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全球化已使结构调整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推动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高中端升级。如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本文将从学理层面对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结构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配第—克拉克定理”与结构演进趋势

学界讨论产业结构调整，总也绕不开“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说：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比重会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会上升，跟着第三产业比重也随之上升。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已将此作为衡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以为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这其实是个理论误会，若不澄清会贻害无穷。

顾名知义，“配第—克拉克定理”与两位学者有关。一位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72年他在《政治算术》中比较了英国农民和船员的收入后发现：以盈利多少论，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于是他预言说：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重心将逐渐由有形产品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生产；当工业收益超过农业时，劳动力必然由农业转向工业；当商业收益超过工业时，劳动力会再由工业转向商业。

1940年，同是英国人的克拉克出版了《经济进步的条件》，他按照配第的指引，对40多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和产出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所得结论与配第的预想完全吻合，于是学界将其合二为一，统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之后，库兹涅茨、埃·索维等西方学者纷纷鼎力支持，众星捧月，使该定理在国际上得以广泛传播。

有众多著名学者的支持，照理此定理毋庸置疑。事实上，我也不怀疑该定理。既然如此，可为何说将此作为衡量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个误会呢？其理由是因为该定理并非“定理”，而是“定律”。大家知道，科学上的定理是指用逻辑演绎证明的命题，通常表述为“若条件，则结论”（如勾股定理）；而定律则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即归纳特定时空下大量事实所得的结论（如牛顿力学定律）。一言以蔽之，定理不受时空约束；定律要受时空约束。

显然，“配第—克拉克定理”属于后者，严格地讲不是“定理”。问题就在这里，若它不是“定理”是“定律”，那么就同样要受时空约束。这是说，与其他定律一样，一旦时空改变就会失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结构调整不必刻意迎合该定律。否则东施效颦，到头来只会弄巧成拙。不是吗？近些年国内实体经济逐步虚脱，其实就与各地盲目发展“三产”不无关系。有前车之鉴，我们怎可重蹈覆辙呢？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配第—克拉克定律”不可借鉴，能借鉴当然要借鉴。但要指出的是，该定律可否借鉴得首先弄清它的时空条件，若条件不清，我们也就无从做出判断。可令人遗憾的是，该定律的时空条件为何不仅配第与克拉克本人未作说明，学界也似乎无人研究。之前曾担心是我自己孤陋寡闻，最近又翻阅了大量文献，反复查找还是找不到。也好，别人没说我来说，不肯定对，但应该不会错，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笔者认为，“配第—克拉克定律”的约束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所谓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律只存在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在别的阶段不存在。我想到的最极端的例证是农耕社会，那时虽有手工业，但并未出现机器大工业与服务业，“配第—克拉克定律”在农耕社会显然不成立。既然农耕社会不成立，当然就是阶段性的规律。而且我认为，此定律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社会，该定律也不成立。

为何作此判断？我的分析是这样：前面说，“配第—克拉克定律”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不过配第的这一思想并非直接来自经验事实，那时尚处在工业革命前夜，工业化要等一百年（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才起步。真正根据事实归纳此定律的是克拉克，而克拉克所依据的事实则是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事实。换句话说，克拉克只验证了工业化初期至中期的结构演进，而工业化后期会怎样他并未验证。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事实是，欧美制造业正在回归，从证伪角度看，此定律恐怕也不存在于工业化后期。

再看分工约束。此约束有两层含义：一是结构演进要以分工为前提，即没有分工就没有结构演进；另一含义，是分工范围决定结构演进的主体范围。具体讲，在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分工范围若只局限于某地区，“配第—克拉克定律”会适用于该地区；但若分工范围扩大，当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间的分工，则“配第—克拉克定律”就只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再适用于某个地区；同理，当分工范围扩大到全球，那么“配第—克拉克定律”反映的是全球趋势，也就不再适用于某个国家。

用不着讲复杂的道理，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3个地区，甲地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比较优势是“三产”。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间分工，这样甲、乙、丙3地则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此定律，但只要这个国家没有深度加入国际分工，那么整体结构演进仍会与定律一致。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配第—克拉克定律”是阶段性规律，绝非永恒不变；第二，此定律适用范围由分工范围决定，故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三，基于以上两点，一个国家的产业定位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断不可削足适履、生搬硬套。

二、“李嘉图定理”与结构调整通则

我断定“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工业化后期不成立，所举证的是今天欧美国家回归制造业的事实。问题是欧美回归制造业是不是长期趋势？倘若只是昙花一现，怎可证明“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工业化后期不成立呢？

从证伪的角度讲，要推翻某个命题只需举证一个相反的事实，但前提是这事实必须真实可靠。问题是，欧美国家回归制造业是真实可靠的事实么？真实性毋庸置疑，但这趋势日后会否再逆转却不肯定。由此看，用一个尚不确定的事实判定理论不成立确实欠严密，至少不是无懈可击。

该怎样补救呢？我认为还是应回到理论上来。未来虽无法预知，但却可按逻辑作推测。配第当年提出结构演进的思想，他的依据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人们要追求高收入，劳动力才会从农业依次向工业与商业转移。要追问的是，农业收益低于工业或工业收益低于商业是否是永恒的铁律？假若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当然成立；假若不是，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在我看来，农业收益低于工业、工业收益低于商业并非铁律。理论上，一个产业收益高低其实与产业的性质无关，只与稀缺程度有关。供求原理说：供不应求价高利大，供过于求价低利小。所谓物以稀为贵，讲的就是这道理。工业化初期农业收益所以低于工业，那是因为工业品相对稀缺；而工业化后服务业收益高于工业，也是服务品相对稀缺。问题在于，服务业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一旦服务品不稀缺，收益当然就不会高过别的产业了。

“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工业化后期不成立，那么结构调整的一般通则是什么呢？所谓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调整，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参与国际分工。从这个角度看，可借鉴的理论框架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赫俄模型”、波特的“钻石模型”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所推崇的还是斯密与李嘉图，因为别的分工理论并无突破性贡献，只是对斯密与李嘉图理论的发挥而已。

我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可将李嘉图的分工原理作为结构调整的通则，也可称作“李嘉图定理”。完整表述是：“假如国际贸易自由，一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结果不仅对这个国家有利，而且可增进社会整体福利。”其实，此定理的结论李嘉图早有论证，学界也有共识，可为何要把“贸易自由”作为假设前提呢？

已经说过了，定理是一个“假言判断”，能满足假设（约束）条件，定理成立，否则就不成立。试想一下，若存在贸易壁垒，一个国家想出口的商品出不去，需进口的商品进不来，它怎可能按自己优势参与分工？举国内分工的例子，目前各地结构趋同，其实与地区封锁有关。商务部曾对22个省、市作过调查，发现其中有20个搞贸易保护，这样地区间很难分工，只能“大而全”“小而全”。国内分工如此，国际分工也一样，贸易不自由也是目前不少国家未按自己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原因。

是的，国际分工要以贸易自由为前提，此点容易理解，真正的困难，是要解释“李嘉图定理”为何可作为结构调整的通则？这是说，只要国际贸易自由，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应按自己的优势参与分工。对此，可分两种情况分析。

第一种情况：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阶段为何要按“李嘉图定理”参与分工？答案是为了扬长避短。韩国是成功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韩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举打入国际市场，为日后的“汉江奇迹”奠定了基础。相反的例子是巴西。近百年巴西经历了从经济崛起、后步入衰退的过程。论资源优势，巴西得天独厚，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可耕地和先进的农业科技，可它没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耕地利用率仅7.5%），试图搞超越式发展，结果由于过度依赖国际资本，令经济长期陷入低谷。

第二种情况：一个国家到了工业化后期为何还要按“李嘉图定理”参与分工？理由同样是扬长避短。这方面成功例子多，美、英、德、日是举世公认的发达国家，但其产业定位却各不相同：美国以IT高科技为主导，英国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德国以制造业为主导，日本则以终端消费品生产为主导。不成功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本应重点发展相关产业，但冰岛认为搞金融才能暴富，于是一时间各类银行、信托、保险机构如过江之鲫，哪曾想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冰岛金融业全线坍塌，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应遵循的规则，当然也是“李嘉图定理”，但操作上应有区分：一是国内分工要打破地区封锁，鼓励各地根据本地优势调结构；二是国家层面参与国际分工，既要立足本国优势，但也要顾及“贸易保护”盛行的现实。这样看，近期还得审时度势、相机抉择才行。

三、按比较优势调结构与“比较优势陷阱”

近几年学界有一流行观点，认为李嘉图当年提出的按比较优势分工的理论已经过时。早在10多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就曾听人这样讲过，不过当时我以为只是那位教授的一家之言，没有特别在意。最近查阅文献，才发现国内持这看法的学者不少，甚至有人危言耸听，称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是“比较优势陷阱”。

“陷阱论”的理由，大同小异，皆说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若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应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在与发达国家贸易中虽能获益，但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更高，发展中国家实则处于不利地位。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骤然听似乎不无道理，可我却不同意这分析。正本清源，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李嘉图自己到底怎样讲。李嘉图指出，比较优势不同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绝对优势是指自己与别人比的优势；比较优势则是指自己与自己比的相对优势。国际分工之所以要按比较优势进行，是因为这样分工可以互利。何以如此？李嘉图用下面的例子作了论证。

英国与葡萄牙均生产毛呢与葡萄酒，英国生产10尺毛呢，需要100小时，酿一桶葡萄酒需120小时；而葡萄牙生产同量的毛呢与葡萄酒，分别只需90小时与80小时。显然，生产两种商品英国皆不占优势。然而李嘉图说，如果两国各自与自己比，英国的比较优势是生产毛呢，葡萄牙的比较优势是生产葡萄酒。假如10尺毛呢可换一桶葡萄酒，英国用100小时生产的毛呢，便可换得自己需要120小时才能生产出的葡萄酒；葡萄牙用80小时生产的葡萄酒，可换到自己需要90小时才能生产出的毛呢。

上面的例子其实包含了李嘉图分工理论的3个要点：第一，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若不存在绝对优势，但自己与自己比必有比较优势；第二，分工要以交换为前提，没有自由的交换则不可能有产业分工；第三，按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分工各方皆可节约成本，是多赢。归总起来说，李嘉图认为由于比较优势无处不在，只要不对贸易设限，按比较优势分工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

应该说，李嘉图以上论证无懈可击，可为何学界有人将此视为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呢？我的看法，是这些学者误读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陷阱论”者说，劳动力成本低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若按比较优势分工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显然这一推论的前提是错的。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那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李嘉图说得清楚，与别人比的优势是绝对优势，不是比较优势。

事实上，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同，各自的比较优势也各不相同，不能笼统说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比如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不仅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也有软件研发的优势，可自己与自己比，软件研发的优势更大，故印度的比较优势是软件研发。中国也如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比，资本并不占绝对优势，但和自己比资本却是比较优势，不然就解释不了国内企业为何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

再往深处想，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是企业而非国家。李嘉图举英国与葡萄牙分工的例子，那是个理论分析模型，他的本意并不是让两个国家分别生产毛呢和葡萄酒，而是让两个国家的企业作这样的分工。这就是了，既然企业是参与分工的主体，那么比较优势就应从企业角度权衡。一个国家有众多企业，有的企业劳动力占优势；有的资本占优势；有的技术占优势，怎可武断对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下定判呢？这是一方面。另外，“陷阱论”还有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比较优势”恒定不变。可事实也并非如此。举我自己的例子。上大学前我种过地，也当过会计。两相比较，当会计是我的比较优势，于是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学经济。在大学里（本科、硕士、博士）学习了十年，毕业时我既能当会计，也能做理论研究，但比较起来我认为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比较优势变了，所以我没有去当会计而选择做了教师。

是的，一个人的比较优势会变；其实企业也一样。改革开放前，国内大多企业从事的是初级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资、合资和进出口贸易，国内企业不仅积累了资本，也学得了技术。到今天，许多企业的比较优势已不再是低成本劳动力，反而是资本或技术。去企业看看吧，你会发现大量企业都在用机器替代人工。这一事实，已让“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力”的观点不攻自破。

“陷阱论”者也许会说，国内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不正好证明李嘉图的分工理论失灵么？我可不这样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企业家不蠢，要是资本或技术不是比较优势，企业怎可能转型？不然我问你：企业为何30年前不转型而现在转型？合理的解释，当然是企业的比较优势变了。比较优势变了，投资方向才会变。

所以我的结论是：企业分工的变化决定于比较优势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对李嘉图分工理论的印证而不是否定。由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个企业要改变自己的分工定位，必须先让自己具备相应的比较优势，否则只能是空谈。

四、调结构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结构调整的过程，实际是企业分工调整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是企业参与国际分工调整的过程。李嘉图说，企业应按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适时调整自己的分工定位。这样看，调结构的主体当然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讨论30年了，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讨论结构调整。为什么到今天还要调结构？我们可否反思一下，这是否与过去由政府主导调结构有关？我的观点，政府是不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的。如果政府要作为调结构的主体，理论上至少有3个前提要成立。

第一个前提，政府要事先清楚什么样的结构是一个好结构。既然政府要主导调整结构，那么事先必须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政府对这个问题清楚么？我认为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市场瞬息万变，而政府并不是神仙，不会先知先觉，不可能提前知道市场将来的变化，所以这个前提不成立。

第二个前提，政府要作为调结构的主体，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清楚企业的比较优势所在，而且更关注市场。这个前提成立吗？恐怕也不成立。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政府官员不可能了解所有企业的比较优势，即使了解也不会比企业家自己清楚。何况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约束不同，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投资，要自负盈亏，他们一定会更关注市场。而政府官员通常坐在办公室里面听汇报，当然也会去做调研，但通常是走马观花。关键在于政府官员不是硬约束，赚了赔了，跟他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相比而言，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懂得市场。

第三个前提，政府要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就说明行政手段要比市场手段更有效。是这样吗？未必。如果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领域、国家安全领域或者自然垄断领域，行政手段肯定比市场手段有效。如非典时期，我们的政府调控非常有效。但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行政手段是不是也比市场手段有效？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中央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既然这3个前提都不成立，那么，政府就不能主导调结构，问题是政府不主导谁来主导？企业家主导行不行？同样，也可以问3个问题，第一，企业家事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吗？企业家也不知道。第二，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更关注市场吗？这个可以肯定。第三，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市场手段比行政手段有效吗？这也成立。问题是如果由企业家来调结构，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好结构怎么办？

其实我们都知道，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晴雨表。当某种商品要素短缺的时候，它一定会涨价，市场要素过剩的时候，它一定会降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那么如何优化需求结构呢？其实就是一条，政府不要去直接管制价格，让价格体系真实地反映需求结构。价格体系合理，这样企业家就可按照价格体系的指引去调产业结构了。由此我有3点建议。

第一，如果让企业家主导调结构，政府就得放开一般竞争性商品的价格，让价格反映需求。理论上，对放开价格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但现实中政府很难这么做，因为总有人担心政府不管价格就有会出现通胀。如前些年我们的CPI接近5%，就有人说通胀是农产品涨价带动的。他们的理由，是农产品先涨价然后工业品才涨价，而且农产品涨价的幅度也高于工业品涨价的幅度。

很多专家学者也附和这种声音，说通货膨胀是农产品涨价带动的。其实这判断是错的，通胀只有一个原因，由央行推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农产品（生产一吨粮食），价格是1000元；一种是工业产品（生产一台冰箱），价格也是1000元。那么，整个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就2000元。如果央行只发行2000元人民币，1000元买粮食，1000元买冰箱，那么，这个国家是绝对不会通胀的。如果粮食涨价，从1000元涨到了1200元，那老百姓用了1200元买粮食，那么剩下只有800元买冰箱，冰箱自然会降价，否则就卖不出去，就要积压，冰箱厂就得停产甚至破产。所以冰箱不可能不降价。

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粮食涨价了，从1000元涨到1200元以后，冰箱也涨价了，从1000元涨到1100元，而且也卖出去了，这就是奇怪之处。如果只是粮食涨，冰箱不涨，不叫通胀。一个物价涨了，另一个物价降了，总物价水平不变，不叫通胀。通胀就是农产品（粮食）也涨，工业品（冰箱）也涨，都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现在统计局的解释是农产品带动的，说农产品涨了20%，工业品涨10%，农产品是3月份涨价，工业品是7月份才涨。这解释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是央行多发了300元钞票，不然不可能两种商品同时涨价都能卖出去。所以弗里德曼讲，通货膨胀始终都是货币现象。

第二，既然要让企业家作为调结构的主体，那么就要尽量压缩政府投资，增加企业投资。这里的关键，简单说就是发国债和减税的关系。发国债是用于政府投资；而减税是把利润留给企业，形成企业投资。这是说，发国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今天的国债就是明天企业的税。即国债发债越多，企业未来的税负就越重。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想想，政府的国债最后是谁来还？它并不是由财政部门还的，一定是由税务部门向纳税人收税来还，政府国债发多了企业交税就得多，企业税交多了利润就少了，企业投资就少了，所以国债发多了会挤占企业投资。政府投资是可以保就业，而企业投资也一样可创造税收、创造就业。

第三，让企业作为调结构的主体，我们就必须要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政府投资什么、不投资什么，应该严格按政府的职能来确定。政府在经济中应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说政府是守夜人，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是仆人（也就是服务型政府），从亚当·斯密时期的守夜人到今天的仆人，政府职能其实就4项，一是保卫国家安全，二是维护社会公正，三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四是扶贫助弱。

按照政府这4项职能，政府投资的领域很清楚，而且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也早就说了，是三大行业，两类企业。第一是国家安全产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第三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行业。另外还有两类产业政府要投资，一是高新技术产业，二是支柱产业。除此之外都叫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统统都要放开，要允许民间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来投资。只有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一般竞争性行业，让企业家按照市场信号，也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才有可能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吻合。

参考文献：

（1）Colin. M. A. Clark，1940，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London：Macmillan & Co.Ltd.

（2）威廉·配第：《政治算术》，马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库兹涅茨：《国民收入及其构成》，商务印书馆，1985年。

（4）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

（5）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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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刃刚：《配第——克拉克定理评述》，《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8期。

（9）吴敬琏：《结构性改革需真刀真枪》，《西部大开发》2016年第11期。

（10）厉以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9期。

（11）谢伏瞻：《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与政府作用》，《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12期。

（12）杨高举、黄先海：《中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吗》，《管理世界》，2014年第5期。