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 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协同学分析——兼论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协同学基本原理及应用

 “协同”一词来自于古希腊语，意为“协调合作之学”。协同学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1977年正式问世。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开放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由混沌到有序，又从有序到混沌等变化的运动机理与规律，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普遍存在有序、无序的现象，一定的条件下，有序和无序之间会相互转化，无序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协同，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协同理论可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原理：（1）协同效应原理。协同效应是协同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指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即1+1>2的效果。它是由复杂开放的大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一个系统内，若各种子系统（要素）各行其是、互相拆台，这样的系统必然陷入无序状态，终致整体性功能瓦解。相反，若系统中各子系统（要素）能够相互默契、相互配合、达成一致，多种力量同频共振，形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系统，均存在着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力。（2）伺服原理，又称支配原理。协同系统的状态由一组状态参量来描述。这些状态参量随时间变化的快慢程度是不相同的，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而“慢变量”——序参量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快变量服从慢变量即伺服原理。当系统从无序达到有序的接近临界点时，“慢变量”就会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这些为数不多的慢变化参量主宰着系统的命运，确定系统的宏观走向，表征了系统的有序化程度。（3）自组织原理。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有序的结构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组织起来，并通过各种信息控制和反馈来强化这一结构。自组织原理是协同学的核心理论，相对于他组织指令和组织能力来自系统外部而言，自组织则强调内部子系统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条件下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达成默契，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特点。

 协同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协同效应”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优化资源配置研究。协同理论为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找到了出路。区域协同效应的存在，对各次级区域形成激励，有利于提高次级区域专业化生产和相互协作的积极性，使分散的局部地区优势转化为叠加的综合经济优势，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进而促进区域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形成区域分工与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因而适用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渡，进而实现成熟市场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我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协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更多侧重产业协同（张平，2005；张淑莲等，2011；张劲文，2013）和政府协同（王明安，2013；张俊峰，2013）两个方面，实现机制上则更多从多个主体综合着眼（高明、刘俊杰，2008；曹堂哲，2010；邱诗武，2012）。笔者认为，应用理论的前提是理解理论，如协同学的精髓在于强调事物从混沌到秩序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和规律，目前的研究对协同规律的揭示尚不够深入。另外，协同学突出系统协同的自组织特性，而大量的研究强调政府等他组织的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与协同学的核心内容背道而驰。

 二、区域协同的内容、主体和实现条件

 在协同学概念的基础上，区域协同是指各区域之间由于初始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别，在效益最大化的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序的分工合作使得区域内所有协同主体整体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区域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协作形成整体效应，推动整个区域共同发展。

 1.区域协同的内容包括：（1）以产业协同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协同发展，通过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既竞争又合作，形成区域内的分工合作，构建专业化分工合理新秩序。（2）政府间的协同，不同级别行政区政府实现协同治理，通过权利边界划定或权利让渡等协调机制，实现区域的共同治理。（3）城乡协同发展。城乡构成区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子系统的协同是构成系统协同的前提条件。都市区是城市统领乡村的区域，若干都市区构成更为广大的城市区域，因此，城乡非均衡发展不打破，区域协同发展便不可能真正实现。（4）生态协同发展。区域生态环境系统为区域共享，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具有先天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由于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特点也决定了区域联手共同治理的必要性。

 2.区域协同发展的主体：（1）市场主体，包括企业，行业协会等经济组织。企业的跨区域选址和企业内部管理的组织性，企业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形成了区域内广泛的产业联系，是区域内部产业分工的主体和决定力量。行业协会的出现，可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区域经济圈内的企业恶性竞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使地方政府行为符合区域公共利益。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中介组织，是产业健康发展的、产业自组织的重要保障，通常是自发产生的。（2）政府：在中国当前语境之下，区域协同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指政府。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挖掘实现资源的再配置的潜力。区域内部政府的协同在于克服地方本位，着眼大区域整体利益，通过区域协调机制，实现政府间的合作，重大问题实现区域的共同治理。

 3.区域协同自组织的条件。（1）竞争是协同（合作）的逻辑起点，是区域系统演化的最活跃的动力。区域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的两种相互作用：竞争与协同。正如哈肯所说：“我们将看到，很多个体，不管是原子、分子、细胞，还是动物和人，都以其集体行为，一方面通过竞争，一方面通过合作，间接地决定自己的命运。”^①区域协同发展的起点是竞争，结果是竞合。协同发展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竞争一方面造就了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条件（至少对这种演化条件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推动了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协同是系统整体性、相关性的内在表现，狭义的协同是与竞争相对立的合作、协作、互助，而广义的协同则既包括合作，也包括竞争，协同是系统竞争后期自组织演化的一种表现^②。区域协同发展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竞争中协作，并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的生存方式。在区域系统演化中，竞争与协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矛盾的，通过竞争达到协同，协同又会引发更高一级的新的竞争，两者是对立统一的。（2）主体拥有自主性是自组织的首要条件，子系统或要素有充分的自主性才能自组织。这就隐含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的市场体系、自由企业制度、公共政府和一定程度下的公民自治制度等，摒弃了地区保护主义、行政性贸易壁垒、分割的区域市场、企业运作的政企不分等非市场行为。正如美国詹奇（Jantsch，Erich）所说：“在活的世界中，这种多层次动力学耦合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或许可以在所有等级层次的某种自主性的维持中表现出来。不能把多层次自维生混同于控制等级性，在等级控制中，……在一个活系统中，每一个自维生层次都可以以部分自主性的方式与整个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交流。……每一层次都有其自己的自组织动力学，它造成了特殊的环境联系。”^③在区域空间组织结构中，以大都市为中心若干卫星城环绕的都市圈抑或网络状的中小城市群都是企业、居民、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在拥有充分自主性前提下空间自组织的结果。（3）系统的开放性是协同学和自组织理论的重要前提。按自组织理论的要求，开放状态才能保持系统（或子系统）不断地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流，与信息流的交换，才能降低熵值，经历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向有序的不断动态优化，形成更有利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功能，这种功能是由系统内部要素的有机联系和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它使整体效益达到最佳。在条件允许时，系统越开放，有序结构的活力越强。区域内部子系统是开放的，子系统之间是开放的，整个系统对外是开放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绝不是“画地为牢”，惟其如此，区域协同发展才充满生机和活力。（4）自组织是靠某种默契下的各尽其职，而不是外在命令下的共同行为方式。因此，制定一定的规则，在共同的规则下任由子系统相互作用（竞争与合作），产生序参量运动模式，从而推动整个系统演化，是系统自组织演化的最好的管理模式。同理，区域系统自组织的机制需要统一的法律法规、统一的市场规则，企业、居民、组织等要素，各个城市（镇）等子系统相互作用达成默契，形成日渐清晰的产业分工和城市职能分工，产生区域整体效应。在区域系统演化过程中，政府能做的主要是制定规则，调节参数，而区域公共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成为形成区域协同的重要的“控制参量”，为形成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创造外部环境。（5）区域协同属于社会系统的协同，是一种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的协同。区域协同要综合协调多重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遵从大数法则的求同存异，这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生存、发展的法则。因此，区域协同是经过协商、平衡，从彼此或大多数对象的利益出发，合理地进行协调，达到协作、协力、和谐、一致，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理想化的完全类似激光的协同。完全一致并不符合社会复杂性的事实，为了协商一致达成的组织机构、协调机制、新的制度安排等都是对区域协同的积极回应和系统走向协同的重要一环。

 三、区域协同发展的协同机制

 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影响一体化自组织性的因素很多，宏观来看，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同力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如图1所示。

 一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化意味着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并在地域的层面展开，产业的技术联系不断加强，与城市体系不断耦合，不仅是城市间贸易增强，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要素流动的迫切要求。二是区域内自由企业主导组织活动的协同力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生产决策、选址、生产组织方式完全自主决定，形成区域的生产体系和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的主体——居民和政府间形成互动，在区域利益最大化、企业利益最大化与居民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不断达成共识、统一规则、谋求共赢。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正式、非正式的组织、契约孕育产生，从而使经济、政治和社会高度融合。三是区域城市体系中核心城市（首位城市）的领导力。核心—外围主导的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创新能力决定了整个系统的自组织能力的强弱。自组织性集中表现为系统成员包括大、中、小城市（镇）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不仅产业呈现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城市（镇）职能特点突出，相互补充，城乡协同亦是题中应有之意。四是国际竞争环境形成的促力场。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的格局由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区域之间的、城市之间的竞争，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容易使区域内部城市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如果各区域主体能够在区域协同思想的指导下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则能够增强区域整体的竞争力。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控制着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占据产业链的高端，而这些城市无一例外地均与周边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城市区域，城市间的竞争意味着加强城市区域的联合以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

 这四个因素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成熟的市场经济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发展，它是经济、社会、政治多维度的相互促动、共同推进的结果，以产业协同发展为代表的经济协同发展，与府际间管理协同、社会协同的相互为条件，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区域的协同发展。 

 四、我国区域协同的控制参量与序参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采取区域倾斜政策，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经济色彩，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随之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国经济地理学家哥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和日本都市圈理论与实践传入我国，掀起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热潮，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城市群发展设想和规划不断涌现，以协同学的视角来看各地区域系统的演化过程，协同参量包括：控制参量和序参量（见表1）。

 （一）控制参量

 协同学把环境对系统的作用看做引起系统相变的决定性外界因素，系统协同与否直接受到环境对系统的作用，开放系统的环境作用因素取名为控制参量。就一个区域而言，控制参量包括：         （1）资源禀赋差异。包括资源的分布差异和要素获取能力的差异，是城市结构扩张与对外“侵占”的原动力。（2）产业结构梯度。主要是由资源禀赋和历史原因形成的，产业梯度过大则难以展开区域的产业合作，跨区域的产业链条难以形成。（3）政策差异。由于国家的区域政策、城市等级制度形成的地区发展能力会存在巨大差异。（4）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的扰动因素，通常是偶然和随机的。

 任何城市的资源禀赋都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即不同城市（镇）都存在结构性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和地区利益的作用使城市（镇）天然处于竞争之中，由于主体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力和适应性存在差异，区域内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冲突，城市间关系竞争大于合作，使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的结构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资源的不完备性产生了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地区合作成为可能，随着要素的可获得性、产业结构梯度、要素互补性和流畅性、政策环境因素、协调机制控制参量的改变，系统有可能由驱离平衡状态回到平衡状态。

 （二）序参量

 系统从混沌到有序的变化参数有快有慢，因此，称为序参量。按照区域协同过程中进展由快到慢的顺序，协同变量包括：交通一体化、商品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要素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其中交通一体化和商品市场一体化被视为快变量，区域交通系统化容易达成共识，统一的交通规划也较容易出台，加之各地政府已经形成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的大规模的投入建设^④。标准化的商品最容易流动，一旦市场放开，最先走出去的是商品，它导致区域市场范围扩大和区域内商品贸易量的增加，因此，商品市场一体化被视为快变量。而变化较慢的参量即序参量包括：产业的一体化、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和制度的一体化。三者是三位一体、相互作用，产业一体化微观上表现为区域内部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越发紧密，生产消费衔接日益顺畅，宏观上表现为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一体化离不开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支撑，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资源区域内配置效率最大化；区域制度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最高形式，区域内制度趋同、政策趋同促使要素的自由流动。制度演进通常有着其自身惯有的路径，依赖于历史、社会与环境等综合因素。

 五、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区域制度创新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1.全面深化改革，为区域协同创造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以改善控制参量。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此，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讲政府改革。政府改革要从偏向于“经济政府”的职能定位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落后地区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等等。所谓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效率，使企业、家庭与个人等微观主体获得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在法律框架下自由选址、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自由组织。

 2.坚决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包括围绕土地要素的土地制度改革、围绕资本要素的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发展、围绕劳动要素的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等。

 3.以自贸试验区推动全面开放，通过与国际政府监管模式、开放的市场运营模式、资本流动模式的对接，突破我国政府主导型地区经济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和“锁定”。通过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在开放贸易背景下加快发展金融资本服务、物流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从而加快中心城市的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进程，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及国际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活力和整体实力。

 4.实施区域层面制度创新。实现区域制度一体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最高级形态。区域制度协同发展固然与全国层面制度大环境有关，但是区域层面的制度创新和重构同样能够扭转局势，成就区域协同伟业。为此：（1）实施区域竞争政策。没有竞争就没有协同。竞争政策在建设统一大市场、消除恶性竞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清理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对明显的地区歧视性政策予以坚决剔除，健全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和反垄断法，建构竞争政策的法制基础，以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的合理竞争。（2）实施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协调区域发展。我国地区发展的差距是市场极化效应的结果，也是城市等级制度等政策性原因造成的，无论从弥补市场失效还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都是十分必要的。欧盟地区已成立的发展基金包括结构基金、发展基金、凝聚力基金等，致力解决地区问题的区域性政策协调机构也更加健全，诸如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等，用以协调各类地区政策，最大程度实现治理的协同。在我国京津冀地区地域相连、文化相亲，但差距明显，区域发展政策值得借鉴。（3）实施创新公共管理政策，实现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创新区域经济发展成果考评机制和政府政绩考评机制，创新区域的财税制度，健全区域内的利益输送补偿机制，寻求区域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积极推进区域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的区域统筹、异地结算，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六、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几点看法

 从吴良镛教授1999年提出“大北京”设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概念被提出十余年，但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滞后，京津冀内部的发展落差不减反增。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协同学视角，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还应克服如下问题：

 （1）京津冀产业梯度差距较大，在当今产业分工纵深发展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新形势下，比较难以展开产业的一体化组织；（2）国家区域政策差异较大，河北省受到的国家优惠政策较少，长期以来发展基础不雄厚，实力不济；（3）京津冀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不够发达，国有企业势力过大，区域经济自组织能力较弱。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被上升为国家工程，政府外力主导型特征明显。根据协同学的基本原理，京津冀协同发展尚需创造条件，除了继续释放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制度红利，区域制度创新等举措，还需加大对河北省的政策性支持力度，河北省自身更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实施产业扩充、结构调整升级，缩小与京津的梯度差异；培育中等城市发展，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等，而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常常容易被忽略。

 注释：

 ①【德】赫克曼.哈肯：《协同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②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③【美】詹奇（Jantsch，Erich）：《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④如长三角地区有公路里程约2.8万公里，公路网密度高出全国水平1倍多。铁路密度每平方公里1.2公里，比全国平均铁路网密度高出1倍多。目前京津冀已有多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其中北京与河北有6条高速公路接口，天津与河北有9条高速公路接口，天津与北京有4条高速公路相连。随着京津冀高铁线路的发展，京津、京石、津唐、津秦、津沧等主要城市间，均能实现一小时左右直达，形成一小时都市圈。除了高速路网，京津冀一体化航空、铁路大格局也已经形成（http：//wenku.baidu.com/view/fc4c7df1050876323012123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