸩止渴。再次，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使用落后的和不人道的土地兼并和高地租进行残酷剥削，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被挤出。从汉代就是二牛抬杠，到解放前还是二牛抬杠，生产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导致种田者没饭吃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所以，所谓的过剩产能只能够通过发展输出型的经过升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产业来解决，从而实现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整合

 目前，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周边化或区域化。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东南亚一些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被当作硬通货流通和使用，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以及蒙古国也有一定影响。人民币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周边化或区域化的范围内，必须国际化。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大国崛起一般伴随着其货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成为计值货币。英国、美国的崛起均伴随着资本输出，伴随着本币成为国际计值货币。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资本输出，却是以美元为计值货币，结果日本经济逐渐衰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具备与其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对称的应有的国际货币地位。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是仅次于美元，而是排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加速进行，否则必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进行整合或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解决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够通过破坏生产力的野蛮而简单的办法来解决。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也只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即通过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用市场化手段重新调配所谓的京津冀地区的过剩产能。这实际上是产能输出，也就是产业输出，而产业输出必须有资本输出来带动，没有资本输出的产业输出是不可想象的。而一国的资本输出要求其国的货币具有一定的国际地位，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京津冀协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是人民币未来的目标，虽然这一目标要加速实现，刻不容缓，否则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毕竟不是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何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周边化或区域化这一现实，积极进行京津冀地区过剩产能向周边国家的对外输出，通过京津冀地区过剩产能的对外输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应该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般认为，亚洲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缘起。一般认为，金砖国家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的基础设施缺口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缘起。一般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基础设施缺口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这是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缘起。解决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资金带动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对外输出。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整合以及重振中国经济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中国和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这两个战略均为当前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均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战略，均为关系改善民生和中国国家长远利益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战略。

 国内有人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战略，二者没有任何契合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国内有人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两者差别主要体现为实施主体上和范围上的不同，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国内的部分区域，而“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际上的部分区域，二者所涉及的区域没有任何契合点，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中国资本、技术、标准、产业、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出路是京津冀的资本和产业走出去的问题。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应该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整合，这不仅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或龙头，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带动“一带一路”战略。从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来看，只有京津冀地区具备比较充分的条件率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对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存在巨大的过剩产能，亟须对外输出，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输出型的战略，要发展输出型的经济，而珠三角、长三角、山东经济区都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入型经济，不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或龙头。再次，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十分优越，京津冀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或龙头，不仅可以横向带动西部经济圈和东北经济圈，还可以纵向实施和加强南北对接，与南方的轻工业实现互补，缩小南北经济差异和南北经济差距，而且京津冀地区环渤海的区位优势便于国际交流，京津冀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北京中关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中心，但是，北京中关村地域狭小、房价高昂，极大地限制了创新产业的发展，如果北京中关村创新产业能够外迁河北省，不仅可以提升河北省的创新水平，而且可以推进京津冀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输出国外，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重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观念，由引进外资的输入型经济转变为对外进行人民币投资带动的产业输出型经济。现在空谈技术创新经济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并不是依靠技术创新而是依靠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长期依靠房地产经济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老百姓为买房几代人攒钱而无钱消费导致消费疲软，房价高企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等被挤出，加之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和世界经济危机，外资和外资企业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导致中国经济不可能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一步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这个“婴儿”早产了，必须直面这个现实，依靠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抱着依靠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经济的落后思想不放，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笔者主张，通过人民币直接对外投资，带动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对外输出，能够盈利则最好，不能够盈利也节约了运输成本和消除了国内污染。将生产的原材料运回国内，利用改革开放这些年学习和积累的先进技术进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产品出口获利后再购买国际先进技术，滚动扩大生产，那些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原因导致产业转出中国而失业的农民工，将被重新招入中国的产业升级的工厂，由中国自身完成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再现中国经济长期以两位数增长的奇迹，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六、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京津冀生态保护、资金、资源、人才、教育等一体化

 关于京津冀的生态保护的一体化问题，现在京津冀的生态保护没有实现一体化。首先京津冀的生态保护的目标和标准未能实现一体化，冀是为京津的生态保护服务的。为保护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的水质，仅张家口市就先后关停了上千家企业，连畜牧业都不可以搞。首都钢铁公司外迁曹妃甸，把重污染企业外迁至河北省，在北京周边产生的污染，风一吹可能又吹到北京。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京津冀的生态保护必须实现一体化，首先京津冀的生态保护的目标和标准要实现一体化。

 京津冀的资金、资源要实现一体化，而不是使资金、资源继续向北京集中，形成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的资金、资源要统筹兼顾、合理配置、平等分配，从而实现京津冀的资金、资源一体化，只有如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可能，京津冀一体化才有可能。

 关于京津冀的人才一体化的问题。所谓的“翻过一座山，工资翻三番”，北京市的工资高于河北省数倍，导致河北省的人才大量流入北京，形成所谓的“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没有人才，如何发展经济？必然导致“环北京贫困带”。京津冀的人才必须实现一体化，首先，河北省要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要接近或达到北京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只有河北省的工资水平超过北京，人才才有可能回流河北省，才有可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人才流入河北省。其次，必须实现京津冀户口一体化，否则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人才流入河北省是不可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只能说是一句空话。

 关于京津冀的教育一体化的问题。不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教育都是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北京，而教育应该是全民的教育，教育是典型的非首都功能，理应将首都的教育资源在京津冀范围内重新配置，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高考是中国重要的教育制度，理应实现京津冀高考一体化，统一京津冀高考录取分数线，一方面，对于北京的低分上名校是一个冲击，可以打破教育的不公平，提高北京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河北省上大学的人数，消除北京户口的高考福利，有利于体现教育公平和促进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七、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中国智库的崛起

 1980年12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4]陈云更强调领导干部在试点中总结经验，后来，深圳先行先试，也主要是领导干部去先行先试。

 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5]这也是强调领导干部去试和闯。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上海没有列入经济特区是一个失误，引起浦东大开发。邓小平南方谈话：“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5]这说明当时改革开放有失误。如何解决改革开放的盲目性和失误，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由领导干部以外的知识分子辅助决策是绝对必需的。知识分子辅助官员决策在中国绝不新鲜。但是，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之中，食客、师爷之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均完全依附于君主和政府官员。这种主从依附关系，使得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可能在辅助决策时提出客观的、独立的、纠错性的建议。

 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在决策过程中，智库所起的作用不大。但是，客观的、独立的、纠错性的智库对于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未来的决策之中必须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中国智库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领导干部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想法，经过中国智库的研究，逐渐丰满起来，一些错误得到了纠正，模糊不清之处得到了澄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必然伴随着中国智库的崛起。

 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京津冀地区面临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第三个具有国际意义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历史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河北省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河北省的领导干部要积极进取，抢抓机遇，要像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的领导干部那样不等不靠、积极进取、抢抓机遇、先行先试，而且河北省的知识分子也应该为了河北人民的生活积极献言献策，纠正领导干部的错误，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是河北省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历史机遇面前的历史责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中国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继设立经济特区、南方谈话后掀起的改革大潮之后掀起的第三次改革大潮的历史机遇。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中国，中国正在面临多种巨大的挑战，经济发展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接受和利用外资到资本输出，从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建立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到产业输出，这是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中国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的继续.同时又是新起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还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解决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有重大缺憾的，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没有解决生态问题，是高污染发展，长三角的发展也一样。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珠三角主要是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没有解决资本输出、智力输出、产业输出的问题，长三角也一样。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实现资本输出、智力输出、产业输出，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没有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农民工绝大部分不能实现与其打工地的居民在户口、工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上的一体化，长三角也一样。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实现资源、人才、教育等等一体化，即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阅兵蓝”炼成原因公布[EB/OL].[2015-09-07]

〔2〕河北化解过剩产能三地爆破拆高炉[EB/OL].[2013-11-25]

〔3〕河北淘汰落后产能“壮士断腕”还需“接骨重生”[EB/OL].[2014-04-29]

〔4〕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