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市场与政府也要“协同”

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各方对于京津冀三地如何“协同”研究颇多，笔者认为，在推动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也要加强协同配合，方可发挥最佳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企业外迁为例，这涉及经营成本，也涉及个人生活，不能只是政府决策，还应考虑员工想法，尊重企业负责人决策，还要兼顾迁入地居民的意见。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注册在哪里、选址在哪里，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但不能简单拉郎配，更不能强迫。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绞尽脑汁，甚至无原则地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做出优惠承诺，就是为吸引企业落户投资，但有时效果仍不理想，企业会从经济角度用脚投票。反过来，如今疏解大城市压力，引导企业分流或外迁，恐怕也不是凭号召就行，更无法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还是要在政策、资源、市场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引导企业“走出去”。

不过，加强协同发展，缓解“城市病”，单凭市场力量也不够。按照市场逻辑，企业就是要向资源多、条件好的地方集中。市场或许也能自我调节，假如当北京彻底成为“堵城”时，部分企业可能会主动“外迁”，或者当“大饼”摊到七环、八环乃至十环时，也就自动实现了与河北的“一体化”，但这样的发展显然要付出巨大成本。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仍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规划引导，抑制市场的盲目性。

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协同发展，不代表政府又要越位，而是把政府摆到一个合适位置，把被行政因素扭曲的资源配置还原到本来面目。

首先，要继续进行政府自身改革。长期以来的城市病，其病因包括政府的因素。企业为什么聚集北京？谁愿意承受拥堵？无非是因为这里有资源，特别是行政资源。在“跑部钱进”盛行的时期，企业只有贴近北京，才贴近审批者，才方便与审批者深度“沟通”。在政府深度介入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只有靠近行政中心，才能在信息等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消除“跑部钱进”的土壤，也就消除了企业向北京积聚的动力。

其次，要促进社会公平。人才为什么聚集北京？为什么甘愿承受拥挤和雾霾？无非是以北京户口为代表的巨大福利差别使然。在北京、河北接壤的一些地方，也许学校距离很近，但考北大清华需要的分数会相差很多。北京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北京户口意味着巨大的社会福利，仅这几项，就会成为人口外迁的阻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笔者认为，促进社会公平也是促进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一。政府要善用手中资源，把资源向薄弱方面倾斜，朝着公平的方向分配，为协同发展减少落差。

再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大局观。此前，围绕一些地方因PX项目的争议，人们关注到“邻避效应”这一概念，即某些效益为全体社会共享、但负外部效果由附近居民承担的项目或公共设施，总会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如PX项目以及火葬场、垃圾处理厂、公共厕所、通信基站的建设也会遇到类似问题。污染企业外迁也有类似问题，如果每个地方都只想要产值高、不污染的优质企业，那么，协同发展就无解。过去，各地为GDP不择手段，连污染企业也抢，如今，中央改进考核方式，不惟GDP论，于是地方普遍更注重绿色发展，不再欢迎污染企业，这当然是进步。但另一方面，如果都想着把既赚钱又干净的企业留给自己，把污染企业推给别人，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狭隘？违法的污染企业当然要关，但要求所有企业零排放也不现实。很多企业的生产为社会运行所必需，虽有一定污染，但能合法排放，并受到有效监管，这些企业的存在和运行也应得到保证。协同发展，需要三地在产业布局方面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正确的政绩观和大局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正指向这一问题。

当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更加“协同”时，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也必会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